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想到有一天要外出求职。
　　
　　 我当了九年小学教师，书教得还不赖，收入却不算高，依稀记得放下教鞭时的工资是三百四十多几毛。看着儿时的好友一个个不是老总就是科长，西装笔挺地风光起来，心态也还平衡。我挺满意那种生活。孩子们虽调皮，但绝对纯真，没有弯弯肠子，比经理、董事长、局长、科长好对付多了。况且当教师有很多的自由时间，可以干自己最喜欢的事情——看书。
　　
　　 如果不是一场体制改革，我完全可以打着投身崇高的教育事业的幌子，就这么守着书和孩子平淡一辈子的。
　　
　　 我所在的学校隶属一家中型制造企业，让大锅饭惯坏了，游泳水平很差，经济改革的浪潮一来，没怎么扑腾就淹死了。学校虽没解散，但工资没人再管。经济是基础，面包没有了，我自然没法再“崇高”下去了。
　　
　　 先是在一家基础施工公司打工，做资料员。老板比我还小两岁，文化不高，胆子不小，据说九十年代初便有了近千万资产。到了离二十世纪不到两年，仔细清盘，大约还剩下那辆时常抛锚的现代车还能算是他的了。此人口袋里钱涨的时候疯玩得到处找不着影儿，如果老老实实和我们窝在工地上，他的口袋，大约也不会比我这个打工仔多几个铜板了。我觉得这棵树靠不久，想跳槽。
　　
　　 一位异姓好友在沿海一所民办贵族学校教书，很受领导器重。在她的极力举荐下，我直接得到了面试的机会。
　　
　　 到那里是下午三点了，晚了一点，面试已近尾声。顾不得好友的埋怨了，两人匆匆然打理一番，直奔校长办公室。
　　
　　 校长是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女士，面容姣俏，保养得又极好，尤其那双眼睛，简直如两颗纯净的水晶，又似春日一般明亮。穿着也极得体，一眼就知道是位很有底蕴的知识女性。好友领着我进办公室时，她马上从椅子上站起来，绽放一脸的微笑，满屋子都被感染得春意融融的，说的是一口很温软的苏杭味的普通话，先热情地和我好友打招呼、向我问好，然后随意地询问几句我的情况，那双明亮的眼睛就在我身上照来照去，看上去很亲和，却令我不敢与之接触，总躲闪着，心里头老犯嘀咕，觉得那双明亮的眼睛里透着股审视的意味。我是最不注重自己的外装修的，颇有点“艺术家的作派”，平时头发不到齐耳不剪，皮鞋不成灰色不刷，风纪扣不到天寒不扣。当时虽有所收敛，身上穿了一件很贵的真丝白衬衣，但经过工地上水泥灰的洗礼，大概也看不出比路边小摊上的货色如何“名贵”。和一班民工弟兄同艰共苦了一年多，脸黑得和非洲朋友差不了多少。更糟糕的是刚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一脸疲态，且胡子拉茬的，头发虽匆匆梳过，没时间用摩丝定型，估计仍像一蓬杂草。我的“艺术家形象”和那位校长一比，反差就太大了，她是太阳，我呢，则是太阳底下的流浪汉。
　　
　　 我递上自己的资料，女校长随手翻翻，看似不经意，眼睛里却掩饰不住那份细致劲儿，似乎在寻找那一大堆本本中的破绽。我的学历证书、职称证书、获奖证书，罩上的每一个红头章可都是真家伙，按说真金不怕火练，但我心里边就是有些发毛，生怕校长会提出什么疑问来，真提出疑问来怎么解释啊？要知道，许多事情，越解释越说不清。当时我坐在一旁搓着手，局促不安。
　　
　　 校长将资料还给我，仍是一脸暖人的微笑，普通话中，苏杭味儿仍是那么温软，却带着疑问的语气说了一个陈述句：
　　
　　 “科老师一直教书吧。”
　　
　　 “那是。一直教。”我心里一紧，忙不迭欠身答。平生第一次撒谎，语气倒也挺壮，脸上并不觉得热。
　　
　　 “陈老师（好友姓陈）是我们这里最优秀的教师，她推荐的老师，一定也是最优秀的……”她又来了一个转折，“不过现在到我们学校任聘都是些优秀教师啊，省特级教师就有好几位呢，这样吧，你上一堂课试试，让我们学习学习。”
　　
　　 听到可以试教，我悬起的心放回来了。对于上课我挺有自信，以前教书时虽有点吊儿郎当的，逢到中等规模的赛课活动，随便准备准备，捞个一等奖二等奖什么的就当玩玩一般。而且那时心气也高，不就是省特级么，咱就PK一下，毙了他（她）！
　　
　　 给我安排了小学五年级的课，浙江版教材，《江姐》，课文挺长，看似不大好处理。我看到这类教材心里直乐，嘿，好哇，越难不就越显着咱真本事嘛！好友在学校里走红还真不是吹的，说话挺有份量，随便跟教导处一说，让我第二天上午上课，给我争取了充分的备课时间，还安排了一个学生素质很高的班级配合，又找来许多课件，再跟学校许多任课老师打招呼，让第二天没课的都来听课，给我捧场。
　　
　　 课备得很顺。仔细检查一番，没什么破绽，于是洗澡、睡觉。心里头很踏实，这回可是天时、地利、人和全占了，混个小学教师的岗位，还不像瓷瓮里捉王八，手到擒来嘛！
　　
　　 记起白天听某些教师说过，这里的工资颇高，表现出色的可以拿到五千左右，心里头又美了好一阵。
　　
　　 第二天听课的阵式果然不小，乌压压挤了一教室。课刚到一半，我的胸脯已挺得老高老高，成功了！课上得好不好，得看学生的眼睛，学生的眼睛是冷的、暗的，没戏；学生的眼睛是热的、亮的，有了。那天连听课老师的眼睛都闪着光，面上也泛着红。我越上越挥洒自如，设悬念，抖包袱，时而巧引学生沉思，时而慷慨激昂讲述，时而插科打诨逗趣，课堂气氛好不热烈。
　　
　　 下课时学生齐声一句：“谢谢老师！”又响又脆，真是打心底迸出来的。有个学生还跑到跟前，说：“请问老师，您叫什么呀？”
　　
　　 “姓科，名扬！”
　　
　　 我自己都觉得，声音夸张得有点过了。
　　
　　 许多老师都来向我提前表示祝贺，还说了些以后要多向我学习的客套话。又有一位中年半秃顶的老师从脚落里慢条斯理地走上前，经介绍，是这里的语文教学组主任，他握了握我的手，说：
　　
　　 “哎呀，人不可貌相，小科，文学功底满深的嘛。”
　　
　　 我更有些飘飘然了。好友呢，在一旁抱着双手，春花怒放，好不得意。
　　
　　 原本估计下午校长该找我谈话的，要和我商量签定聘任合同的事嘛。但不见动静。等到傍晚，仍然不见动静。好友有点沉不住气了，带着我找到校长办公室，不在，据说有应酬的事。两人有点扫兴地往回走。半路上好友冷不丁提起一个茬儿来：
　　
　　 “呃，今天……校长好像没来听你的课。”
　　
　　 我猛然打了一个激凌，是啊，今天教室里，的确没见着那双明亮的眼睛。苗头是不是有点不对？我那时隐隐觉得似乎不祥了。好友看出了我的心思，说：
　　
　　 “也没什么。你的课上得那么好，再说了，那么多人听着呢。”
　　
　　 我笑笑，有点勉强，因为脑子里总亮着那双眼睛。那是一双纯净得不沾半点灰尘的眼睛，一双犀利得能穿透一切的眼睛，真像春天里的太阳啊。
　　
　　 这天夜里，梦不太踏实。第二天起得较晚，好友推开我的临时住所时，我就知道那种不祥的预感得到印证了。她没精打采地倚在门框边，眼睛里又是气，又是怨，又是叹。半晌才开口：
　　
　　 “我说你这人怎么老这么毛边（不修边幅之意）啊。知道校长为什么没来听你的课吗？她一眼看到你那蔫不拉叽的形象，就认定你是才从工地上下来的民工！安排你上课仅仅是走过场，其实她心里早就把你给毙了！”
　　
　　 我脑子里嗡了一声，整个身子虚花花的。沉重打击之后，大概冒出了两个字：嘿嘿！
　　
　　 那双眼睛真亮啊，我可不就是个才从工地上下来的民工么？
　　
　　 独自在房间里窝了一整天，才趁着天黑才走出那所学校，悄无声息，灰溜溜好不凄惨的样儿。这辈子最精彩的求职演出就这么砸窝了——带着一丝浅浅的伤痕。从此我打消了外出求职的念头，回家一心一意干起了个体户，累是累点，倒也消遥自在。
　　
　　 后来偶然在网上读到深圳一位求职者感叹：看着装璜得如此精美的个人简历，天啦，我都认不出自己了。可一旦被录取，这样的老板，真值得我为他买命吗？
　　
　　 我禁不住笑出声来。
　　
　　 笑笑而已，没当真。那次失败的求职后，我的“艺术家作派”改了许多，至少每次出门前，总不忘将自己的皮鞋擦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