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军统特务
　　 可怜的周名川，1947年在国共两党没有分出胜负的情况下，晕呼呼地考入中央陆军学校，不但没有圆他的黄埔将军梦，而且还在文革中自刎，客死他乡。
　　 1968年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潮刮到我的家乡----内蒙古阿左旗的时候，比沿海的革命风暴已经晚了一年。
　　 周名川原是山西长治人，出身一个裁缝家庭。1947年考入中央陆军学校。战争年代就是这样，解放军捷报频传，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1949年，由于缺少兵源，除了胡抓壮丁外，把刚在陆军学校的学习不到一年的这批学员也送到前线当炮灰。他们还没有投入战斗，就被解放军打散了。学生娃娃周名川那见过这样的残忍场面：死尸遍野，血流成河呀。
　　 周名川吓的从死人堆里爬起来就毫无目的地乱跑，从安徽、河南、陕西一直跑到我的家乡-----内蒙古阿拉善左旗。
　　 他心思跑了这么远，谁还知道自己以前是干什么的。于是在县城居住了下来，在一家裁缝铺当伙计，自幼受家庭环境的熏陶，也跟父母学习过做裁缝活。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手艺似乎要超过师傅，师傅看在眼里，喜在心里。这小伙聪明伶俐，为人随和，于是就把自己的独生女嫁给了他，三年里生了一男一女。就在全家沉浸在幸福之中，悲剧却悄悄降临在这个家庭。
　　 全国都解放了，你往哪里跑，共产党人民政府就是挖地三尺也能把你翻出来。周名川本来就是外乡人，他觉得自己只不过上了军校，并没有犯罪，一审查他便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那时政治第一，一个人再好，政治或出身不好，永远没有了出头之日。
　　 53年媳妇和他离婚了，儿子判给了他。他从县城下放到我们村---腰坝柳门子生产队进行劳动改造。
　　 初来农村的周名川，虚心接受群众的监督，为人随和，劳动积极肯干，农闲时还帮助邻居裁剪衣裤。那时农村基本都没有文化，他经常给别人写信、念信。 在大会上念报纸，和年轻人下棋、打篮球，非常活跃。（我当时很喜欢他打篮球时那优美的三大步，以后我喜欢篮球可能受他的影响）在村里人的眼里，他是个能人，时间长了，群众再也没有把他当作改造分子，只当人民公社的一个普通社员。就这样他在村里和大家和和睦睦地度过了15年。
　　 虽然事情已经过了将近20年（从他离开国民党军队算起）但文革开始后，这可是一桩大案了，一个县也扒拉不出这样的几个历史反革命。
　　 68年春天，周名川的工作专案组，住进了村子，要让他交代参加军统的事情。
　　 他原来压根就没有听说过军统这么一个名称，怎么能谈的上参加呢，他死活不承认。于是就开群众批斗大会。“把军统特务周名川押上来”随着工作组组长的一声口令，周名川被两个民兵架着土飞机（两手朝后反拧着）押了上来。于是有人高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低，死路一条”。村里的人们哪里知道，原来在他们中间隐藏着这么大的一个国民党特务，至于什么是军统特务，谁也不清楚，后来村里人都传说军统特务就是统治国民党军队的特务。可能是比较大的官衔。其实谁也不知道军统是什么。
　　 再看周名川，死活不说一个字，即便是说，那只能是胡说了。两个年轻人上去，手持胶皮管子劈头一顿暴打。打的他鼻青脸肿，几乎站不住了。
　　 又有人出了个更馊的主意，拿了一个凳子叫他站在上面，低头对着火苗正旺的炉子，火苗烤的他汗流浃背，汗水一滴一滴的掉到火炉里，发出“兹、兹”的声音。他头一晕一个跟头从凳子上摔了下来，又有人把他的脸向烧的红红的炉子上一摁，那炉盘上冒起了一股青烟，满屋子有了些焦肉的味道。
　　 这几天对周名川来讲是他一生最为黑暗的日子，他的精神几乎崩溃了，除了精神受到欺辱，肉体上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只有面对死亡的人，方知死亡的威胁和恐怖。
　　 而周名川认为最恐怖的不是死亡，而是遭受着非人的折磨。他觉得人活的实在没有意义，他真的感觉到生不如死。
　　 工作组给他了一天写交代材料的时间，第二天晚上继续开群众大会。他一上午没有起来，下午有人看见他挑了两只空桶到涝坝里挑水(涝坝：是我内蒙的老家的土语，实际就是山泉蓄水的塘坝），回来桶里只装了三分之一的水，人们怀疑他被打的没有力气了。实际上他想跳水自杀，但当天涝坝里水已经放干了。自杀未成。下午，他写了许多东西，又把家里唯一的一点面粉烙了一个大饼，饱饱地吃了一顿。宁死不做饿死鬼呀。
　　 按规定晚上8点他必须到生产队接受批斗，可是过了十分钟，他还没有报到，于是派了两个民兵去押解，结果人去屋空。
　　 人们拿着手电，到处寻找这个狗特务，搜了大半夜，没有什么结果，这么大特务要是跑了,谁能负起这个责任？
　　 民兵又一次进行了搜索，对他的房屋进行了详细的检查，当一个叫刘藏吾的蒙古青年掀开他的菜窖时，“啊”大喊一声便昏迷过去，当时担任搜索任务的民兵以为杨藏吾被当时人们传说悬悬乎乎的无声手枪击中，急忙跑过去，发现刘藏吾只是吓昏而已。有一个胆大的民兵慢慢地用手电一照，才发现周名川已经是尸首异处了。
　　 后来在搜查他的家里，发现桌子上留有他仅有的五角五分钱和他的一本笔记，里面记叙了15年来，他和村民的和睦相处的日日月月，感谢政府15年来对他的宽大处理，感谢全村的社员15年来对他的照顾和关爱。但最后他写到：“解放了19年，我交代了15年，我没有其他错误，如果说有错误的话，那就是我选错了对象，上错了学校。我对政府、对社会、对人民没有犯下丝毫的错误。为什么政府不能原谅一个没有犯错误，只是站错队伍的人呢？哪有一生中不犯错误的人？即便是犯了错误也的容许别人改正呀，也得给别人改正的机会吧……”
　　 周名川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春天过去了，夏天来临了，周名川自刎的菜窖里的土豆发了牙，在坍塌的菜窖的废坑里长出了土豆苗，秧苗上开放了白色的小花，寄托了善良的人们对他的哀思。
　　
　　 二 红卫兵智斗“反革命”
　　 聪明一世的魏忠功老汉，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反革命，这恶梦一直让他做了整整8年。
　　 68年在全国的各地都掀起造反派夺权与保皇派之间的斗争，就连我们那样偏僻的小山村也波及到了。
　　 当时，以县文化局局长季香春为首的造反派，要夺取县领导班子，而县委却展开坚决地反击夺权的斗争，在群众中间也形成了保护县委的“东方红”保皇派。和夺权的“红旗”两大派别，“东方红”的人员主要是以工农群众为主；“红旗”主要是以学生和部分知识分子为代表。两大派别在县城里进行了大规模的武斗，除了长枪大炮以外，其他什么民间的土枪土炮全部用上了。
　　 红卫兵还到各村子里进行串联，在村子里的墙上，贴大字报，喊口号，对县委的走资派进行揭露、批判。
　　 村里的老百姓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认为学生们在胡闹，毕竟老的县委领导给他们分了土地，给他们了实惠。
　　 红卫兵和他们进行辩论，以能言善辩的魏忠功为代表的农民和红卫兵进行辩论，他们丝毫不占下风。红卫兵喊口号：“舍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马！”他领着农民喊“季香春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知天高地厚！”
　　 红卫兵写大字报，农民写大字报的本事没有，可是撕大字报的本事却比红卫兵厉害，毕竟他们劳动出身的，红卫兵写的再快，也没有他们撕的快。红卫兵用30分钟写的大字报，魏忠功一伙人用10秒就给撕的精光。
　　 文辩武斗了一个上午，双方不分胜负，决定各自收兵，下午再战。
　　 魏老汉回到家中，上午的辩论弄的他口干舌燥，他美美地喝了一大瓢凉开水，端起老伴给做好的饭吃了一碗，刚让老伴盛第二碗，突然他家的院外响起了喊口号的声音：
　　 “打倒XXX，XXX罪该万死！”
　　 “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拥护季香春，把XXX拉下马！”
　　 魏老汉一听，好呀，你们敢来家门口挑战，说时迟，那时快。魏老汉把饭碗一扔，冲出院外和他们论战起来。
　　 老汉回头一看，在他家的院墙上，贴满了标语。老汉冲出人群，不管三七二十一，刷刷把标语撕了个精光，并扔在地上，用脚狠狠地踩了几脚。
　　 老汉这一撕一踩，撕来了8年的躯体，踩来了8年的生不如死的痛苦。
　　 红卫兵立即把老汉架了土飞机，并高喊口号：
　　 “打倒反革命分子魏忠功”
　　 原来老汉撕的标语是：“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
　　 在当时，撕了四条中的哪一个标语，戴不上反革命的帽子？
　　 可怜的魏老汉不识字，上了红卫兵的当了，上午撕标语的时候，农民里面还有认识字的，该撕的撕，不该撕的就不撕。
　　 红卫兵都是本村的人，他们知道魏老汉一字不识，便在中午写了标语，来他家挑衅，老汉出来单枪匹马地和红卫兵论战，哪知道红卫兵的诡计，钻进了红卫兵为他设计的圈套。一个祖祖辈辈的农民，一分钟内便由革命群众变成反革命分子。
　　 这个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让魏老汉戴了8年。在精神上受到凌辱，在肉体上受到非人的折磨。
　　
　　 三 屈死的地主
　　 地主梁永泽自杀了，这个消息象长了翅膀，没有半晌，就传遍我们整个小山村。
　　 这地主梁永泽原来也是穷苦出身。三十年代末从甘肃民勤县逃荒讨到我们村，靠给别人干长工，逐渐手里有几个钱，娶了媳妇并买了一丁点土地，自己靠精打细算，吃糠咽菜地从牙逢挤出点银子，今年买上三分地，明年买上五分地，到解放前，家里已经购置了二十多亩土地。他倒霉就倒在了快解放的时候，他置的土地。按文革初期的划分成份的政策：在47、48、49这三年的家庭情况，一是根据人均土地的多少；二是根据有没有雇长、短工；三是看你借高利贷和放了租子没有。
　　 梁家的土地实际还没有我们王家的土地多，因为我爷爷有五个儿子，有四个儿子娶了媳妇，并生了孩子，家里是家大业大灶火大，人均的土地不如梁家的多，我父亲弟兄五人，各个能干，家里的活不多，有俩兄弟常年在外给别人打工。而梁家没有多余的劳动力，只得雇了村里最穷的懒汉顾天喜。
　　 划成份的时候梁家被划成地主，而我家因为人均土地少，父辈们又给别人扛了长工，划成富裕中农，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梁老汉雇长工偏偏雇了个顾天喜。
　　 顾天喜在解放前，家里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只得靠给别人打工过火。五十年代土改，由于顾天喜没有土地，他积极地参加了土改运动，并入了党。
　　 文革开始后，顾天喜由于苦大仇深，被选为党支部书记，
　　 他经常在群众大会上揭露万恶的旧社会，在会上领群众唱段诉苦歌“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揭露控诉梁地主对他的剥削和压迫：
　　 平时他吃糠咽菜，挨冻受累，吃遍人间苦，受尽人间气。地主根本不把穷人当人看。一个长工还不如他家的一头牛。
　　 有一次，地主让他赶着毛驴驮了一口袋小麦到集市上送，他拉着毛驴走，走了半截，回头一看，驴背上粮食早就没有了，回去之后，梁地主用皮鞭，打了他半夜，打的他浑身伤痕，鲜血和衣服长在了一起。痛的三天不能动弹，地主连口水都不给他和喝。
　　 群众听到这里高呼：“砸碎万恶的旧社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梁地主被拉上来进行批斗，顾天喜的儿子本来就是个二百五，这阶级仇不能不报，他把电线折叠拧成麻花形状，打的梁地主是叫哭连天。其实据文革后老人们讲，当时顾的确挨了几鞭子，但不是象顾本人讲的打了半夜。
　　 梁地主受不了皮肉之苦，抛下一女二儿，悬梁自尽了。
　　 最后村里给他下的结论是：反动本质，至死不改，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
　　
　　 四 倔强的外公
　　 我的外公被造反派称之为蒙古王公贵族的忠实走狗，在文革中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其实，我外公的问题不是很大，主要是他那倔强的性格。旧社会由于生活所迫，他在县里给蒙古王爷当贴身卫士。本人一米九的大个，加上他身强力壮，力大无穷，对王爷忠心耿耿，练就了一手好枪法，又曾经救过王爷的命，这样王爷对他格外器重，任命他为卫士长，并赐予他为蒙古族，他以自己已是蒙古族为荣。在王爷府里他也被人另眼相看。
　　 解放的时候，我们县王爷和解放军签定了和平解放的协议，王爷府里的人也相续回到自己的家乡。我外公拿着人民政府发的起义证书回到了自己的家里，过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静生活。
　　 但他仍以蒙古族自居，户口上的登记也是蒙古族，这就为他在文革中的遭殃埋下了祸根。其实我外公是内蒙古五原县的，是底底道道的汉族。
　　 文革初期他并不是专政的对象，县里来人要他揭露王爷在旧社会欺压蒙汉人民的罪行，最初他一声不吭，后来他被逼的急了，不但不揭露，而且还说，王爷是有功的，因为和平解放了县城，避免了流血牺牲，人民政府还给王爷记了大功，为什么现在成了专政的对象？就是因为他的这些反动言论，最后遭到严酷的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