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全国各地喜气洋洋，许多地方举杯庆贺，白酒、色酒一时成为抢手货，嫩江也大半如此。从上到下都有一种“解放”感，“解脱”感。县委顺应时代，冥思苦想，在改善群众生活方面作文章，做为一种欢庆形式。恰巧，有位同志从辽宁省带来一条信息，说辽宁省委庆祝粉碎“四人帮”，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决定增加豆油供应量。但省内大豆无多，准备用大米兑换大豆。这个消息对嫩江县无疑是一条喜讯。县委书记王忠外出开会、学习，主持工作的同志当即召开计委、财贸办、粮食等单位领导和我开会，研究这条消息的真实性和可行性。会上决定时任革委会副主任的“老领导”和粮食科一位副科长赶赴沈阳。在那里，证实了信息的准确性，并协商由嫩江县供应群众的50余万斤菜豆兑换同等数量的辽宁大米。这是1977年春天的事情。
　　 大豆换大米的消息传出去，群众十分拥护。那时，粮食定量供应，每月每人供应大米只有2斤或更少。米的质量也低，基本属于粗粮或线米，很少见到真大米。嫩江是大豆之乡，秋天随便到大田地里弯弯腰就可以检出18斤菜豆的供应量。县委的决定在政策范围之内，是正确的决策。我和财办等几个同志参加第二次换大米会议，明确了兑换原则。其中还规定，群众有不同意兑换者，仍然是正常供应。会上讨论国营农场参加换大米事宜。操作依然由老领导和粮食科副科长负责。
　　 第三次换大米会议是“老领导”一行第二次辽宁之行回来汇报会。会议除研究具体操作等项议题之外，集中探讨政策问题。财办和粮食科的同志都认为这种活动没有动用国家粮食，交换属于群众性的串换；国营农场的大豆是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之后的余粮，不影响国家利益。恰在这个时候，王忠同志外出开会、参观回来。“主持人”让“老领导”即刻向他汇报。“老领导”虽然主抓这件事，但他讲不明白。于是乎，请粮食科副科长一同汇报。他们找到王忠的时候，王正在招待所理发。听说此事，连连说好，表示赞成，并原则上同意铁道兵等几个军办农场也参与换大米。这样，议论过的大米数量近90万斤。
　　 几个月以后，省委忽然派来由纪检委组成的专案组，专题调查王忠同志严重违反粮食政策等问题，颇有煞气。我却一无所知，蒙在鼓里。大约专案组进入嫩江县四、五天，财办主任找到我，问及专案组找我谈话否，我才恍然知晓。专案组也没有找他谈。专案组找粮食科副科长反复谈话，要他讲“真实”情况。此人第一次、第二次······均如实报告。他向财办主任谈了令人怒发冲冠的“惊人”一暮。
　　 原来，专案组第一次同王忠谈话后，王找到“老领导”和粮食科副科长，问明换大米细节，又如实地向专案组补充了换大米过程。不料，主持人找“老领导”谈话，问及专案组同他的谈话，明确要他办几件事。这位“老领导”当即找到专案组，重谈兑换大米问题，推翻他原来“供词”。这一手“回马枪”杀的王忠不知所措，副科长眼前一片黑。但专案组无论给副科长什么压力，他都拒实而谈，不肯改口，吃了点苦头。王忠没有参加换大米的会议讨论，印象不深，依然依他知道的情况一说到底，不肯按“诱供”改口。两人都定为态度不好。
　　 这分明立足于整人，是一种政治斗争的表象。不讲实事求是的恶劣作法和背景令人拍案而起。财办主任是山东人，长我10几岁，颇有性格。论理，我俩都是大豆换大米的当事人，应当是被调查人之一。大半害怕我们如实端出事情的真相，扣在谈话名单之外。我俩都有点气愤，要打抱不平，要仗义执言，伸张一下正气，一同找到专案组。但谈话名单上没有我们，回答曰“需要的时候”再找我们，拒绝“上访”。
　　 我又找到“主持人”，和他谈调查大米事件的社会反应和几点认识、几点建议。说的设身处地，讲的入情入理，摆的实实在在。有什么用？政治斗争按需要而取舍，有时并不要事情的真相。
　　
　　 当时的黑河地委不赞成省委把大豆换大米的过程做为“大米事件”，也不赞成专案组的作法和结论，硬是把这件事的处理拖了下来。但专案组的负责人是省委某书记的妻子，怎么能容忍此案被搁置起来！哈尔滨的“坏消息”不断地传到嫩江。黑河又有何种变化！1978年12月初的一个星期天，王忠夫妇步行到我家。他们原意是想从我这里知道一些黑河消息。恰巧有几位黑河同志正在我家作客，没待王忠夫妇开口，几人即刻为“大米事件”发表批评省委的言论，又明确相告，黑河地委几位主要领导都保护王忠，认为换大米没有错。
　　 岂知，此时此刻，“大米事件”专案组一定要搬倒王忠，抓典型，一定要纠王忠保护伞、黑后台。20几天之后，1979年1月8日，省委常委会议决定，对1977年动用粮库大豆兑换大米事件作出最后处理，撤销王忠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当天，王忠同志正在主持县委常委会议。办公室秘书请县委副书记曹庆国接省委电话。他返回来，在王忠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话。王忠同志神色顿变，宣布散会。
　　 原来，省委常委会讨论大米事件，当即直接通知嫩江县党组织执行，撤销王忠职务。王、曹回到办公室，立刻给地委组织部长、地委书记打电话。黑河均不知道有此事发生，认为按组织程序“不可能”。几分钟以后，组织部长打来电话。他询问省委组织部，证实确有其事，只是没有通知黑河地委，没有下达文件。
　　 第二天，《黑龙江日报》刊登了对大米事件的处理意见。那篇报道中，写明对当事人的处分。粮食科副科长拿着报纸到财贸办。他和财办同志又到我的办公室，高声大嗓地冲我喊，他了不起了，祖坟冒青烟了，省委常委会讨论他小副科长处分。他知道黑龙江省还有个他。一时间，机关的好多同志挤到我的办公室，争看报纸，为省委的一次荒唐莫明其妙。
　　 大约一个月以后，地委通知嫩江县上报王忠等同志的处分意见。党内处分要有党员大会讨论记录和支部、党委讨论意见，时间要求写在省委讨论之前。这个通知，以组织的力量公开造假。王忠同志已经不明不白地到黑河地委组织部待分配，没参加支部会。粮食党委机关支部大会犹如炸开了锅，几乎变成声讨、谴责、批判省委的会议。他们罗列各种理由，拒绝按报纸处分意见讨论副科长的处分。党委的同志只好请党支部第二次再讨论。会上，副科长认认真真地给大家行礼鞠躬，请大家处分他，按报纸公布的处分处分他。
　　 这套过程，几乎是闹剧，白纸印黑字或白纸写蓝字，是政治腐败的记录，是滥用权力的真实，哪里有执政党建设的痕迹？哪里有党章所阐述的光辉！哪里有共产党人的形象！黑河地委唯有下级服从上级，奉命讨论给王忠处分。文件中写有“根据省委常委会议决定”字样，表明了黑河地委的不满与反抗，又分明告诉黑河地区的同志们，黑河地委没有讨论、上报处分王忠。王忠的处分讨论不是由下而上，由基层而领导机关，是自上而下，他们奉命行事而已。王忠是一月初见到处分报纸，地委书记是一月末调离黑河地区。也许是“工作需要”吧。三个月以后，省委才确定新任黑河地委书记人选。这就是历史！
　　 二、三十年过去了。嫩江人民还没有忘记大米事件，没有忘记王忠等人蒙冤的处分，没有忘记政治腐败带来的恶劣影响。人们似乎习以为常，该怪不怪，该惊不惊了。对今天黑龙江省现职或调离的部分省委书记、省长因腐败而“双规”而判刑的诸多传闻，或电视、报纸报道腐败问题，如同每天要吃饭、睡觉那样平常、平淡。似乎一切都成了必然，一切都是积累的结果，一切都是对离开党章原则的惩处。
　　 人大办公室主任
　　 我在嫩江县革命委员会办公室从1975年1月29日任职为副主任计起，到1980年11月9日任职为县人大办公室主任止，工作近六年。我很感谢县领导对我的信任、放手和支持，给了我很大的舞台，很强的载体。我做了我应当做的努力、奉献，我也展示了人生，展示了人生的价值。回忆起来，无愧于那段时间，无愧于那段时间的使命，也无愧于那段时间的人生。
　　 六年中，我有大量的工作可以展示出来，仅主要活动就列出35个提纲。除前边讲到14件事以外，诸如接待日本技术合作代表团、朝鲜政府冶金代表团等外事活动，协助革委会一位副主任主抓原新生医院改造为县委、县革委会办公大楼，建设正在使用的1200多平方米的宾馆楼等基本建设，率领办公室同志亲手建设门卫房和北围墙，以及到北京汇报、谈发展项目；到上海回访知青、插队干部等等，都十分有意思。但考虑到篇幅和有些不必要的公开，权且只留下14节的记录吧。
　　 我是在“文革”后首届人代会，也即县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定位在县人大。时间为1980年11月9日，出任办公室主任。这项工作调动一时成为城乡的议论话题，引起诸多猜测和轰动，甚至新当选的六位副主任也有些莫明其妙。我不知道政治背景，没有人讲实话。还在会议召开前半个多月的时候，我调人大的消息已经悄悄地在机关中传开。有几位同志主张我找县委书记谈清楚，弄个明白。
　　 我谁也没找。县委书记等人曾在加因县社教的时候是我的领导，应当对我有所了解。他们调到嫩江县任职10几个月的时间，对我的工作应当历历在目。在人代会上，有的科级干部提名选为副县级干部，我却调到人大办。这种安排无异是一种令人无法张口的“处理”。他们有他们的认识结论，有认识结论的过程，有结论的环境、条件和特殊性。我的调动完全是一种政治因素。我人生崇尚古人的豪情，不肯低眉处事，不肯贴耳做人，更不肯附炎趋势地浪迹仕图。我和德祜等同志有工作上的交往，有工作过程中带来的认识和感情，没有“送礼”、“串们”之类的俗套，更没有拉拉扯扯的需要。我与人都是君子之交，走君子之路，没有“地下航线”、“第二条道路”、“第二手”。我想，还是做人要紧，还是做正直的人，磊落的人，快乐的人吧，决不在做人问题上后退一步。我把想法告诉了苦苦劝我的几个同志，即使从此没有施展才华的地方，我也心甘，我也不做求人情式的游说。
　　
　　 那时，到我办公室最勤的是原革委会办公室两位副主任。他们冥思苦想地帮助我寻找调动的原因。现已故去的宋成芪同志时任副主任，主管行政后勤一摊，找出我“虎”的二、三事。其中之一，1980年11月份召开中共嫩江县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代表们对伙食有些意见，指名道姓要成芪说清楚。他是会议生活组组长。如何说清楚？我代检讨了，请大家有意见给我提。农村的一些代表真的以为我是大会主管后勤的头头，加上他们还不大了解我，在选票上划×。我只当了候补委员。第二年才转正。直到这个世纪，接替我任政协主席的同志，还议起这件事，颇多赞语。
　　 第二件事是一封“情书”。1976年，县信访办两位老同志要抓某人的“双”，把一封从办公室邮给办公室某同志的信截获，正式交给主管文秘、综合的剧主任李念彩。李惦量来惦量去，不知如何是好，找到我汇报。我正在抓基本路线教育，听到此事也颇感棘手。这是一份有份量的信件，是两位老同志冒着违法的风险截获的信件，带着火药味。但此事似乎只能平息下来、压下来，但又如何通融？恰在此时，一位副书记到我办公室。我和念彩实话实说。这位副书记也听到一些议论，甚至接待过告写信人的“上访”。信件由他处理，把我们解脱了。殊不知，此信转递过程被写信人知道了，带来诸多说不清、道不白的麻烦，直至政治上的小动作。
　　 其三，那时，每年年末办公室系统都有一个调整工资和一个调整级别的指标。办公室下属五个单位，基本由成芪管理，请他提名安排。两个指标分给两个单位。办公室办公会研究之后，我俩向革委会主管办公室的主任做了汇报。不料，两天后，主管主任建议把两个指标安排给一个人。我有些犯难。县领导建议的人员和我有多年相交相处，从感情上，我完全同意。但摆到桌面上实在不平衡。我只好建议，来年再“平衡”，指标仍按讨论的方案执行。从此，多年有人怨无人谢。20多年以后，成芪躺在病床上离开人间以前，还讲我们当年“虎”，还讲一个会议、一封信、一个指标的“三个一”；只知道讲政策，讲调动积极性，不知道用权力交人。
　　
　　 其实，那段时间到我办公室“看望”者颇多。我渐渐看到“政治”二字的险恶与力量。我工作调动没有人谈话，甚至组织部门的“通知”都没有。我按人代会程序任职上班。黑河地区机关一些同志听到这个消息为我鸣不平，纷纷打电话询问德祜和立然。直到12月2日下午，立然到我的办公室同我谈话。这时，我正式任职，自动上班已经24天。
　　 谈话不大和谐。他原来不知道没人和我谈话。我没有任何质疑，也没必要质疑。我商调回嫩江只是想报答我的母亲，报答嫩江县这块大地，无政治上的分寸之想。他讲不清安排我工作的合理性和必需性。但有两点引起我的重视。一则是班子中有的同志认为我的问题很多，列举了一大堆，结论为不适宜在新的党委或政府中任职。另则是加因县图书馆某馆员是德祜同志爱人的姐姐，云云。我哪里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