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继五八年大跃进之后，接着就是全国性大面积受灾，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期间，历史上被称作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这种困难时期，国家还要偿还前苏联的债务，所以那时也被称作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人民生活水准下降到了最低限度。
　　 在这几年当中，河南、河北、山东等省份的灾民，由于无法忍受饥饿的煎熬，被生活所迫无奈之下便大量流入了我国东北地区，当时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潮流，那时有人称这种现象叫盲流，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闯关东。
　　 我老家是在河北沧州某地，父亲在老家时是教师，当时以父亲微薄的工资实难维持全家八口人生计，所以父亲便一狠心放弃了自己心爱的教学工作，撇下娇妻爱子，扔下年迈的父母，独自一人加入了闯关东的队伍，两眼含泪、一脸茫然地奔赴了浩瀚的东北大地，到漫无边际北大荒寻求生路去了。
　　 父亲在家是独子，从小就娇生惯养，他突然之间闯关东一走，视儿如命的爷爷奶奶哪受得了啊。父亲走后最初几天他们还能坚持，过了半个月后家里没收到父亲丝毫信息，爷爷奶奶当即就坐不住炕了，天天咳声叹气，甚至彻夜不眠，因为父亲走时家里只知他去了东北，具体去东北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也根本不可能知道，因为父亲是盲目出去闯关东的，去哪里落脚当时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那个年代交通与通讯都极其落后，当时我们村如谁有事打电话时，都须去四十里地外的县城。在这种情况下半个多月没有父亲的信息，爷爷奶奶受不了，一天天急得如热锅上蚂蚁一般团团转。
　　 在经过几个彻夜难眠的忧虑之后，爷爷奶奶不听母亲劝阻，带上十一岁的我，也盲目地踏上了闯关东之路，但爷爷奶奶闯关东的目的与父亲不一样，父亲是去谋生路，他们是去北大荒找儿子。
　　 爷爷奶奶由于思儿心切，带着我当天就赶到了沧州，连夜就上了开往东北的火车。我当时由于年龄小，不知道爷爷买得是去哪里的火车票，只记得爷爷奶奶在火车上看着茫茫的东北大地唉声叹气，因为他们不知道去东北哪里可以找到父亲。
　　 后来我常常想，爷爷奶奶当时是多么幼稚啊，浩瀚的东北大地方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当时交通与通讯又那么落后，在没有丝毫线索的情况下去寻找一个人，这是多么滑稽可笑的事情啊，然而爷爷奶奶思儿心切，故此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火车到四平车站时，不知什么原因爷爷带着我们下了火车，在火车站听见一个说家乡话的人，爷爷就上前与人家搭讪，攀谈了一会之后，便跟着人家去了九台县（九台当时是县，此时早已是市了），到九台县的第二天，那人带着我们去了其塔木公社（乡），只记得当时一个姓季队长给我们安排了住处。
　　 我们暂时在其塔木住下来，爷爷没忘了我正在念书，两天后就把我送进了学校，还记得季队长和爷爷领着我走进学校时，那些学生就如看见外星人一样，都围着我一边观看，一边唏嘘不已地议论着。
　　 我被插进了三年级的一个班，老师姓张，班长叫李娜，我的同桌叫李奇。
　　 虽然我在其塔木学校仅仅念了月余书，但这个学校在我心里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我现在还可以记起校舍的轮廓，及张老师、李娜、李奇等个别同学的模样。
　　 记得在这个学校读书时，曾经和一位叫李纯壮的同学打过仗，原因是因为他不叫我名字，而是喊我——山东棒子（东北人无论是哪里来的，只要是山海关以南过来的，统称山东棒子，当时听山东棒子一词比骂八辈祖宗还难听）。
　　 还记得张老师曾经在课堂上表扬过自己，还没忘那首《洪湖水浪打浪》和《红色娘子军连歌》就是在这个学校学的……
　　 那些天我在学校里念书，爷爷则每天都出去打探父亲的消息。
　　 突然有一天爷爷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接到一个纸条，上面写得是父亲在白城某县某乡落脚的具体地点。
　　 那天中午放学我刚一到家，奶奶就难以掩饰心里的喜悦，看着我大声说道：“铁蛋，你爸爸找到了，快吃饭吧，咱们一会就去找你爸爸……”
　　 中午草草地吃完饭，爷爷向队长及左邻右舍告别之后，我们便搭乘一辆敞篷汽车去了九台，然后坐进火车直奔白城去找父亲了。
　　 这段记忆在心底沉淀了半个多世纪，虽偶尔也在思绪里闪出，但毕竟时光已飞逝过去五十多年了，当年还是一个十一岁孩子的我，此时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当我今天在某网友博客里看见发表的《柳风》文学杂志创刊号，特别是看到征稿主办单位是九台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时，九台二字立即勾起我心底的这段回忆，一股不平静的感慨在心底泛起。
　　 是啊，九台，这个地处吉林省中部、吉长两市之间的交通走廊城市，我曾经在那里做过短暂的居民，虽然仅仅住了短短月余时间，但也在我人生历程上记下了一笔，这一笔虽不是浓墨重彩，但也在心里刻划下了深深的烙印，任凭无情的岁月去肆意冲刷，也是无法涂抹干净这段深深记忆的，最多也只是略略淡化些而已。
　　
　　 二零一三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