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27日到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和通过经过广泛讨论的的文化大革命。《决议》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建国以后32年的功过是非，彻底否定了给党和人民带来灾难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讲的准准确确，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其中讲“文革”后果是“严重灾难”，性质是“内乱”。我时任中共嫩江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曾在电影院大会作辅导发言，重点讲到后果与性质。现在距离停止文化大革命的1976年10月份，已经三十个年头，《决议》已经过过去20余年，社会上还依然可以看到“灾难”的往事，“内乱”的影子。
　　 按照中共中央组织部上个世纪80年代关于填写“干部履历表”的要求，我有两段时间属于“受迫害”，即在四家子公社被夺权到第一次“解放”，在老沟被看管到第二次“解放”。解放的概念，指解除束缚，得到自由或发展，特指推翻反动统治，有旧社会营垒做比较。我们大批共产党人本属共产党范围，忽然冒出个“解放”干部的理论与“运动”，从哪里“解放”到哪里？很滑稽，似乎是一种“运动学说”的产品，也算一种政治游戏吧。
　　 宏观地讲，我“受迫害”时间跨度为一年半。第二次从蹲牛棚到1969年3月12日解放，共98天，其中蹲牛棚被专政78天。时间并不长。比起那些迫害之死、致残和以年为时间单位计算者比，我是幸运者；比起那些受尽折磨，受尽苦难，倍受玷辱者，无人格可言者，我更是幸运者。我的良知和责任驱使我记下当年的部分往事，从一个边境公社的简单“牛棚”生活看“灾难”，看“内乱”，看部分历史的真实。
　　
　　 1、“苏三起解”
　　 我只和县委、县政府的黑鬼领导们住了一宿“牛棚”。第二天早饭后，树文书记和瑞元县长等人小声嘱咐我回公社的注意事项。瑞元说：伙计，一会儿你就该“苏三起解”上路了！精神点。他话音刚落，只听何大胡子站在走廊里高声喊我的名字，命令打行李，公社来人“提审”我。
　　 我透过玻璃，只见昨晚要给我煮面条的赵某以目示意，向我告别。公社的两个同志恰好走过来和他“交接”。这是两位平时和我一同下过乡的干部，篮球场上“厮杀”的球友，相处很融洽的同志。但此刻“敌我”相见，泾渭分明，如何表演？营长的大哈腰，随营医生的喷气式，国珍的下车被打倒之声立刻浮现出来。“亲不亲，线上分”。两条路线斗争、两个阶级斗争已经把人们斗出天昏地暗。夫妻斗，父子斗，母女斗，兄弟斗，师生斗，战友斗，同学斗······。唯毛主席革命路线是听。原来一些相处很好的同志，忽然在路线上翻脸不认人，斗的你死我活。我们该是什么场面？他俩开头绷着脸向我宣布，代表四家公社人民逮我回公社接受人民的审判、审查。但当宣布途中纪律时，俩人都有些绷不住阶级斗争的弦，差点扑哧一声笑出来。后来，他俩说，怕见到我时，大家依然旧时的喜笑颜开，说话没遮拦，传出去不好交待，态度要严肃一点。但看我一本正经地犹如苏三离开洪洞县，再也忍耐不住，直想笑。那是何等森严壁垒的年代，何等阵线分明的岁月，哪里准许有这种演出！那是招来“杀身之祸”，招惹是非的麻烦。他俩赶紧转过脸，绷脸笑对赵某说句“就这样吧，走！”抬脚先走。看到这情景，我似乎也动了感情，憋不住要笑。赵某立刻用眼神制止我，呼着我的名字，命令式地叫我赶快跟上。后来讲到这段“提狱”情景，我们3人大笑不止。这也算“文革”中一个逗人的小浪花。
　　
　　 “苏三起解”，在路上向人们可以喊冤，还有冤枉中的说话自由。“文革”中连这个自由都没有。一旦申辨则罪加一级。辽宁省的张志新就是因为讲自己的话，竟被残忍地割断喉管。报纸登出以后，全国哗然。“文革”的灾难比起封建社会如何？公社来“押解”我的两个同志和我约定，一路上谁也不说话。
　　 但县直机关干部不同。当时原爱辉县委、县人委机关办公楼南临兴安街，与北临中央街的商服大楼隔院相望。县牛棚就设在商服楼上。为方便起见，我被押解着穿越县大院，一下子遇到正要下乡的七、八个熟悉的同志，基本都是嘉荫社教工作队员或郑某人大吵小青楼的见证人。但他们不认识权当临时“解差”的两位同志，一下子把我围起来，以为我没有问题了。问长问短，为我高兴。那是很珍贵的短暂一瞬。我说了实话，又介绍了两位“解差”。大家立马唏嘘不止，后退几步，让出南行之路，同情地目送我离去。
　　 他们嘴没停，但声音不大，我却听的真切。大致是三种提法。一是同情。二十几岁平遭打击陷害，太冤屈。二是仗义执言。骂郑某人等整人不择手段。三是鼓励。说我的问题已经在地委、县委两个大院当笑话、当故事讲开了，认识不认识的领导，都同情我。我会很快“解放”出来。这段时间权当磨炼。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原本要干到底、弄明白的决心更增加了力量。
　　
　　 我穿着自己的蓝棉袄，戴当兵时剪绒帽，和两位“解差”走在黑河路上，犹如赶路，没有人看出我是“黑鬼”、押解在路的黑河男“苏三”。一公里多的途中，我急速想着刚才听到的信息，想着回到公社被批斗的几种可能，想着采取硬顶还是迂回开玩笑的办法。想着想着，自己笑了。反正都在玩政治游戏，试一把！他俩在我身后左、右各二、三步远，没有听到我苦中取乐的笑声。
　　 汽车客运站知道我是黑鬼，被押解回四家子公社批斗。但他们不相信会是20几岁的年轻人。他们前一天晚间就在客运站大候车室批斗了营长，知道我和他同在老沟被看管押解回黑河，也预示着我也将象营长那样被“喷气式”地拖进会场，遭受非人侮辱和不讲理的批斗。
　　 我们在剪票前10分钟登车，坐在中间稍后的座席。这10分钟，客运站的站务人员和少量货运司机，以看看车，找司机或乘务员有事为由，纷纷登车，看新奇动物般看我们3人。他们分辨不清谁是黑鬼，谁是“解差”，在车下指手划脚地叽叽喳喳，直到把在呼玛浴池准备斗我的混血司机请来，登车看了一眼，告诉他们：就是那个，年轻的，穿蓝棉袄，假装没事的那个。我们听的一清二楚。
　　 那天乘车人特别多。有位老人要到我那里挤坐，意思要我让让坐。乘务员立刻走过来，说我那里是特殊座，谁也不能挤，另给他安排了坐位。我在受保护。更有意思的是乘务班长小洪在开车前登车检查，问谁是四家子公社姓王的。两位“解差”赶快答话。她走过来，单独交待我要坐好，有什么事情可以叫乘务员。
　　 她是位文革前的党员，一直是先进工作者，群众中很有威信。接受安排“黑鬼”乘车任务之后，她一直单独处理。提前乘车、安排座位，都是她具体操作。一年后，我调到运输公司当革委会主任，在客运站候车大厅举行见面会。小洪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早就认识了”。真的，她一直兢兢业业地工作在运输战线。我问起“黑鬼”乘车那天为什么有那样多的人上车看我。她简单说是“看神奇”。
　　 原来，第六指挥部和爱辉营民工返回黑河的车队浩浩荡荡，司机多，好猎奇，聚到一块讲轶闻趣事。我们三个黑鬼被格外青睐。他们添枝加叶，讲了许多故事。小洪在我当黑鬼登车前一天就听到关于我的三个奇闻。其一曰，我每天夜半时分穿背心裤衩，走出寝室练功夫，然后再回去睡一觉。起床前，全身出汗。民工怕我，看守也怕我。在代客车上，别人冻的要死，我却额头出汗。吓的看守不敢碰我。
　　 二曰，我们在老沟登车前，路过厨房，我顺手一摇，拿走两瓶白酒，揣到怀里。在车上趁人不备，半天半瓶酒，两天两瓶酒，浑身燥热，把衣服、帽子脱下来给别人用。酒壮英雄胆，说我豪气极了。三曰就是北极村夜半一声喊，吓的看守直哆嗦。
　　
　　 汽车客运站在黑河的南岗，经过黑河城到四家子公社近11公里。黑河街里流动人口本来就少，那个“革命”年代，有问题和没问题的领导干部、有“问题”人的亲属都不敢轻易走动，免去反革命串连之嫌。我透过窗户看到的是一片萧瑟景象，一片“革命”浪潮下的萧瑟。出城，很少见到车辆。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白。这里一片白，黑龙江上一片白，北极村一片白，老沟也一片白。白色让我想起“恐怖”二字。当时美其名曰“红色恐怖”。真不知是哪位御用文人捧臭脚，概括疯狂迫害干部的一些流行说法为红色恐怖，直到被反革命集团肯定······。
　　 我们在公社门前下车。木板围墙上贴满了大字标语，集中起来是三类口号，即“打倒四家子公社最大的漏网走资派王国华”、“打倒顽固不化走资派王国华”为定性打倒之类；“王国华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金候奋起千钧棒，坚决打倒王国华”为表决心打倒之类；“王国华是四家子公社牛鬼蛇神黑后台”、“王国华是苏修特务、日本特务的保护伞、代言人”为社会罪恶定性之类。
　　 走进院子，机关小院子围墙上和办公室窗台下，贴满了刚刚写出来的大字块、大标语。多数为上、中、下三排排列，表明各单位打倒之类政治态度。我左右环顾。后来有同志说我斜眼相看。那些大字块、标语中有两个“没有”，即一个是没有万岁之类，表明“同仇敌忾”，斗争主题明确，口号明确，响亮，似乎很有威慑力。另一个“没有”是没有定性我为钻进党内的阶级敌人，没有“省长”之类的提法。口号是一种政治态度和立场的表述，是斗争任务和方向的凝聚，也是定性的檄文和“告示”。
　　 墙上的标语口号具有普遍性，没有特殊性。我想起隆洲讲的相信群众的观点断定，他们已经见到我档案中1960年4月27日“空勤学员登记表”中的记载与讷河公安局的调查；他们又会在他们亲自外调我父亲的材料中认识我父亲，谁能认定他当过省长？他们都知道打倒我的真相，大造打倒的声势，也是玩政治游戏的过程，自觉不自觉地玩玩而已。想到这些，我做点简单分析，心中亮堂了。原来有点紧张的心里一下子放松下来，平坦极了。
　　 机关干部都在等着“看”我。他们站满了所有的窗户，高高低低，里三层，外三层。我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被他们深深地“记录”下来，成为后来的谈话资料。两位“解差”这时也表现出“崇高”的革命精神，在众目睽睽下，高声命令我快走几步，做姿态给“群众”看，给“政治”看。
　　
　　 ２、“牛棚”生活
　　 “牛棚”，文化大革命的“特产”。做为政治概念出现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我没有考究。其称谓大半含有区别于国家依据法律设立的看守所、监狱，由各级党政班子按政治形势需要设立的准级监狱，强奸民意地美其名曰“群众专政”。报刊在报道各地平反中的“牛棚”生活，其苦惨惨，其情悽悽，受尽随随便便的折磨，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人间少见的催残，比监狱的生活还低下难耐。我没有经过那些惨无人道的“洗礼”，但却能体会出其中的惨无人道。
　　 四家子公社的“牛棚”设在公社办公室后院的东侧大厢房中间房。厢房的中间房为大间。大间南侧为机关小食堂，北侧为男、女小宿舍和一个小办公室。“牛棚”房门面北，和宿舍同走一个几步长的小走廊。房门面西，直对机关后院篮球场。“牛棚”内有南北向的东、西两铺大火炕。地面中间有南北向、占地面长度一半的火墙和炉子。地面北侧，临门有一个桌子，供写交罪材料之用。室内跨度约六米半。
　　 我走进这座牛棚前的一个小时，管理突然严了起来。看守班长首先搜查了每个黑鬼的被褥、衣帽，集中所有被褥、身穿的衣服以外的所有东西，连纲笔之类的东西也不放过。又给他们制定了新规矩，宣布9条新纪律，用白纸写成大字，贴在将是我的铺位对面墙上。被看管的黑鬼们，逐人念一遍。看守“班长”又逐人问：记住没有？牛棚生活突然严格起来，看守班长的脸色突然严肃起来，令他们大惑不解。
　　 当“牛棚”门打开，我出现在他们面前时，大家十分惊讶，又十分沮丧。屋子比较暗。我的眼睛看了一路雪光，一下子不适应，只见到人们称为“活愚公”的“北方大寨”大队的领导人魏义公。我心中一阵难过。啊，和县里一样，关进“牛棚”的黑鬼都是党的忠实儿女，都是干事业的精英。
　　 我进“牛棚”的第一个“教育课”是宣读墙上的“纪律”。我自然能高声朗读下来。但脑子里一片空白，何以记住？按规定，我也肯定地回答“记住没记住”的问话。
　　 这时，我发现黑鬼们，或称为准级囚徒们，都站在床前听我宣读。在我读完“纪律”之后，看守班长又转身问他们“听到没有？”“记住没有？”
　　 这位看守班长是位老公安派出所所长，为人忠厚老诚，一点不走板地执行上级决定。我实在了解他。眼前的现实，我进“牛棚”的这些“花样”，显然是他在完成别人的设计，在走过场，也在玩政治游戏。他身不由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