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七0年的冬天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自那以后，直到现在，再没有那么寒冷过。一月份又是这一年中最寒冷的一个月，一月廿七日凌晨一时卅分，我的第一个孩子健梅出世了。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那时我还在成都工作，为了迎接我的第一个孩子的诞生，我提前在1969年底就请假回来了，回到了我的家乡江苏省阜宁县。那时我们的家还在农村。产前的一周，我带着妻子去县城的人民医院进行产前检查。我们是乘坐宝应至阜宁的轮船去的。那天，轮船与往常不一样，不是在后面拖一条大木船，而是前面顶着一个水泥船。大概是为了破冰，所以，行动缓慢。我还以为这不是客轮，怀疑客轮今天不来了，本来就悬着的心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轮船今天要是不来了，那可怎么办啊。
　　 随着“呜——”的一声长鸣，轮船开始向码头驶来，我那紧缩的心才又松了下来。
　　 船舱里没有正规座位，只有十几条狭长的木板凳。里面没有什么乘客，舱里一点也不比外面暖和。大概是因为船体是钢筋水泥，导热性比木板好，把船舱内仅有的一点点暖气全传到冰水里去了。刚进来还好一点，后来越来越冷，我开始瑟瑟发抖，牙齿也开始打架，还不时地打着寒噤。我担心地看了看我的妻子——未来孩子的妈妈，她却很镇静、安详。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为了孩子和孩子的妈妈，再冷也也要坚持住。我快做爸爸了，寒冷算得了什么！奇怪，我这么想时，居然立时不觉得冷了，牙齿也能和睦相处了。也许刚才那一阵发抖不全是因为寒冷，还有心情紧张的缘故吧！
　　 所幸的是，检查的结果是胎位正常。医生让我们一周后再去检查。
　　 然而一周以后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去县城了，因为通往县城的射阳河已结了一层更厚更坚的冰，轮船已断航，那摇橹的民船就更不用说了。乘汽车要步行十多公里才有汽车站，而且车辆极少。
　　 尽管如此，一周后的一月廿六日，我还是催妻子再到县城检查。然而她说，既然胎位正常，就不去了，就在家里生吧。我思想斗争了好一会，面对着射阳河十几公分厚的坚冰，我也只能望河兴叹。我们步行去车站也必须渡过射阳河，而渡口已封冻，摆渡也几乎是不可能了。没有办法，只好依着她，就让她在家里生吧。
　　 也就在这一天下午，妻子开始阵痛了。这时想去县城也来不及了，而且还很危险，因为路上要十几个小时，太难走了！于是我最后决定就在家里生了。
　　 我们很快就请来了接生婆。此时我又喜又忧，喜的是我就要当爸爸了，35岁才得子，怎么能不高兴呢！忧的是家里条件实在太差，在家里生孩子实在太危险了！然而事到如今，已经无可奈何，没有别的办法了。
　　 天很快就黑了，不知不觉中到了晚上八点。在等待中我安慰自己：我的孩子很快就要出世了。但是在过了不是很难熬的一段时间以后，还是不见她出来，我们开始着急了。这以后，有一段时间妻子曾经阵痛加剧，我以为孩子快要出来了，于是依照接生婆的指令，妻子坐到临盆的位置，我则坐在她的后面抵着，好让她有个依靠，也算是一个安慰。
　　 然而她并没有出来，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呆在门口，就是没有动静，接生婆摸到了她的头。
　　 这时，我高兴的劲头已全然没有了，有的全是焦虑。我想到要去阜宁，然而，用船摇到县城是根本不可能的，何况已冰封了河道。即使畅通也得要六个小时，根本来不及了。
　　 没有办法，听天由命吧！一会儿接生婆说，小孩头上可能有一个大瘤，有肉圆子那么大，我一听几乎没有被吓晕过去。好一阵子，我才平静下来：有瘤就有瘤吧，生下来再说，顾不得这些了。我心里虽然火烧火燎地急，但我一点也没有表露出来，还强打精神但却有气无力地妻子说：不要着急，不要害怕。事实上，她一直也没有“着急”，只是不停地用力，企图把孩子挤出来，但接生婆提醒她说，暂时不要用力，否则到了临产就没有力气了。——也许有点道理，但什么时候“临产”呢？就这么拖下去吗？妻子怎么受得了啊！
　　 就这样令人揪心地沉静了好几个小时，这期间接生婆束手无策，什么作为也没有。而此时我也已魂不附体，除了无力地、重复地安慰妻子外，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那些安慰的话其实也是对我自己说的。可惜我从来不相信有上帝，否则此刻我祈祷上帝保佑也许会得到真正的安慰。然而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知道眼前的事实是严酷的。茅屋里一点声音也没有，只有木柴和稻草燃烧的吱吱声。天太冷了，不得不生火取暖，否则我们都得冻死。我的岳母——未来孩子的外婆，在不时地添加草料或木屑到火堆里。从下午直到现在，从表面上看来，外婆一直很镇静，那安慰的话，她只说了一两句，而且也只说了一次，但她内心的焦虑在脸上暴露无遗。她时而凝神专注地望着自己的女儿，时而又将目光移注于我，那神色分明是在问我：该怎么办？而妻子则坐在我的前面一动不动，也不说一句话，我也看不到她的表情。接生婆则两眼死盯着火堆，一声不吭，好像是僵在了那里。就这样，空气好像凝固了，令人窒息。
　　 孩子啊，你怎么还不出来，是不是嫌我们太穷啊！此时的我啊——欲哭无泪，也不能哭啊！
　　 大约到了夜晚十一时半或十二时（这是现在的估计，那时哪里还有心思去看钟啊），不知是我还是岳母，提出把本地一个小有名气的乡村医生请来（之所以拖到现在才请，是因为他不是妇科医生，而且我认定妻子能够顺利生下孩子。此时去请他来也实在是情不得已，也不抱多大希望）。这位医生一来就说，产妇年龄大了，又是第一胎，难产是不奇怪的。此外，他再也没有说什么。现在想起来，那确实是难产，如果是现在，早就剖腹产了。医生说过这话之后，就给我妻子打了一针，他也没有说打的是什么针。此时，我已麻木，根本也想不到去问医生打的是什么，也不抱多大希望。我已堕落为一个无知的愚民，只对时间和命运抱有希望，指望就这么下去孩子就会出生，母子都会平安。
　　 这一针打过不久，小家伙又开始活跃了。然而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妻子事后告诉我的。我当时仍然只是呆呆地坐在她的后面，像个木头人一样。直到听到接生婆说了声“好了，出来了！”我才猛然一惊，也猛然一喜，她终于出来了！随着她的坠地，我心里的一块石头也落到了地上。不久发出了第一声啼哭，宣告她来到了这个世界，来到了我这个穷苦不堪的知识分子家庭。
　　 她的出生地是她二舅家的厨房（我和妻子结婚后根本没有房子，因为实在太穷。我们临时寄居在她二舅家的厨房里），这间小茅屋一直是她妈妈和外婆住的，结婚前就是如此，结婚后也没有变。茅屋面积不到10平方米，泥墙，草顶，早已破烂不堪。结婚那一年，我曾用泥土把墙抹了一下，好了一点，但草顶我却无法修理，也不会修理，早已千疮百孔。这样的房子不说太小，实在也不是人住的地方，随时有倒塌的可能。用现在的话说，是危险到了极点的危房。为了迎接她的出生，我们在离门口不远的地方临时搭了一个挡风屏，剩下的一小块地方就成“产房”了。这个挡风屏是用一张已经半旧的芦苇席子搭起来的，用打草包的架子作支撑。之所以要搭一个挡风屏，因为那屋子的门实在不能算作是门：仅有一个简单的框架，一条条木板用钉子钉在这框架上，就成了所谓的门。就是这样的门还是借人家的，我当时穷得连一扇门也买不起！
　　 现在想起来，远不能用后怕这两个字来描述当时的情境。在我写这段文字时，我的心始终还是揪着的，真是不堪回首啊！一想起这事，我就自责，而且永远不能饶恕我自己。我怎么也无法用贫困作为理由为自己开脱责任。试想，如果那位乡村医生打了一针以后孩子还不出来，或者虽然生出来了却产生其他致残、致命的事故，那将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无法抢救。我将会眼睁睁地看着大人小孩丧命而束手无策。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后果！每想到这一点，我的心就震颤，久久不能平静。如果是那样，我这一生不知会怎样凄惨，也许我根本活不到今天了。幸好，她和她的妈妈都很争气，挺过来了。用她妈妈的话说，这就是命大。
　　 她出世后的几个小时，挣脱险境的欣慰和得子的兴奋，使我完全忘记了后怕。顿时我精神大振，立刻忙了起来。具体忙了些什么我都忘了，因为比之那一段险况，忙碌毕竟远不是刻骨铭心的事。现在想起来，大概就是忙些吃的（无非是馓子之类，没有什么其他好吃的东西），整理那个根本不能称之为床的床铺。再有，就是收拾这个所谓产房的残局，她的外婆和我一起忙着。此时，外婆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她一坠地，接生婆并没有立刻把她抱起来，而说什么初生儿体内有火，让她冻一冻好。接生婆把她妈妈肚里的胎盘取出来之后，才把她抱起来洗澡。洗过澡抱进她妈妈的怀里时，我听到她那并不大的颤抖的哭声，看到她哆嗦的身体（接生婆的这个举动真是荒唐透顶！），只可怜她的妈妈此时也已冻得周身冰凉，没有一丝暖气。我把被子理好并掀起，让她妈妈抱着她进被窝。就在此时，我看见她妈妈神情平淡，没有我那种得子的喜悦，她看上去很虚弱，像大病初愈，连微笑的力气都没有了。我连一个暖水壶也买不起，暖水瓶也没有想到事先准备好，被窝里冰凉啊。我当时真是心痛如刀割，我怎么这么无能、这么穷啊！竟使我的妻子和第一个孩子如此遭罪；我又怎么那么糊涂，让接生婆把一个赤条条的初生儿，毫无抵抗力的她，放在冰凉的泥地上！此时离天亮只有三、四个小时，待到天亮时，被窝里才有了一点点暖气。
　　 这以后，我的艰苦工作就是给她洗尿布和给她妈妈做吃的。这两项工作都是要用水的，那时，农村还没有煤气、电，仅有的一点柴草连煮饭都不够，哪里还能用来烧热水啊！我只能用冷水来洗东西。那个冬天真冷，双手伸入冷水里真是刺骨的痛啊。每天早晨，我要用大木榔头奋力砸开那十几公分厚的坚冰，打开一个豁口，然后再从冰窟窿里打出水来洗尿布。先用刷子刷一遍，然后再在水里漂洗一遍。最苦的还是洗菜、洗肉（只有很少的肉），不能像洗尿布那样洗得快，洗菜必须慢慢洗，手也必须全部下水，否则洗不干净。那冰水长时间的浸泡让我双手冻得发麻，如针刺入骨髓。呼啸的北风，刮在脸上如刀绞。每天这项工作做完之后，我都是周身冰凉。她出世后没几天，春节就到了，照例又是要忙的。她妈妈自然是不能做事的，因为身体太虚弱了。我和孩子的大舅妈、二舅妈以及孩子的外婆一道忙着蒸馒头、煎肉圆（这是我们家乡过春节最重要的两项工作，馒头和肉圆也是春节主要的“上等食物”），忙得我真够呛。但由于我已当了爸爸，所以忙的也很高兴。
　　 前前后后这么一折腾，我终于病倒了。当时不知是什么病（现在想来可能是一种重感冒），那症状就像是疟疾，每天下午二时开始发冷，然后不久又开始发热。脑子糊里糊涂，说睡也没有睡着；说醒着也不像是醒着；说做梦，但又不像是梦；大脑不由自主地想着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请来赤脚医生也说不清是什么病，当然也就不会用药，事实上那里也没有什么有效的药。我想，打摆子只有秋天才发病，哪有冬天发病的呢？没有办法，就那么撑着，连着三、四天以后，症状减轻，渐渐地就好了。想来我也算命大，39度的高烧就那么挺过去了。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们一家还真的应了这话。病愈之后，我将那弹丸之地整理了一下，但无论怎么整理，地方也只有那么一点点大，总是好不了多少的。待她妈妈满月之后，我不得不回成都了。这时我才又猛然想到，我们是分居两地呀！何时才能团聚？我不由得惆怅起来。这个阶段，我的第一个女儿大部分时间在睡觉，我看她睡得很熟，很少哭闹。夜间或晚上有时醒来，她的妈妈就叫我去看看她。那时没有电灯，我们移动着煤油灯，她的眼睛也随着煤油灯而转动，这让我们非常高兴，不由得都笑了起来。此时，她的妈妈身体也硬朗了一些，开始下地做一些事情了（在农村，当时妇女生孩子仅有一个月的产假，这是惯例。而当时城市是56天，现在则是半年）。不过，尿布还是我洗，因为我不忍心过早地让她妈妈的手进入刺骨的冰水里。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夜里，我和她妈妈轮流带着她睡觉，因为她在我们的怀里时，我们是不能睡着的。因为一旦我们睡着了，就有可能使她着凉或者遭受其他伤害。我们是在被窝里把她从这一头递到那一头的。因为天太冷，我们的房子又太破，实在不能在被子外面把她递来递去的，哪怕时间很短也不行。
　　 然而我要走了，要暂时离开我的女儿，心中不免难受。后来，她妈妈建议她们母女二人和我一道去南京，把第一个孙女带给爷爷和奶奶看看。于是我们一家三口坐着轮船（那时阜宁至南京没有直达汽车，若坐汽车需要转车两次，车费又太贵），辗转三次，长达三天，才到了南京。一路上，和在家里一样，我们轮流抱着她，轮流睡觉。其实那根本不叫睡觉，仅仅在座位上打打瞌睡而已。因为那时的轮船根本没有地方可以躺下来睡觉，这一路的辛苦自不待言。到南京不几天，我必须回成都了，因为假期已超过很多了。那时正是“文革”中期，按毛主席指示，要复课闹革命了，我不能不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