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到四月最好处，踏青游春正当时。”春之使者一路风尘仆仆诰昭着苏醒的圣意，路边的柳枝象受了天命一般以无比温柔且又锐不可当的力量改变着生命的姿态，田间的麦苗更象得了神谕一样以喷薄的绿意渲染着春天的情趣，就连我的血液里也有着一股不安分的情思，冥居斗室，苦吟那些有关春天的诗句。不安的灵魂莫非也应象古人那样交游踏春以寻求心灵的宁静。
　　 此次出游选择了位于蒲城县西北13公里处的金帜山上的景陵，此乃唐宪宗李纯之陵寝。通观唐代中晚期的历朝君主，最有闪光点的，当是唐宪宗。他在对付藩镇割据的历史问题上，能够审时度势、连连用兵，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在形式上将帝国重归一统，被称为“中兴之主”。长期以来，唐代皇帝得到较高评价的有三人：太宗李世民、玄宗李隆基、宪宗李纯。尽管宪宗没有能够像太宗、玄宗那样开创一个辉煌的盛世，却能够和他们并驾齐驱、相提并论，这也正说明了他有不同寻常之处。
　　 班车一进入景陵神道，我便在司机师傅的指点下下了车。脚下是一条刚修好不久呈坡状的水泥路，两边不远处则是近一丈高的土埝。沿着水泥路徒步而上，心中纳闷为何不见神道两旁的石刻呢？（按照一般帝王陵寝格局布置，石刻就排列在神道两旁。）在我走到坡顶回身的那一刻，才惊奇的发现那些石雕竟在我经过道路的两边高埝之上。
　　 尽管此刻春光召集着无穷的力量抚慰着大地的创伤及世事沧桑的疼痛，也难以掩饰这一方天地所流露出的那种亘古的忧伤。这些石雕群是经过大规模修缮过的，但大多石刻仍是破烂不堪，有些甚至已成为一堆破碎的石块。一些石刻是从田地中刚挖掘出不久的，还粘着满身的泥土。或许这些石刻被埋于地下的时间过于久远，而那些泥土已经溶于它们的骨髓之内，即便是雨雪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将之洗涤干净。不过，泥土的存在倒也给那些石刻平添了几份沧桑。
　　 一匹战马轰然倒地，四踢朝天，看样子是再也站立不起来了，或许曾经的功勋与荣耀只属于那个年代吧。
　　 一尊既没了头颅也不见了下半身的石雕静静地倾倒于地，尽管此刻真的已是面目全非，但仅从他紧握宝剑的那双手依然可以想象的出他曾经是一为无比勇猛的将士。
　　 面对着这些少了头脑的文臣和缺了臂膀的武将以及断了腿脚的战马，我很自然的想到了身为法国卢浮宫镇馆三宝之一的“米罗斯的维纳斯”。所不同的是维纳斯的残缺给人们带来的是关于美的无尽的遐想和探究，而这些石刻的残损留给后人的只是无穷的遗憾以及对那些无知的破坏者的愤慨。
　　 目睹着这些残破不全的石雕群，仰望前方那巍峨且连绵的金帜山，遥想那段久远的历史。宪宗李纯的一生和他的先祖玄宗李隆基是何等的相似啊。早期，玄宗励精图治，平息叛乱，缔造“开元盛世”，宪宗力挽狂澜，消除藩镇，开始“元和中兴”；而后，玄宗沉迷酒色，荒废朝政，宪宗笃信佛教，欲求长生；最后，玄宗无奈让位，郁郁而终，宪宗误食丹药，宦官弑之。
　　 几经艰难攀登，当我站在景陵山顶的那一刻，内心深出竟升腾出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放眼四望，一切尽收眼底。自己仿佛一下子成了庄子《逍遥游》篇中所描绘的那只巨大无比的鹏，“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背负苍天，展翅翱翔在历史的旷野之中。
　　 忽然我想起了一个人，他便是被后世誉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身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丰功伟绩可谓彪炳千古。那些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自不必提，单就他所倡导并发起的那场“古文运动”而言，对后世直至今日的重要影响也是功不可莫。
　　 为官期间，韩愈在政治上也无时不在践行着自己所倡导的“不平则鸣”的箴言。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康震教授在做客《百家讲坛》时，讲到“韩愈是一个敢向皇帝说不的人”，在那样一个时代能够这样做的人，肯定有着非同寻常的勇气与责任感。
　　 据《旧唐书》及《资治通鉴》记载，“元和十四年春正月，宪宗派使者前去法门寺迎佛骨至京师，留禁中三日，乃送诸寺，王公贵族、士民百姓争相迎奉，更有甚者断臂自焚以显虔诚。”当所有人正沉浸在这种近乎阿谀且荒唐滑稽的疯狂举动中，而只有身为刑部侍郎的韩愈上书极陈其弊。他这一举动极大的激怒的宪宗皇帝，当即要对他处以极刑，好在朋友相助，才得以保全性命被贬潮州。
　　 此刻，站在这空旷的山顶上竟情不自禁地吟诵起韩愈只身前往被贬之地途中写给他侄孙韩湘的那首《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来：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多么掷地有声的诗句呀！一个赤胆忠心、铮铮铁骨的形象显于我的眼前。
　　 猛然间目光被山坡上早已枯萎的荒草丛中几束盛开的野花深深的刺痛，在与这些荒草野花长时间的对峙中，自己竟也成了一株成长在山石间的野草，正在蓄积力量企图再创生命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