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那黄昏时候的红霞是不是还会一会工夫变出一匹马来，一会工夫变出一只狗来，那么变着。这一些不能想象了。”我看萧红的《呼兰河传》，看到这里，便会停下来发呆。这个命运多舛，漂泊夭亡的才女，她究竟想在这里说些什么？她好像什么也没说，却又什么都说了。在其中的一句话里，她不慎漏出了一点端倪，她说：“这一些不能想象了。”想象什么？为什么要想象？为什么又不能想象了？那样看似恬淡温和的语调，那样的举重若轻。关于呼兰河的一切，仿佛已如过眼云烟，回首间，风清云淡。忽然，就在这种种轻松平静的表相背后，她停顿了下来，她好像不能再继续往下面诉说了，她必须喘息，必须调整，必须镇定，她必须继续若无其事地生活下去……
　　 《呼兰河传》是作家萧红后期的代表作，也是萧红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它创作于1940年的香港。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远在香港的萧红，贫病交加，陷入了极度困惑和迷茫中，于是更加怀念自己的故乡和童年，企图通过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唤回一缕情感和精神上的希冀与慰藉。
　　
　　 二
　　 呼兰河是松花江的一条支流，至呼兰区入松花江。呼兰河，滋润着松嫩平原东部广袤的土地，养育着一方人民。清代以来，被视为“龙兴之地”，最富饶的农业区，重点商品粮基地，号称“满洲粮仓”。呼兰河水美鱼肥，人杰地灵，培养出无数的优秀儿女。萧红就是其中光彩夺目的一位。
　　 萧红，中国30年代著名的左翼女作家，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她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是一位传奇性人物，也是世界有影响的女作家之一。其代表作为《呼兰河传》。她的作品多取材于家乡，以其敏锐纤细的艺术感受力，朴实细腻的笔调，写出当时东北乡村小镇的闭塞与荒凉，塑造的人物鲜活可爱，风格明丽凄婉，弥漫着忧郁和感伤气息，为诗化小说的精品。
　　 1911年，萧红出生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河，一个封建地主的家庭。她的父亲张廷举，长期担任官吏，专横冷酷，具有浓厚的封建统治阶级思想。萧红是家中的长女。9岁时，母亲病故。同年，父亲续娶，继母对萧红姐弟感情一般，父亲对他们来说，则是冷漠的陌生人。这个冰冷无情的家庭，最终迫使萧红走上了背叛地主家庭的道路。
　　 幼年时，萧红一直和祖父生活，无忧无虑，自由快乐。祖父给了她值得一生珍藏的人间的亲情与温暖，代表作《呼兰河传》就是那时生活的记录。由于受到祖父以古诗为主的启蒙教育，使萧红从小就打下较好的文学基础。
　　 在萧红上小学期间，父亲包办把她许配给呼兰县驻军邦统汪廷兰之子汪恩甲。小学毕业后，因父亲阻挠、逼婚，她没能继续上中学，只好辍学在家。但经过她一年的顽强抗争，父亲被迫妥协，让她去哈尔滨读中学。
　　 1927年冬，哈尔滨学生联合会组织反对日本在东北修筑铁路的游行，学生们情绪高昂，纷纷请愿。萧红在这一抗日爱国运动中表现得坚定勇敢，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面，成为她左翼思想的启蒙。此刻，她开始陆续接触“五四”以来的进步思想和中外文学，尤受鲁迅、茅盾和美国作家辛克莱作品的影响。1929年祖父去世，萧红十分悲痛，因为祖父是这个世界上她最亲的人，是她心中温暖的牵挂。祖父去世后，她对家庭已没有了感情和留恋。1930年秋，初中毕业的她，不顾家庭反对，离家出走，并在表哥陆舜振的帮助下到了北平，进入女师附中读书。后来，因为没有家庭的支持，不久生活就陷入了困顿。
　　 1931年初，萧红因放寒假返回呼兰河。刚到家，就被父亲软禁。同年2月底，萧红再次去了北平，不久，未婚夫汪恩甲追到北平，3月中旬，萧红又与未婚夫一起离开北平回哈尔滨。此时，汪恩甲的哥哥汪大澄不满萧红去北平读书，代弟弟解除了与萧红的婚约，引发萧红的不满，萧红到法院状告汪大澄。庭审中，汪恩甲顾及哥哥的声誉，违心承认解除婚约是自己的主张，与哥哥无关。萧红输掉了官司，回到呼兰，后随家搬到阿城县福昌号屯，被迫与外界隔绝。这段生活，为萧红后来进行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她的一些小说、散文就是以这里为背景写作的。1931年秋，萧红再度逃离家庭，来到哈尔滨。一个月后，在走投无路、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与汪恩甲同居。半年后，萧红怀孕，临产期近，由于汪恩甲没有足够的钱交给旅馆，弃萧红而去。
　　 萧红困于旅馆，处境艰难。困窘间，只能给报社投稿，并向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园求助，裴馨园后来多次派萧军到旅馆给萧红送书刊，两人日久生情，互相爱慕。萧红也因与萧军的结识，从此走上写作之路，并共同完成了散文集《商市街》。1932年8月7日夜，松花江决堤，洪水泛滥市区，由于萧红欠旅馆的钱太多，旅馆仍然不让萧红离开。萧军趁夜租了一条小船，用绳子把萧红救下来，萧红得以摆脱困境。不久，她住进医院分娩，孩子生下后因无力抚养而送人，后夭折。出院后，萧红与萧军开始共同生活。因没有固定收入，二人仅靠萧军当家庭教师和借债勉强度日，生活非常困苦。但他们患难与共，感情融洽，萧红、萧军（“小小红军”）有了自己的家。
　　 1934年，萧红与萧军一起到了上海，有幸与鲁迅相识。同年，完成了长篇小说《生死场》，鲁迅为之作序，胡风为其写了后记。《生死场》以沦陷前后的东北农村为背景，真实地反映旧社会农民的悲惨遭遇，以血淋淋的现实，无情地揭露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同时也表现了东北农民的苦闷与挣扎，觉醒与抗争，赞扬他们誓死不当亡国奴、坚决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民族气节。鲁迅在为《生死场》所作的序言中，称赞萧红所描写的“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生死场》的发表，符合时代的要求，呼唤民族意识的觉醒，对坚定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斗志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萧红在作品中大胆地反映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抒发了她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因而，《生死场》在文坛上引起巨大的轰动和强烈的反响，萧红一举成名，从而也奠定了她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上海，萧红、萧军经常到鲁迅家做客，向鲁迅请教。鲁迅和许广平不但在创作上指点他们，还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像亲人一般照顾他们。萧红感受到了亲人般温暖的同时，还初次体会到了父爱的温馨。正当萧红、萧军在上海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进行文学创作比较顺利的时候，由于个性冲突，二人在感情上却出现了裂痕。这给萧红在精神上造成了极大的痛苦与烦恼，使她情绪低落，身体衰弱，并直接影响了写作。为了求得解脱、缓解矛盾，萧红忍痛决定，用暂时的离别来弥补裂痕。
　　 1936年夏，萧红只身离开上海，东渡日本养病。在日本，萧红过着寂寞、孤独的日子。为摆脱精神上的苦恼，她写下了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噩耗传到日本，萧红悲痛不已，她给萧军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寄托了对导师的深切怀念。1937年初，她回到上海，和萧军的关系有所好转，一起去万国公墓拜谒了“心中的父亲”鲁迅先生。
　　 1937年7月7日，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在上海抗战期间，萧红、萧军不顾危险，身先士卒，积极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后来，迫于无奈，他们与上海的一些文化人撤往武汉。在那里，结识了东北籍青年作家端木蕻良。1938年初，萧红、萧军、艾青、端木蕻良等人应邀，离开武汉到山西临汾民族大学任教。2月，临汾形势紧张，“民大”要撤离，萧红和端木蕻良随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辗转各地，来到了西安。萧军后经延安也来到西安。在西安，萧红、萧军正式分手。此时，萧红已经怀孕。4月，萧红与端木蕻良一起回到武汉。5月，他们在武汉结婚。日军逼近武汉时，端木蕻良去了重庆。萧红独自辗转于汉口、重庆、江津之间。1938年底，她在江津生下一子，孩子出生不久即夭亡。
　　 1939年初，身心俱疲的萧红，又回到了重庆。此间，她应邀写了一些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1940年初，萧红随端木蕻良离开重庆，飞抵香港。在贫病交迫中，萧红坚持创作，终于，出版了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1941年的春天，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回国途经香港，特意看望病中的萧红。萧红听从了史沫特莱的建议到医院做全面检查，才发现自己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后因受医院冷遇，萧红不得不返回家中养病。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九龙陷于炮火中。萧红又从九龙转移到香港。1942年1月，日军占领香港。萧红病情加重，后因庸医误诊而错动喉管,手术致使萧红不能饮食，身体衰微，奄奄一息。在1月16日，她的精神稍有好转，自己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1942年1月22日，在战火纷飞中，心力交瘁的“一代才女”萧红，寂寞地离开了人间，享年31岁。
　　 萧红的人生，短暂如流星过眼。她的一生四处漂泊，颠沛流离，苦痛且纠结，寂寞且悲凉。历经沧桑，饱受风雨，最终也没有找到一片温暖、安定的庇荫。也许，呼兰河才是她心中永恒的家园！
　　
　　 三
　　 《呼兰河传》，是萧红以自己的家乡与童年生活为原型，刻意采用一种回忆性的温馨浪漫的语调，童稚化的烂漫天真的视角，展示了故乡呼兰河的种种风土人情。
　　 “呼兰河就是这样的小城，这小城并不怎样繁华，只有两条大街，一条从南到北，一条从东到西，而最有名的算是十字街了。十字街口集中了全城的精华。十字街上有金银首饰店、布庄、油盐店、茶庄、药店，也有拔牙的洋医生。那医生的门前，挂着很大的招牌，那招牌上画着特别大的有量米的斗那么大的一排牙齿。这广告在这小城里边无乃太不相当，使人们看了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因为油店、布店和盐店，他们都没有什么广告，也不过是盐店门前写个“盐”字，布店门前挂了两张怕是自古亦有之的两张布幌子……”
　　 呼兰河这小城的生活是是刻板单调的，又是清冷寂寞的。萧红的童年生活就是在这种寂寞的环境中度过的。这在她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最终，无意识地违背了“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的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终于死了；有意识地反抗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的萧红，则以含泪的微笑回忆这寂寞的小城，怀着寂寞的心情，在悲壮的，斗争的大时代里奔突。
　　 在艺术形式上，这部作品是比较独特的。小说虽然写了人物，但没有主角；虽也叙述故事，却没有主轴；全书七章虽可各自独立却又俨然是一整体。作家以她娴熟的回忆技巧、抒情诗的散文风格、浑重而又轻盈的文笔，造就了她“回忆式”的巅峰之作。茅盾曾这样评价它的艺术成就：“《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这不像之外，还有别的东西，一写小说更为诱人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片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虽然作者像《生死场》一样，对故土民众的生活方式和态度仍不乏批判的意识，但都显得漫不经心和微不足道。同时，孤僻“自闭”的影子也映在了童年的自我身上，却远没有所曾享有的生活的温馨安稳来得沁人肺腑。萧红的《呼兰河传》偏离了左翼文学的政治化的轨道，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个人性、自我化之路。这在左翼阵营中招致了众多的批评和非议。但诚如茅盾所说，与她在“情调”、“思想”上的缺失相对应的，是她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功。当然，这也不是纯艺术的技巧化的成功，而是一种源于作者短促生命和凄美个性的悲剧性的成功。这还说明了，政治理想的贯注和技巧性的锤炼之外，真正艺术的成功在于：生命的投入与付出。因为作者感情的强力贯注，作品方显现出鲜艳夺目的光彩。
　　 《呼兰河传》，被香港“亚洲文坛”评为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第九位。
　　
　　 四
　　 “大地一到了这严寒的季节，一切都变了样，天空是灰色的，好像刮了大风之后，呈着一种混沌沌的气象，而且整天飞着清雪。
　　 这寒带的地方，人家很少，不像南方，走了一村，不远又来了一村，过了一镇，不远又来了一镇。这里是什么也看不见，远望出去是一片白。从这一村到那一村，根本是看不见的。只有凭了认路的人的记忆才知道是走向了什么方向……”
　　 上个月，我的一位朋友去了呼兰河，给我传来了照片。呼兰河的大片荒原上，全是白的刺目的雪，他跟我说，他到那里的时候，正值黄昏，在皑皑白雪的映衬下，他看到了一轮赤红热烈，耀眼夺目的落日。“照得小孩子的脸红红的，大白狗变成红的了，红公鸡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小白猪变成小金猪了。红彤彤、金灿灿、半紫半黄，半灰半百合色、葡萄灰、梨黄、茄子紫……”缤纷的呼兰河落日，美得极不真实，让他惊惧于绚烂中的凄凉。
　　 他还说，他去了坐落在呼兰城内的萧红故居，清末传统八旗式住宅，青砖青瓦，土木建造，修复后的萧红故居青砖院墙，院门面东而开，正门门楣上悬“萧红故居”横匾，乃陈雷题写，院内五间正房，东西间陈列萧红祖母用过的部分物品；西两间屋展出萧红生前照片、中外名人留景、题词和信函。
　　 1931年秋，她从那里逃跑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她在她书里却疯了似地重复着这样的话：我家是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
　　 隆冬季节，那故居的院子里倒真是荒凉了。雪下得很大，院子里有一尊2米高的汉白玉砌成的雕像，萧红低沉了头，嘴角微微向下，坚韧而倔强。
　　 其实，她一生都没有走出荒凉与寂寞。只是，她拒绝任何诉说。
　　 有人给她写传记。里面有这样的话：这个人的手臂里有内伤，伤到了骨骼，那骨骼就是给扁鹊看，也已经变色。但是她倒背着双手。她到门外面去，她说天凉，说风大，说橡树的红色叶子落了满地。她若无其事。她只是不说那双手。
　　 才情俱佳的她，始终以柔弱多病的身躯勇敢地面对世俗，面对人生，从不向命运低头，从不向苦难认输，始终执着地，坚定地，顽强地挣扎、抗争，决不妥协！
　　 呼兰河的落日，震撼人心。它就像一种内敛、坚毅而倔强的品质，当今社会，极少能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