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讲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内乱”是定性，是“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必然结果。林彪反革命集团已经在林彪摔死温都尔汗之后进行了阶段性批判。粉碎“四人帮”之后，嫩江县跟随全国形势对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声讨和批判。
　　 中共中央12月10日下发《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黑河地委于12月26日发出《关于进一步传达学习中发[1976]15、16号文件，彻底揭露、深入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通知》，发动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第一战役。随后，1977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下发，展开了第二战役。11月份又下发第三批罪行材料，展开了第三战役。三个战役是拨乱反正过程，也是为12月份胜利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过程。
　　 拨乱反正抓的很紧。县委按省、地委的要求，不折不扣地进行着大量的、实际性工作。1977年1月19日，县委抽调500多名干部组成工作队，进驻农村4个公社73个党支部，开展基本路线教育，揭批“四人帮”。那一段时间里，我记忆最深的有两条。首先是平反冤假错案的准备工作。“四人帮”被粉碎，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失败。一股强大的被压抑的巨流犹如山洪，犹如泥石流，犹如火山喷发出来的岩浆，势不可挡。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触动很严重的同志，一些被处理的冤假错案当事人纷纷上访，以十分客气的口吻要求重新审查。县委以法院为重点工作单位开始了平反准备工作。另一个记忆深刻的是开始清理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星火公社较多地反映其党委书记沈祝斌和“四人帮”的关系。县机关等一些单位同志要求清理“文革”初期造反的县领导干部和县机关的造反派，有的写出名单报告给县委，转报基教办。“揭批查”与四人帮有关连的人和事抓的比较认真。
　　 直到1978年7月份，从上到下建立了揭批查专门机构。嫩江县于7月11日正式建立揭批查办公室，简称“清查办”，下设综合组、清查组、整顿组，具体落实清查任务、“三案”平反、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与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两打”任务。几项任务均依靠城乡各党委进行，有工作队的地方合力展开。清查和“三案”两项任务除群众发动工作以外，更具有专业化性质，抽调人员比较多，进行专业化工作。我当时兼任办公室主任，参与了初期的几乎所有活动。
　　 “三案”审查量很大。本书前边讲的经过法院宣判的李克、李庆胜、金雨石等10几起“法定”的“文革”冤假错案，历史上“反右”、“四清”等阶段的佟万金（原嫩江县委宣传部长）等冤假错案艰难地提到议事日程；“文革”否定的公安、教育等行业定性，以及政治专案和历史上“反右”等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也摆到了桌面。我们很快清清醒醒明白了，“清查办”清理的工作对象是极左年代的错误产物。客观的存在需要我们跳出极左年代形成的思维定式，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历史，重新认识毛泽东年代。县委排除了主要来自于“文革”形成的思想阻力，落实干部政策，为被批斗的领导干部彻底平反。12月，法院对“文革”中宣判的35起“阶级报复案”、“反革命案”予以彻底平反，撤销原判。1979年10月，县委对“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平反工作基本结束，先后纠正1677起案件，为1687人平反。经过此后的4年工作，为1958年划定的右派分子61人、反社会主义分子19人、内定中右分子95人平反改正。其中1人被错杀，由法院宣布平反。历史上的一些个案，例如五十年代副县长蔺万良包庇反革命等错误也予以纠正平反。对“文革”中公安、教育等行业性的被批判、否定，采取组织决定等形式，举行大会，予以平反。这段工作量超乎寻常的大，十分辛苦，却很愉快。
　　 但是，“清查”却是另一番景象。在“文革”各阶段涌现出来的事件和“新贵”一件件摆在桌面上，一个人一个人地写在白纸上。群众要求清理、追究“文革”中讷河八百人进嫩江、农村八百人进城、商业八百人学习班事件，要求清除班子中原县委县人委班子中的领导造反派，要求清理、追究靠造反起家的“文革新贵”。“清查办”多次研究这类情况。按“文革”各阶段发展过程回忆当时的人和事。我至今保存的笔记本上白纸黑字地写着“文革”中的嫩江大事件，写着靠造反起来的几十位已任科局长委办主任的名单。他们是“文革”中的风流，“文革”在嫩江的力量标志。但是，他们是紧跟中的人物，崇拜中的群体，按组织需要造反而又有些个性的干部。办公室经过几次学习、讨论，消除了少部分同志“感情通不过”的认识，把这些人中“文革”的一般性问题归纳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身上，归纳到极左路线上，除一部分同志的任职做了调整，一部分同志参加学习班说清楚，没有处理一个人。其中有10几个人在后来的岁月中还任职在县处级及县处级以上的岗位。我在和这些同志的长期交往中，深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好同志，积极工作，忘我的在新时期为祖国的事业贡献聪明才智，奉献全部力量。但也有个别的同志，念念不忘文化大革命，充满了感情，从心底里保存着“文革”的王国天地，还有“文革”的亡灵。
　　
　　 揭批“四人帮”的第一个战役中，提出了较多的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经过一段紧张工作，绝大多数人和事被排除。进入揭批“四人帮”第二个战役时，全县有9个重点人。星火农场上海知识青年提出许多问题，反映该场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沈祝斌同“四人帮”及上海余党主要人物往来密切，并且有沈一手半搂张春桥，一手扶姚文元的照片，以及王秀珍等人的书信。沈成为被清查的重点人。
　　 黑河地委于1977年2月9日到11日召开清查“四人帮”会议，传达、贯彻省的会议精神。我以基本路线教育办公室主任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当时，上海不断传来揭批“四人帮”消息，一部分插队干部和知识青年有牵连。会议讨论中，把上海插队干部和部分知识青年做为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中的重点人群。会后，县委于12日晚用了整整4个小时的时间分析全县“揭批”“四人帮”以来提出的有关人和事。沈祝斌做为重点中的重点。
　　 3月初，我到曙光农场等单位单独传达地委会议精神。10日，我奉命赶到星火农场，召开党委会、骨干座谈会，又和党委一起进一步学习地区会议精神，直接和群众见面，动员他们，特别是动员上海青年深入揭发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那天晚间，第一次和沈谈话。他如实地“交待”在上海红代会期间同“四人帮”及上海死党的往来，交出他和张春桥、姚文元的合影，交出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合影照片及往来书信。人表现的很诚恳，很配合。
　　
　　 星火农场机关所在地在现在多宝山镇机关东南机关宿舍。那里原来荒无人烟，偶然有霍龙门、哈尔通等地猎民光顾。1962年，全军大办农付业生产基地时，陆军23军在这里办一个小农场，称为3026部队农场分场。建有两栋砖房和一个仓库、一个粮囤，耕种8400亩土地。但办的不景气，连连亏损。军部于1971年夏决定秋收以后，撤销该农场。恰在这个时候，上海在黑河地区插队干部总负责人姚力从上海返回黑河，途经哈尔滨，到23军作客。战争年代，他曾经在这个部队某师任政委。当他得知撤掉小农场的消息以后，当即提出来，要在那里试办由知识青年为主体的“五、七”农场。军首长们尊重他，确定秋后将小农场移交给地方，转交给姚力同志安排。
　　 姚力地位比较高。据说，曾任周恩来总理秘书，参加过万隆会议。“文革”前任华东师大党委书记，省部级干部。他到黑河插队时，正是反修高潮，中苏关系非常紧张的年代。为了安全起见，插队地点安排在爱辉县二站公社三站大队，远离边境近200华里，但那里生活很艰苦。姚力及家人生活也很清苦。他属于爱辉县插队干部。23军通过黑河地区将小农场移交给爱辉县。
　　 当年我在爱辉县生产指挥部工作。大家听到地革委决定由爱辉县接受嫩江县境内的军办农场，都感到很稀奇。但姚力同志坚持这样办。战争年代曾在23军某师任过副政委的苏醒同志和姚力很熟悉，时任黑河地区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他听到爱辉县的反映，把我叫到办公室，介绍小农场移交决定前后过程。当时，他已经和23军商定，由爱辉县接管。我转述了爱辉县不应当接受这个农场的意见。他认为有理，但不能采纳。已经决定的事情暂不要变，先接过来。于是乎，当年9月份，我和爱辉县生产指挥部副主任霍光同志陪同苏醒驱车赶到农场，用两天时间，完成了调查和接收工作。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爱辉县接收小农场以后，按照姚力的意见，试办集体性质农场，取名为星火“五七”农场。但管理很不方便，多次委派我找苏醒并其他地委领导汇报，要求把农场按行政区划给嫩江县。地革委在1972年元旦过后讨论决定将星火农场划归嫩江县。1月10日，以黑河地区革命委员会文件黑河地革发（1972）002号文件《关于星火“五七”农场划归嫩江县领导的通知》，共7行字。嫩江县于1974年夏，要求将星火农场建成人民公社，由企业型转为政权型。11月份，省革命委员会以《关于设立嫩江县星火人民公社的批复》为题，批准在星火农场的基础上建立人民公社。嫩江县于11月5日发出转发省革委会批件的通知。星火公社挂牌工作，社场合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直到1973年3月17日，国家计委以（73）计计字77号文件《关于做好集体所有制“五七”农场试点工作的几点意见》，批复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试办集体所有制“五七”农场所需资金解决意见的报告》。共6条，肯定了这类农场是新事物。但“在业务上，同意划归黑龙江省农场管理局负责主管”。当时，全省试办了5个这类农场。上海干部和知识青年都希望划归农场管理。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插队干部在1973年全部撤回上海，这件事不了了之，没有办成。在随后的日子里，“农场”字样在生活中悄然逝去。
　　
　　 上海揭批“四人帮”罪行很激烈。从那里转给黑龙江省一批材料，其中就有沈祝斌同“四人帮”等人的合影，“四人帮”拟组建团中央，沈是主要候选人之一等五、六个问题。省清查办认定沈是“四人帮”在上海的重要帮派骨干，将材料转给黑河地委，催办很紧。地委又把情况转达给嫩江县委，多次派人催办，跟踪问效。地委称沈是“四人帮”大红人。3月14日，黑河地区召开全区清查工作汇报会议，单独听沈祝斌的主要问题。沈列为全区4个重点中的首重。3月30日，我再次带人赶赴星火农场座谈调查，同沈进行第2次谈话。
　　 黑河地区对沈的问题抓的很紧，派人驻嫩“督战”。4月19日，又调嫩江清查办到北安市向地委领导汇报。规格升级。21日，我陪同庆国书记同沈第3次谈话。直接力量也在升级。地委领导在23日、5月3日、5日先后给县领导打电话，催问沈的专案进度。5月17日，专人到嫩江传达省委对沈6点意见。其实，县委在4月9日即决定沈停职工作，交待问题，比较主动。5月6日，沈写出较全面的交待材料《关于我在上海市中学红代会工作期间，与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秀珍等人接触的情况汇报》。可以看出，他小心翼翼，为自己划定矛盾性质界限。地委在6月27日做出关于沈祝斌同志停职反省、办学习班的决定。这似乎是一种政治态度。沈已经停职两个半月，再停何职？！
　　 形势发展到7月5日，按照省、地清查办转达主管领导的意见，组成沈祝斌专案组。地委原定由庆国书记担任。此前，地委多次要求庆国前往星火同沈谈话。其中一次派人到嫩江，要陪同他前往。但均由我代之。我对沈案比较熟悉。他和王忠同志研究以后，建议由我出任。地委同意了嫩江意见。我就是这样，由原来清查办抓此类专案变为专案组长办此案。
　　
　　 专案组从公安局、检察院、组织组、教育等单位抽调了7位同志。考虑星火农场的正常工作，又调一位公社书记任专案组副组长，主抓星火公社工作。专案组共9人。经过简短的集训，9号赶到星火农场。
　　 我原来就比较熟悉沈祝斌。他是姚力在上海动员知青到星火插队时带头走到星火的。历史上，1968年他曾出席上海市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69年以上海中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北京国庆20周年观礼。1972年3月份抵星火。两个月以后，即5月份入团。两年后的1974年4月份入党。24日填表，25日上午糖厂支部通过，下午党委讨论通过，5月2日上报县委，请批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他的经历，他任职两年间的不懈努力，在县里颇有影响。我和一些同志对他有较好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