王卓然，字逥波，号梦白，1893年5月24日，生于辽宁省抚顺县镰刀湾村（现顺城区莲岛湾村），是我国知名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九三学社发起人与早期领导人之一。作为张学良将军的知己，王卓然先生倾慕他的人格，敬佩他的为人，折服于他的风流倜傥、从善如流、开诚布公、光明磊落的大丈夫气概，更深深地为张学良将军的言行所感动和震撼。为此，当他心中的“少帅”以36岁的年龄作禁囚之徒后，王卓然先生就把恢复“少帅”人身自由作为一生的已任，虽然无果，但契而不舍，直至终生。而在大陆收集整理张学良将军的生平史料过程中，其心之细，其力之竭，可谓是“一片冰心在玉壶”。
　　 1954年6月14日，王卓然先生看到中国近代史编辑部在《光明日报》刊登出征集近代史的广告，立即想到张学良军发动的“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震惊中外的一件大事。于是，他主动请缨，于7月14日写信给近代史编辑部，询问是否需要这方面的资料，信中写道：“‘西安事变’后，我写过一个小册子，《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在北京、西安边印两版，后来我把这稿子修正，设法密交在囚的张学良（那时他在奉化雪窦山）问他本人意见，他要我再三版印行，于是在上海又印行，由生活书店代为发行。所以我对于张的历史颇具相当兴味，假如你部认为张与“西安事变”的史实有搜集的必要，同时尚未得妥人帮忙，也许我可以效些微力，我星期五在京，如有兴味，可电西局，2906找我仍可谈谈，如无必要，也就罢了。”（1）是年7月20日，王卓然先生写出《张学良将军与“西安事变”史料收集与整理的意见》。《意见》提出史料征集遵循的原则，应采取从客观上多方征求的方法，甲、查考当时与以后报纸杂志的记载；乙、请当时主要参加人或关系人写资料；丙、参考外国人写的东西或其它来源。同时提出，关于甲丙两方面，应把北京、南京、上海三地方的各大图书馆作为资料的来源。对于乙项来源王卓然先生提出发通知或派人往访征求意见两种办法。王卓然先生还在《意见》中代为征集近代史编辑部拟写了征集资料的通知，即“本所收集近代史料，已于6月14日登广告于《光明日报》，向全国征求，查‘西安事变’为近代史上一件大事，主事人张学良及杨虎城两将军，在革命过程及统一战线上建下殊勋，亟应将有关资料悼念整理，编为史册，永垂不朽。夙仰先生为张学良、杨虎城忠难同志，请就所知与回忆，写一篇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的生平及与‘西安事变’的经过，不限字数，愈详尽愈好，希望能在本年某月某日以前赐下。本所意在征求资料，请你尽管放胆写出来，由我们负责整理。此致，敬礼，谢先生。”（2）为使资料收集尽可能达到一步到位和事半功倍的效果，王卓然先生不顾自己以是年过六旬的老人，周日都不休息，管理自费投资开办的儿童文化馆等情况，特别上心地利用工作之余，就其所知，列出曾是张学良的朋友、部下和幕僚的高崇民、于学忠、刘芳波、吴促贤、黎天才、应德田、邵力子、张治中、张学思、傅作义、卢广绩共10人，以及他们以前和现任的职务，目前居住地址，提出让他们写出与张学良将军共事和交往的历史资料。同时，还简明厄要地介绍了以上诸位能提供的基本资料情况：高崇民在“西安事变”前对张学良将军的工作主要是在幕后，起到“诸葛亮”的作用。刘芳波（名多荃）曾任张卫队团长，是当时去华清池接蒋的人。吴促贤（名家象）是张学良的秘书长，属于稳健派，对于当时一部分机要及“西安事变”前后知之颇清。黎天才的职务记不太清楚，但知他是代表张应付蒋的人。应德田是张的机要秘书，“西安事变”中的积极分子，对于“西安事变”前后经过知之颇详。邵力子、张治中两人对“西安事变”时南京的反应与12月25日张释蒋，随同飞往南京的过程，应是比较了解的，特别是军法会审张学良的情形，张治中知道一些。张学思是张学良将军的四弟，当时在南京中央伪军校读书，在“西安事变”时被看管，他对张学良将军的生平及事变情形可提供一些资料。傅作义现任水利部长，他是张学良将军的忠诚朋友，与张的交谊颇深，对于张的性格和生平可能提供一资料。卢广绩“西安事变”时任西北总部的党政处长，亦曾参加与一部分机要，也可能提供一部分资料。（3）
　　 关于收集上来的资料整理和取舍工作，王卓然先生认为“西安事变”与党的统一战线有密切关系，应采取谨慎的态度对待。故提出分下列三个步骤整理之：一是让资料组加以整理或整编，列出问题。如资料有矛盾或缺漏的地方，并请中央领导初步审阅，提出补充修正意见；二是在第一步工作完成的基础上组织一个临时审查会，请有关人事参加。例如供给资料者，在中共中央史学家领导下，开会审查；第三步是最后审核，“应请毛主席与周总理抽时间披阅审订，作为定稿，因为他们两位是‘西安事变’相对最有关系的人”。（4）
　　 1959年王卓然先生认为东北收集张学良将军史料工作开展的不够理想，于是，在８月１３日致信宁武先生：“听说西北人编杨虎城传已快完成，而且材料非常丰富，相形之下，我们东北朋友真应当加倍努力，抓紧进行。写汉公史料，兄弟仲贤应当自己动手带头去搞，并动员大家，如刘鸣九、孙一民、周达夫、卢乃庚、鲁穆庭、王一丁、郭希鹏、张立衡、荆有岩、陈先舟等等，每人皆让他们写，限期交卷，至迟不能过９月20日，应要国庆节小有成就才是。”（5）王卓然先生还率先写出《热河失守和张学良下野》的回忆文章。在实际工作中，王卓然先生虽然不是主要领导（东北主要领导是时任东北人民副主席高崇民），但却担起沟通、催办、通报和联系人的角色，收集史料过程中他是最细心、最积极、最活跃、做工作最多的人。他非常赞同有人提出的以年谱作为“经”，以收集的片断资料作为“纬”的工作方式，并亲自写出张学良年谱表征求意见，修正后寄给提供资料者作为回忆的参考。当他听高任旃说葫芦岛设港时曾有一石碑，刻有关于汉公（人们对张学良将军的亲称）的史料，致信宁武先生，“请兄联络，把这碑文拓下，或者抄下全文寄来。”（6）在给张学良胞弟张学铭的信中，他以“恨铁不成钢”心情，措词措辞严厉地批评道：“收集汉公史料是1956年周总理亲口交待，你是听到的，为完成这项工作，只有走群众路线，大家共同努力，谁也不能说‘太忙’，请问有谁‘平忙’呢？你如果说‘忘了’，或是知道的不多，那么像我这样的人更有何资格呢？我现在要求你：一是把附去的年谱表尽量填写，如排的年代有错请更正，或者你填好后集天津几个朋友座谈一下，大家补充修正；二是请再写些片断的回忆，不怕一鳞一爪；三是1947年汉公写给冠英大姐两封亲笔信，请查原函下落……我们初步指标在10月1日前完成资料收集工作，在12月12日前完成年谱初稿和传记的纲要，敬候回信。”（7）
　　 对书写回忆史料，王卓然先生比作是“探矿”。在给吴家象先生的信中他充满激情地写道：“找史料如同探矿，有时会有意外的收获，一鳞一爪皆是苗头，不可放弃。要求汉公的旧属旧友皆作为良心上的任务去写。从你的任务来说，得采‘要帐’的态度，不可大客气。你在这里得向我学习‘死皮赖脸’去坚持进行，不能再拖下去，再拖下去，我们不但辜负了总理的指示，也真对不起汉公。”（8）“我们怀念汉公，应当把怀念变成一种力量，鼓足干劲，自己带头去写资料。”（9）
　　 王卓然先生深知“集腋成裘”和“众志成城”的道理，他发函对住在上海的汤国桢先生写信言“因1956年冬天，在‘西安事变’20周年纪念会上，周总理表示追念杨将军和怀念张将军的报告下，指示收集两将军的史料……东北人负责为高崇民同志。吾兄忠心汉公，望尽力回忆，凡汉公的一言一行，请尽量信笔写出，不讲体裁，不求系统，并请尽可能于9月15日以前寄来。现北京、天津、沈阳方面皆分别进行，请兄在上海起一些骨干作用为盼。”（10）在王卓然先生的诚恳催促下，北京、天津、沈阳等地的知情人分别进行了回忆和撰写工作。王卓然先生还就大家对写张学良年谱流露出的畏难情绪进行了疏导和鼓励。在给刘多荃先生的信中，他就附去的张学良将军年谱表谦卑地征求大家的意见：“我认为只要大家努力，集‘三个臭皮匠’会完成‘一个诸葛亮’的工作，请兄尽力想，想起来就填。23日的会议主要是讨论这个年谱，大家对一对，互相参考，慢慢的修正补充，努力再努力，总会完成的。”（11）当然，王卓然先生不只是一个劲地吆三喝四，鞭打快牛，对完成任务要向他“交卷”的朋友，他开心地说“送卷时请大家吃饺子。”（12）虽然他要求大家于12月12日之前一定要写出初稿来，为此，他在北京每周皆不计任何成本地努力采取拜访、打电话、通信等方式全力工作，对有的人写信若干次。对老同志的身体和精神承受力也是考虑到了的，1959年8月18日，在《再致高任旃先生的信》中写道：“任旃兄：此间集会定于8月23日（星期日），在南河沿文化俱乐部举行，时间是9到12时，你如能来参加，大家共表欢迎。但是天气热，血压高，千万不可勉强。”（13）
　　 王卓然先生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通过张学良将军的亲属，得到远在美国居住的张将军夫人于凤至的确切住址，立即于1960年2月5日给她写了第一封信，就关于收集张学良将军史料一事进行了推心置腹的沟通。这一年。王卓然先生已68岁。为打消于凤至的思想顾虑，信中他自我介绍“目前，我的工作是收集编辑张汉卿先生史料工作，为了这个缘故，我同你通信，请你知道，这完全是文学历史问题，没有什么政治关系。所以尽管放心通信，公开通信，不会有什么麻烦。这些年，听说汉公作了不少‘诗’，你那里有他的诗没有？请抄下寄来。有多少亲笔信？请注意保存，还要散失，因为是史料。你那里有他的什么相片？请在当地照像馆拍版，把复印的各寄来一份，底片底版也要好好保存，也是史料。源于汉公的一生，特别是‘西安事变’后，你知道的事，请写‘回忆录’，愈详细愈好，这不是马上要，你可以同你的女儿、儿子商量在家想、想、想，想想就写，惟不要放下，有什么写什么！第一封信就写到这里，请马上回信。祝：合府平安！卓然。”（14）
　　 王卓然先生对张学良将军的了解、热爱和忠诚，仅从他所写的《意见》和一封封寄给祖国大江南北、大洋彼岸的信中，就让我们感觉到其情之真，其意之浓，特别是他那殚精竭虑，费尽心血，锲而不舍的精神，是无于伦比的。张学良将军一生中有这样一位兄长、朋友和幕僚，在九泉之下，应足矣。
　　 注：（1）至（14）抚顺市档案馆175/5第911件，赵杰、王太学主编：《王卓然史料集》第181页至283页。
　　 张学铭（1908－1983），字西卿，辽宁海城人。爱国民主人士，国民党陆军中将。张作霖次子、张学良胞弟。东北讲武堂毕业。1919年毕业于日本步兵专门学校，曾任驻日使馆见习武官。1929年回国，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天津市市长，七七事变后旅居欧、美、香港。1941年香港沦陷被迫返回内地，1943年曾被迫接受汪精卫政权军事委员会委员。抗战胜利后未被追究，任国民党政府东北长官司令部参议室参议，东北行辕参议室副主任、总参议。建国后，历任天津市建设局副局长，天津市市政工程局副局长、顾问，民革第五届中央委员、天津市委副主任委员。“文革”中遭迫害入狱，1973年平反。是第三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政协常委。1983年4月9日在北京病逝。
　　 吴家象，奉天义州（今辽宁义县）人。１９１９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曾任沈阳高等师范学校教师、东北大学总务长兼教师、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长、党政府立法委员。建国后，历任政务院参事，辽宁省司法厅、民政厅厅长，吉林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民革第五届中央委员、吉林省委第四届副主任委员。是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高崇民（1891—1971）原名恩浚，字健国，号崇民。辽宁开原人。从1929年起，曾先后担任奉天省农务会会长、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的秘书等职。1935年10月，接受中国共产党派遣去西安促进张杨联合、实行联共抗日的任务。参与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被任命为张、杨两将军的政治参议机构设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并参与起草了张杨联署的关于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院长。1964年12月至1971年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是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盟第一、二、三届中央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