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文明的语言，就是粗俗、粗野、粗鲁?
　　 但是在高雅的文学中还是时常见到。
　　 传说，纪晓岚在福建任学政时，写有一副对联，“睡草屋闭户演字,卧樵榻弄笛书符”,这副对联以南方口音来读，就会读成了“谁操吾屁股眼子,我叫他弄得舒服。”当他以这种方式在同僚好友中开玩笑时，同僚在开怀大笑中，感到了关系的一种亲密。这样的语言，看起来俗，也确实俗，是一种粗俗，但能给人欢乐，能在紧张的事务中给人以轻松，能缩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给人一种亲近感。我看《纪晓岚传》时，也感到活生生的刻画出纪晓岚诙谐幽默、不拘小节、傲视礼教和才华横溢的性格特征。其实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如有一次，一个老太监看到纪晓岚的模样很是滑稽，就说“小翰林，穿冬装，执夏扇，一部春秋可读否？”纪晓岚一听这个操南方口音的太监在讥讽自己，就立即回击：““老总管，生南方，来北地，那个东西还在吗？”
　　 粗俗的语言在文学中有很强的表现力。大家不妨看看《红楼梦》第二十八回“蒋玉菡情赠茜香罗，薛宝钗羞笼红麝串”中,那薛蟠的酒令词是“女儿乐，一根鸡巴往里戳”；酒令曲是“一个蚊子哼哼哼，两个苍蝇嗡嗡嗡。”真真粗俗之极，但只有这粗俗之语才能淋漓尽致的表现出薛蟠的俗不可耐。曹雪芹就是依凭这粗俗的语言，活灵活现的刻画出一个不学无术、粗鄙龌龊、灵魂空虚的公子哥儿。这是大粗俗，看似伤雅，但仔细想想又成就了雅，这和雕塑家罗丹的名作《老妓女》一样，丑到极点却从审美价值来看又美到极点。还有第七回，刻画焦大的酒醉，焦大居然颠三倒四的骂“不和我说别的还可，若再说别的，咱们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这“红白”二字刚好用反，正充分表现了焦大此时已经醉醺醺了，而且仗着曾救过主子，才敢说出这么粗野的话。曹雪芹还喜欢在人名上暗示某些内容，如贾政贾赦一辈命名取“反文”，以示书香簪缨的一辈；贾琏贾宝玉一辈命名取“玉”字，以示金玉骄奢的一辈；贾蓉贾蔷一辈命名取“草字头”，以示草包衰落的一辈。你看薛蟠的妻子夏金桂，明里是“因他家多桂花，他小名就唤做金桂”，暗中却一谐音“嫁金龟”婿，以对应薛蟠家的“富”，一谐音“嫁今龟”，以对应薛蟠做了王八。这“嫁今龟”就有些粗俗了。但这是小粗俗，本来就在我们可容心理的范围，我们自然不会有什么不妥的感觉。生活中，你给人起这么一个绰号，恐怕就会挨骂的吧。
　　 再看看毛泽东《念奴娇?鸟儿问答》（1965年秋）：
　　 鳎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廓。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这首词，“鲲鹏”在和“蓬间雀”的对话中，以一句“不须放屁”，表现了一种鄙视，一种难以遏制的愤怒，一种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自信。因此，粗俗中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一种震慑“蓬间雀”的气势。诗词本来是极其高雅的艺术，但毛泽东并没有在规矩面前束手束脚，而让“不雅”的语言堂而皇之的进入意境，达到一种创造性的艺术境地。
　　 这种粗俗之语，在外国文学中也时常见到，都具有一种特殊的表现力。如在莎士比亚《李尔王》第二幕中，就有这么一段台词：
　　 奥斯华德：你认识我是谁？
　　 肯特：一个无赖；一个恶棍；一个吃剩饭的家伙；一个下贱的、骄傲的、浅薄的、叫化子一样的、只有三身衣服、全部家私算起来不过一百镑的、卑鄙龌龊的、穿毛绒袜子的奴才；一个没有胆量的、靠着官府势力压人的奴才；一个婊子生的、顾影自怜的、奴颜婢膝的、涂脂抹粉的混账东西；全部家私都在一只箱子里的下流胚，一个天生的忘八胚子；又是奴才，又是叫化子，又是懦夫，又是忘八，又是一条杂种老母狗的儿子；要是你不承认你这些头衔，我要把你打得放声大哭。
　　 在文学作品中，“粗俗之语”其实是一种修辞现象，既是修辞，以陈望道所说“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要义，不应是仅仅语辞的修饰，更不应是离开情意的修饰。”那么，用“粗俗之语”，就应该考虑到适情适境适人适事适趣适意，否则就成了真正的爆粗口了，就会丧失其美学价值而沦入语言垃圾了。这和修辞中的飞白，雕塑中的残缺，戏剧中的丑角一样，我们以一种审美的视角来处理，就会以一种不美的方式达到艺术美的追求。
　　 这让我想到《庄子》中，写到卫国有一个奇丑之人哀骀它，这个人虽奇丑无比，能因丑陋惊恐天下，却能使人爱戴，“丈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也；妇人见之，请于父母日：‘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者，十数而未止也”。鲁国没有主持政务之人，，鲁哀公竟然，把国事委托给他；他虽无达官贵人的地位，却能救人于死地；虽无聚敛财物，却能使人吃饱肚子。看来是丑在现象，美在本质。我们文学中的“粗俗之语”，也应当达到这样“外丑内秀”的境地。
　　 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五章中说：“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为天下正。”这里老子所提出的“现象与本质”的对立现象，是他哲学思想的一大贡献。我们由此也可提出“大雅若俗”、“大美若丑”，这正是我们处理“粗俗之语”所追求的一个目标。这种“丑”，表面看来是语言不合社会规范的粗野，没有文化品位的粗俗，不知高低分寸的粗鲁，不明艺术技巧的粗苯，但我们以审美规律来处理而达到“大美”。
　　 生活中的粗俗类语言，也有宜与不宜的区别。比如一些粗俗之语，以一定的方式，在一定的情境中，我看是可以宽容的。举个例子，某天早晨，我们单位保卫科长见了我，闲聊中给我讲了个笑话，他说一个老师和学生练习对对子，老师出的上联是“后宫佳丽三千人”，学生的下联居然是“铁棒磨成绣花针”，于是教室哄堂大笑。当然任何教师不会出这样的上联让学生来对，学生也不会连一点对偶对仗的知识都不懂，不过就为取乐而已。
　　 但有关文明礼貌，不论怎么说还是应当认真对待。记得几十年前，我在佳县申家湾中学教学时，语文教研组长，接二连三组织全组来听我的课，我感到这是有意找我的茬，我忍无可忍，就在讲柳宗元的《黔之驴》时，当讲到“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我以释“慭”（课文下注释为“小心谨慎的样子）字为由，以六书入手，指桑骂槐到“大家看看这字形”，我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来了一只犬，心里该怎么样呢？自然是要小心谨慎的！不然，你稍有疏漏，它就会狂吠不止咬你的！”说到这，我还居然说肚子疼，自顾自到办公室吃药去了。自然这件事后，受了校长一顿训，也受了全教研组成员的一顿批。现在看来，这样粗野的语言，实在不妥当。当然如果这些是虚构的小说中的一个情节，根据题旨情境，又有什么不对呢？
　　 总之，文学中粗俗之语，要注意情景，要注意分寸，要注意数量，不然就会丧失审美价值而成为名符其实的粗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