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于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三日仙逝，迄今十六年矣。十六年的岁月没能冲淡我对父亲刻骨铭心的思念。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思念与日俱增。几番提笔意欲诉说，却又几番撂下。父亲的一生大江大河般波澜壮阔，哪里是我这一支拙劣之笔只言片语能够描述的，然而不说却又如梗在喉。清明将至，思念更甚，作此拙文，追忆父亲，表达不尽的绵绵思念。
　　 父亲生于河北唐山附近一个叫做“党庄子”的村庄，出生不久即随他爸他妈我的爷爷奶奶闯关东，几经碾转，在东北一个叫作“哈拉哈”的地方定居。他幼年丧父，少年从军，一生经历过大起大落。一九四五年初，父亲随他的大哥我的大爷参加了东北抗联麾下的一支抗日武装队伍，几个月后日军投降实现光复。父亲革命成功，与兄长双双解甲归田侍奉老母。两年后即一九四七或一九四八年，中国当代最杰出的军事家之一林彪林总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万兵马挥师出关，展开为期一年多的决定中国现代之命运的东北战役（军史记载为辽沈战役），战役结束入关时兵马已由当初的十万人增至一百万人。父亲就是那多出的九十万人之中的一个。
　　 父亲是当年分到了土地后的翻身农民戴着大红花参的军。我曾问过他当年披红戴花是否感到十分的光荣？父亲笑答光荣不光荣也得戴那个大红花，那个时候扩军，家里有男丁的都得出人，参军是要死人的，当时你的大爷、二大爷都已娶亲，我不参军谁参军？言下之意我不送死谁送死？这就让我想起军旅作家张正隆描述辽沈战役的长篇小说《血红雪白》里的一个片断：翻身农民坐在烧得滚热的热炕上，烙的难受，挪动一下屁股，村干部就喊：他动了，他同意参军了。于是就给这人披红戴花，又一个动员成功了。我问父亲有这事儿没，父亲笑答有这事，但我不是这样参军的，我是自愿的。父亲的话证实了我的猜测------原来我军果真是这样发展壮大的，跟电影里边的描述与我军军史的记载不尽相同。父亲那个村子跟父亲一起参军的翻身农民共46人，都是十六至三十多岁的青壮年，这46个人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滇川剿匪战斗、抗美援朝战争中陆续阵亡或病故，和平后46人活着回来的仅有一人，那就是父亲。我小的时候有着很深的英雄情结，特希望父亲就是自己身边儿的大英雄，曾问过父亲别人都死了唯有你活着，是不是因为你作战特别的机智勇敢？你是一个大英雄吧？父亲笑答什么叫勇敢？勇敢就是犯虎。刚参军那会儿什么都不懂，一点作战经验都没有，犯虎就是找死，所以战斗中新兵死的特别多。我刚参军那会儿不敢犯虎，枪一响就向地沟里边钻，所以才会活下来，所以才会有你们。我嗔怪他是一个胆小鬼，嫌他玷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称号。父亲告诉我：我离家之前答应过你的奶奶，一定活着回去，所以不敢犯虎，所以才会活着。
　　 父亲是奶奶最宠爱的儿子。奶奶在父亲三岁那年守了寡，那时奶奶才二十七岁，此后终身未再嫁。父亲参军后，奶奶担忧父亲，日日责骂我的两个大娘，父亲衣锦还乡后，两位嫂子劫后逢生，感激小叔子替兄从军又救嫂于水火，双重感激之情加上她们本性善良，对奶奶侍奉的愈发的周到。奶奶活着的时候常说，是她的小三儿让她有了一个体面的晚年。
　　 父亲一生不屑说谎，他说这世上根本没有值得他说谎的事儿。入伍几年后，父亲历炼成了一个骁勇的军人，能够游刃有余的穿梭在战火中而不伤皮毛，履获功勋章，真的成了一个英雄。从朝鲜回国后，常被学校请去做报告。父亲描述的战争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一点都体现不出战争的残酷性。他给学生作报告这样说：围长春那会儿，守城的国民党兵没吃的，饿着肚子跟我们对垒。我们这边儿一开饭，就有调皮的战士把馒头插在刺刀上，举过壕沟，向着守城的国军喊：蒋军弟兄官兵们，老子又开饭了！顿顿是白面馒头，你们赶快投诚吧，有白面馒头吃！台下学生笑成一片，有人问：然后哪？投诚了吗？父亲说：哪那么容易？有军官看着哪！那边就乒乒乓乓放空枪！再有学生问：他们放枪你们怎么办？父亲说：就有调皮的战士把白面馒头当手榴弹一样的掷到对方的战壕去，那边的士兵抢成一团，我们这边听得清清楚楚，笑成一团。于是台下的学生也笑成一团。父亲又说：美国兵最怕死，空长了那大个子。冲锋的时候还没等到眼前，就高高的举起了双手投降，最奇怪的是他们每人身上都揣着投降书，分中文、朝文、英文三种，上面写着我愿意投降，请不要伤害我一些话-----奇怪，他们的长官居然鼓励他们投降，与我们的首长要求我们宁死不屈刚好相反！父亲说的都是实话，没有哗众取宠信口开河的渲染，却起不到教育下一代的励志作用，他的首长要求他讲一些他的英雄事迹，他不肯：不过是哄娃娃们玩儿罢了，说的那样血淋淋的干嘛？！
　　 然而真实的战争却是十分的惨烈。2009年10月，父亲二十多年没见面的老战友马永全叔叔专程从长春到沈阳来看望他，闻知他已作古十余年，唏嘘不止，老泪纵横。马叔叔说：你们的爸爸在朝鲜救过我的命。那次我们执行任务，全班猫在一个坑道里，敌机来轰炸，别人都向坑道里跑，唯有你爸爸硬拽着我上外边儿去试他新缴获的机关枪-----看看射程够不够打着敌机------那时我们才二十出头，虎哇。。。。。。马叔叔也用“虎哇。。。。。”来诠释他跟父亲在战场上的勇猛。马叔叔说：那时我们的空军不行，敌机很嚣张，我们常吃它的亏，所以老想教训它。我跟你爸才跑出坑道几十米，一颗重磅炮弹正好落在坑道上面，倾刻间炸出一个十几米的深坑，全班十几个人全部被炸成肉沫，唯有你爸拽着我跑出来了。。。。。。说到这里唏嘘不已。马叔叔的夫人董阿姨在旁作证说：这件事你马叔叔念叨几十年了。马叔叔的儿子马立本儿-----这是小时候我参照《艳阳天》里的地主儿子给他起的外号，为这他还专门跟我急过几次，但这也没拦住我几十年后依旧叫他马立本儿，尽管他现在已经在长春的中石化公司身居要职。在一旁也说，这事儿我也听我爸说过。但是这件事我们家人却是第一次听说。父亲一生征战无数，见了太多的血腥，他不愿让血腥占据他的记忆，有意从脑海中抹去那些场面，讲述中的战争多了几分浪漫，少了许多的惨烈。我在听过马叔叔的讲述之后，脑海中时常有这样的画面出现：如血的残阳里，两个年轻的军人端着机枪奔跑在烧焦的土地上，一个气浪冲过来把他们掀翻在地，血水、肉沫和着焦土，纷纷扬扬洒落在他们的身上、脸上，-----那都是他们的战友的血水与肉沫，带着他们熟悉的味道，落在他们的身上和脸上。我不知道当时父亲那颗二十岁的年轻的心是怎样承受这样一份撕心撕肺的剧痛的，替他感受到深深的痛楚。那以后对他们战友之间的情谊多了一份理解，那是超越了夫妻情、儿女情、超越了世上所有情感的一种生死不渝的情感。“鲜血凝成的友谊”哪里是文人的凭想象的杜撰？分明是战场上的写实。我想像着风刮过来带着浓烈的血腥味，认为这应该就是成语“血雨腥风”的由来。
　　 父亲曾经非常非常的辉煌过。一九六三和一九六四年，他作为铁道兵基层指挥官的代表，两次代表所在师站在天安门城楼的侧台上参加国庆观礼，受到了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至今我的老弟弟家里还悬挂着当年毛泽东主席率党和国家领导人、贺龙元帅率军界领导人接见国庆观礼军界代表的大幅合影相片，父亲就站在其中。相片上的父亲年轻、英武、雄姿勃发，英俊得一蹋糊涂，足以颠倒众女生，叫我真恨自己晚生了三十年，又不幸做了他的女儿。那一段时间应该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阶段，也是他最苦闷的时候。父亲当时只有三十出头，是铁道兵某营政治教导员，又是师里的先进模范人物，盛名之下，自然要事事走在前头。父亲当时应该正在参与修建宝成铁路或是成渝铁路或是襄樊铁路。据父亲讲，按照当时的施工能力，西南山区的地质状况根本不宜修建铁路，但当时极左思潮泛滥，漠视人权甚至生命。当时的口号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上的代价就是无数年轻战士献出了鲜血甚至生命。父亲说当地山区的岩石层十分的疏松，遂道经常塌方，常有正在施工的战士的被埋在里边。上级要进度，父亲就要下命令要战士们钻遂道，每死伤一名战士父亲都会深深的自责，心会被揪的生疼。然而他位卑言轻，无力左右当时的局势，这就让他的良知时时被拷问。和平年代的死亡与战争年代的牺牲又不同，战争年代的牺牲可以制造出种种冠冕堂皇诸如保家卫国等等的理由，而和平年代的死亡就有视生命如草介的轻率与冷漠了。父亲怜惜他年轻战士的生命，却又不能不执行他上司的命令，一颗心经常煎熬在水与火之中。父亲有一位老战友孙叔叔，上世纪五十年代毕业于长春医科大学，被铁道兵招至麾下任二师卫生队军医。从军队转业后专攻骨外科膝关节，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膝关节专家-----这是后话。据孙叔叔讲，经他手锯下的战士的臂与腿要用汽车装。好多年后，孙叔叔在与父亲聊天时还要不无惆怅的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当时若是有显微外科就好喽，当时若是有显微外科就好喽。。。。。无奈中夹杂着着深深的悲伤。
　　 父亲只读过两年的私塾，这还是要强的奶奶饿着自己的肚子硬供出来的，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文字表达能力。我曾经在父亲的剪报册里读到过一篇父亲发表在《铁道兵报》上的文章，题目是《不是“浪费”是“合算”》讲述组织官兵进行政治与业务学习是否会影响施工进度的事。那文章写的有理有据又不乏幽默，遣词造句十分的老道，哪里像是出自一个大兵之手？当时我正痴迷文学，拿着这文章去问父亲是否有人辅导过？是否请人斧正？父亲说没有，当时在我们营里只有我给人斧正，从没人给我斧正。这篇文章彻底颠覆了父亲在我心目中鲁莽的大兵形象，从此对父亲刮目相看。父亲曾经说，我是他五个孩子中唯一的一个在文字表达方面秉承了他的天赋的人，让我羞愧不已。父亲认为文字表达绝对需要天赋，勤勉悟性各占一半。又告诫我可以爱好，却不要学习文科，因为文能穷人呐，父亲当时的腔调尤在耳畔：文能穷人呐。。。。。他要我学习一门实用学科，比如会计什么的，什么时候都不会为生计发愁。我不肯，执拗的按自己选择的方式学习与生活，以至半生一事无成，贫困潦倒，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呐！
　　 父亲转业到了沈阳应该算是进入他生命的低谷。他由过去受人尊敬的“宋参谋长”变成了“老宋”。他当年的战友孙叔叔这时已是沈阳市一家大的专科医院受人尊敬的主任医师，国内著名的膝关节专家。父亲的同事知道了父亲同他的这一层关系，打着父亲的旗号去找他：孙主任，我们单位的老宋让我来找你。。。。。孙主任困惑：谁是老宋啊？来人提父亲的名字：就是谁谁谁啊，他说他是你的老战友。孙主任生气：他怎么是我的老战友哪？他是我的老首长啊！他是我们部队的宋参谋长，怎么成老宋了？！说罢不理人。下次人再去：孙主任，宋参谋长让我来找你办什么什么事。。。。。。孙主任就热情接待，告诉对方父亲曾是他们全军的模范，跟毛主席合过影的云云。这话通过来人传到父亲的耳朵里，父亲指责孙叔叔：你这个老孙，搞的什么名堂？叫什么不一样？
　　 好像是五十岁的那一年，父亲在单位组织的体检中给查出了脑部的阴影，那以后就基本上碾转于病榻了。父亲的主治医师怀疑他长的是脑胶质瘤，孙叔叔却不认同这说法，找来了脑科专家会诊，反复向人述说：他的头部在朝鲜战场上受过伤，会不会是残留的弹片阻碍了血管的流通形成的阴影？专家不置可否。父亲的主治医师很负责任，认为手术治疗效果会更好一点，征求家属意见。母亲去寻问孙叔叔，孙叔叔说：他这个阴影的部位长的不太好，如果手术，就一定是大的开颅，那样的话无论是胶质瘤还是弹片造成的血管阻塞都不好调整。按照现在的医疗水平，开颅手术术后能够存活3年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还极有可能是瘫在床上活着，以他----指他的宋参谋长，以他的个性还不如让他死掉，所以我主张保守治疗。我们认为当着父亲的面进行这种生死大讨论对父亲有些残酷，希望换一个场所进行这个话题。孙叔叔说：你们对你爸不够了解，他是见惯了生死的人，对于一个多少次从生死边缘走回来的人，这算什么？的确，我们对他的了解远不如他的战友，正如孙叔叔所说的那样，父亲对这一切坦然相对，不时插言献策，从容淡定，仿佛在说别人，那么的超脱。我们低估了父亲的承受能力，他的英雄气概已经深入了骨髓，与他的肉体融为一体，伴随他整整一生，一直到死。母亲采纳了孙叔叔的意见，采取了保守疗法。十年后，父亲的脑部瘤子破裂，不得已实施手术清理。正如孙叔叔推测的那样，术后父亲存活了三年，三年后，死于全身器官衰竭，享年65岁。
　　 父亲逝世后，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回龙岗革命公墓举行。那天举行完仪式后，我与堂兄、老弟弟留在殡仪馆等待领取骨灰。我们来到后山，这里苍松丛生，翠柏环绕，四周一丝声音都没有，非常非常的寂静，是没有生命的那种寂静，就是人们常说的死一般的寂静。这里是魂魄相聚的地方，怎么会有人世间的喧哗？可不是死一般的寂静？那一刻我终于万分悲伤的发现并承认，父亲是真的离我而去了。从今往后，那个全世界唯一的一个真心实意疼我的、不计代价爱我的男人真的不复存在。这个发现让我心如刀绞肝胆欲碎，久久的、久久的不知所措，任悲伤的泪水在脸上恣意的流淌，喉咙里却没有发出相应的呜咽之声，那是无声的饮泣，是一种伤心欲绝的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