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默默地蹲坐在院子里，一口接一口拼命地抽那劣制的纸烟，深沉的目光久久地投向脚下的土地。缭绕的烟雾，灰白的发，空荡荡的院落，构成了一幅苍凉的图画。
　　 这幅画面渐渐成为了永恒。近几年来，每次回家，经常看到父亲以这样令人心疼的姿势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每当这时，我就知道，父亲又在心疼那片他倾注了无数心血的已不属于他的土地了。
　　 父亲，对他脚下的这片土地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缱绻之情。
　　 最早关于父亲的记忆是在我还没上学的时候，父亲手握锄头和村里人在田地里谈笑风生的镜头。那时，还是农村合作社，村民都被称为社员，父亲是村里的生产队长。而我，虽然年纪幼小，但也可以跟在母亲的屁股后面帮她干点捡捡拾拾之类的小活了，所以，我有机会看到父亲在田地里干活时的样子，有条件近距离地欣赏他的人格魅力。那时，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让我有一种为之深深着迷的感觉。多年之后，我才知道，那种感觉叫做崇拜。
　　 我记得，父亲总是第一个上工也是最后一个下工的人。他当队长不像别的队长那样指挥着别人看，而是手拿铁锨镐头走在最前面，一声“开干”，社员们拿锨挥镐还没抡开架式，父亲脚下的土地已刨松了一大片。在我孩子气的眼中，他那一声“开干”，他那一挥手然后弯腰刨地的动作，威风得有如率领千军万马的将军。在他的带领下，社员们一个个争先恐后，如小牛犊子般不惜力气，活干得又快又好。
　　 当时村里有两个生产队，父亲领的是一队。两个队的人员分配是按居住位置来划分的，村里的土地也是两队均分，庄稼的收种都是各队管各队的，谁先干完谁休息，没有统一的时间安排。二队的队长相比父亲逊色许多，既不是一把干活的好手，也没有多少领导才能，社员都不买他的帐，活也就干得稀松平常，拖拖沓沓。禾苗还埋在土里的时候看不出什么好赖，到庄稼长成了，两个队的差距就出来了。到年底，会计拿算盘一算，一队粮食产量比二队的高一大截，社员们人人多分了几十斤粮食，一个个喜笑颜开的。这下，二队的人不乐意了，特别是那帮老娘们，围着村长书记吱喳个不停，吵吵着要换队长。父亲也不计较，爽快地应了下来。那时，小小的我跟着母亲仍留在一队里，看着对面父亲和二队的社员们说说笑笑，指挥得他们顺顺溜溜，心中充满了钦佩。
　　 父亲说，人勤地不懒。
　　 父亲说，土地不会糊弄善待它的人。
　　 父亲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
　　 我听得连连点头，觉得父亲就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我想，等我长大了，也要嫁一个像父亲那样的人。
　　 可是，当我真正长大一些，亲身经历到农活的辛苦和艰难时，我对土地产生了厌恶之情，对有能耐走出土地走出农村的人产生了难以言说的敬佩，父亲头上的光环在我心中悄然黯淡了。我甚至觉得，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吃苦受累的父亲实在是没有出息。我曾多次问他为什么别人能搬到城里享福而我们却只能留在农村受苦，为什么别人能靠职务之便为自己和家人谋得好处他却整天认命般地靠在田里。那时父亲已经在村里做了多年的村支书，面对我的问题，他一句也没解释，淡淡地笑了一下就扛起镢头下地了。看着默默无言的父亲，我心中生出了几分不满，觉得他死心眼，不会做人，不懂得为家人着想。
　　 父亲热恋着他脚下的这片土地，这份情感，未经世事的我是无从感知的，我不懂得，一个人可以将他的心思藏得如此的细密。
　　 我对父亲的了解只缘于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告诉我，父亲也曾想过要走出这片土地的。清楚地记得，有段时间，家里的客人特别多，常常是这拨来了那拨才走，有时晚上九十点钟了仍有人在高谈阔论，熬不住困的我常常枕着妈妈的腿睡着了，醒来之后家中仍是灯火通明。那时我已上学了，也懂得了不少事，从他们的交谈中，我知道，父亲想办工厂，想领着村人走向以工业带农业的致富之路，而那些人，都是闻风而来的推销者，其中，包括一些夸夸其谈的骗子。他们推销的东西五花八门，说的话都大同小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夸自己的东西好，说自己的东西如何畅销如何顺应市场需求。对这些人，父亲一律抱以真诚之心，他以自己那颗习惯为他人着想之心度他人之心，他的眼睛看不到欺骗。从他熬红的眼睛里，我看出了他的渴望和希冀。
　　 在钱的利益之下，吃亏的总是像父亲这样毫不设防地对他人敞开心扉的人。最后，不善于耍心机的父亲还是被骗了，工厂半路夭折，还欠下了一大笔亏空。父亲不是一个能欠人钱的人，自责之下，他辞去了村支书的职务，领着村里几个敢闯敢拼的小伙子承包了建筑队，在一无技术二无人脉的情况下，硬是凭着一股子闯劲挤进了大城市，赚回了填补亏空的钱。这年父亲四十一岁。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这件事后，他反反复复地念叨：“都说四十一岁这年年头不好，我偏不信这个邪，我想闯一闯，改变命运，哪知还是没闯出来。”乡间有个迷信的说法，说四十一岁这年是“王八”年，特别是男人，到了这一年往往不顺，命运多舛。有人说，到了这一年要在家猫着躲灾，切不可与天抗命。
　　 父亲说，人活一辈子不能太窝囊，要做点自己想做的事。
　　 父亲说，不拼一拼，永远也不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
　　 父亲说，谁说人不能与命争，我就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看着父亲，觉得他就是一个伟大的哲人。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办厂事件失败后，父亲就默默地把自己埋身于泥土中，再也不提发家致富赚外快的话了。
　　 后来我知道，父亲其实还有走出土地的机会的，但是他放弃了。
　　 那时我已经大学毕业了，有了自己的工作，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一次饭后闲聊，偶尔谈到去世多年的爷爷。我的爷爷，是一个沉默寡言的老人，整天不多说一句话，只知道埋头干活，他有一手做饭的好手艺。母亲说，当年县委书记还夸过爷爷做的饭好吃呢，这话勾起了我的好奇。在我的刨根究底之下，我知道了，父亲早年当书记的时候，因待人实诚，胸无城府，公社、县里领导都特别看好他，喜欢和他交往。有一次公社书记陪县委书记下乡，晌午了就留在我家吃饭，是爷爷掌的勺。县委书记边吃边连声赞着“老人家手艺真不错”。后来，他又来过几次。那时还是购物需要凭票的年代，他第二次来时送来了十斤肉票。母亲说，父亲当时要是想离开农村，把家安到城里，说句话就可以了，可是，面对县领导的暗示，他一句话也没说。
　　 父亲说，我从来就没想到要离开农村，我要是真想留在城里，当初复员转业的时候我就不会回来。父亲边说边拍着我的手，我是因为你母亲回来的，当时，她们孤儿寡妇的在村子里受欺，我得回来支撑门户。我说，哎呀，你干嘛不留城啊，要不，我现在就是干部子女了，也不用跑那么远到那兔子不屙屎的地方去上班。母亲闻言脸上闪过一丝失落，我忙笑道，开玩笑呢，幸亏你回来了，要不就没我了。
　　 那是许久也不曾再有的一次畅谈。之后多年回想起，仍然觉得温馨。那次，我还知道了年轻时的父亲曾经干过两桩惊动公社惊动县委的大事。幸亏他的人缘好，许多人保他，要不他连农民也没得做。
　　 第一次说起来是无心之过。那时，每村都有蹲点包片的公社干部，那天，公社干部来时正碰上父亲领着社员在大田里忙活，看着这大片的土地，成片的庄稼，没下过几次农田的包片干部不由得说了句：“这么多的地得几天才能干完哟。”当支书的父亲听了，立马回了句：“你要是允许我们搞点副业，我保证半天功夫庄稼全部收完。”那干部以为是开玩笑，顺嘴说道：“你若能半天干完，我就允许你搞副业。”包片干部是一包几个村，着急去别的村察看，说完就走了，也没把这当成事。
　　 所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父亲当即宣布：“大伙加把劲哟，干完活我们赶海去。”我们村离海近，去海中挖点海货改善生活贴补家用是每个村民梦寐以求的，但在那个年月，这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就算海里鲜鱼活虾乱蹦也无人敢去捡。见父亲发了话，社员们欢呼一声扑到了庄稼地里，到了休息时间都没人肯停下来歇一歇。晌午刚过，这一大片的庄稼已全部收割完毕。
　　 那个中午全村都沸腾了，找鱼竿的，弄鱼钱的，拾掇各种赶海用的工具的，人人都忙得不亦乐乎。那时正是桃子成熟的季节，我捧着母亲摘给我的大大的水蜜桃啃得满嘴甜蜜，弄不清大人们一脸兴奋地里出外进是为了什么。到晚上，鲜美的海鲜吃到嘴里的时候，我终于从父亲和母亲的口中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可是，还没等我脸上的笑意扯到最大，父亲就被带走了。作为带领全村搞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头人，父亲罪大恶极，受到了批判。我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父亲几天没回家了，母亲每晚都偷偷地哭。
　　 第二次却是父亲有意为之的。父亲虽然因为赶海事件被批判了，但领导看好他，官帽没丢，村里的大事小情还是他说了算。父亲是个不甘寂寞的主，也不知他从哪打听到东北有一种高效化肥，施在地里比用草木灰人粪便能丰产一倍。那时候没钱，私下买卖化肥也是犯法的，但父亲不信这个邪，没钱的他硬是想出了以物易物的招儿。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一船小猪被偷运出海，为了防止猪叫引人注意，每只小猪的猪嘴都被捆紧了。那个夜晚海上起了风暴，但化肥还是成功运了回来。首战告捷的父亲兴奋不已，正在酝酿第二次交易，却被人告发了。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那天运小猪的时候没人发现，往回运化肥的时候几个人由于兴奋，说话的声音大了些，被人听到了。于是，纸里包不住火，全漏馅了。
　　 消息传到公社，公社书记又气又恼，当即下令撤了父亲的职。但来年，全村的庄稼大丰收，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父亲重新被扶到村支书的位子上，这一干就是十几年。
　　 父亲说，那个时候胆子大，就想多打点粮食，别的没想。
　　 父亲说，要真是粮食产量提上来了，都能吃口饱饭了，我就是被关几年也值。
　　 父亲偷偷地说，你不知道，我跟公社书记都拍桌子了，他拿我没辙。
　　 母亲告诉我，要不是父亲脾气暴，认死理，也不至于和领导关系弄得那么僵，这十多年来没人管没人问，还是农民一个。
　　 在那一瞬，父亲努力维系的强硬外表被彻底卸下，我理解了父亲对他脚下的这片土地的热烈的情感。
　　 我不敢想象，十几年之后的今天，父亲老了，走下了村支书的位子，看着那些他一手侍弄起来的土地，被村里新上台的年轻人分了、卖了、搞了建筑时，他心中是怎样的痛楚。
　　 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夜。那天晚上我刚吃完饭就接到母亲的电话，电话里母亲声音犹犹豫豫、吞吞吐吐、还带点小心翼翼的，我听了半天才明白，父亲想包地，可是村支书的兄弟也要包，包来种树苗。父亲脾气犟，在村里德高望重，村支书心里向着自己的兄弟，两方扛上了。最后，村支书表态，说谁先拿四万元钱这地就包给谁。好胜的父亲当即拿出了多年的积蓄，可是数来数去还差两万元。我那时刚结婚三年，每月工资只有五百多，两万也是我全部的积蓄。好在先生是通情达理之人，并不在意这钱的去留。我辗转了一夜，踌躇再三，还是取出了这笔钱，送到了父亲手上。
　　 土地承包成功了，一包二十年。父亲挥舞着手中的承包合同，满脸都是孩子气的笑容。我不明白，父亲忙了一辈子了，缘何会如此的看不开世事，到老了还要折腾。区区二百亩地，除去代缴全村的公粮，除去置办农用机械的钱，除去雇工的费用，我算不出还能剩下多少利润。父亲狠狠地抽着烟，我总不能让他们把那些好地全糟蹋了，农民，还得靠土地吃饭。
　　 父亲对每块地都精打细算，地要整平，肥要施足，为了保墒，不喷除草剂，杂草全凭两只手来除。从早到晚，他和雇工一起泡在田里。他很得意自己比那些雇工都能干，全然没想到自己业已是花甲老人。他反复对雇工说，好好干，我不会亏你们一分钱的。
　　 为了收种庄稼方便，父亲置办了全套的农用机械，他决心要大干一场。
　　 麦子成熟了，金黄色的麦穗沉甸甸的；秋天来到了，玉米粗壮挺拔，大豆粒粒饱满，绿色的花生蔓儿迎风摇摆……看着这些，父亲骄傲地笑了，好像一年的辛苦全有了回报。
　　 父亲的辛苦付出其实并没有收到回报，也就是在他承包土地这一年，粮价惨跌。小麦的价格降到往年的一半。玉米，第一次有了和小麦平起平坐的资格，甚至，还有后来居上的势头。
　　 而这一季，父亲的地里全种的小麦，其它作物只不过是田间地头垅间的补充。为了麦收季节不耽误麦子的收割，父亲还投资近十万元购置了小麦收割机，那资金，是从银行贷来的。年终结算，卖粮所得，除去雇工的工资和各样使费，几乎为零。
　　 家里人都劝父亲别再种粮了，照现在的形势看，种花种草种树都比种粮合算。父亲闷闷地抽烟，一言不发。然后一单一单地计算开春所需的化肥。
　　 有人给父亲出主意，说把雇工的工资暂扣一年，这样，至少开春买化肥的钱就不用自己东筹西借了，可以缓一缓。父亲断然拒绝：“我不干那缺德事。”那人笑了：“就你心眼实，你去打听打听，包括头年承包地挣得腰包满涨的，谁按数给雇工工资了？”父亲仍然是那句话：“我不干那缺德事。”
　　 父亲按数将雇工的工资结算清楚，去邻村专卖化肥的人家赊了化肥。尽管这样比自己去城里批发贵好多，但父亲说这样他心里才踏实。
　　 父亲承包土地没打算赚钱，他是舍不得他为之洒了几十年汗水的土地。但世事永远无法预料，父亲没料到自己这小小的愿望也无法得到满足，村委会决定收回土地，单方面撕毁了合同。而这一年，国家刚刚有了新政策，不用交公粮了，种地也不用交各种使费了，不但如此，农民自己购置的大型农具，国家还出钱补助。父亲的春天刚刚到来。
　　 村里统一规划土地。一纸告示下来，父亲手中空握了几张土地承包二十年的合同纸，土地不再归自己支配了。父亲一再坚持，也只争取到了十几亩贫瘠的二类地。
　　 那些被收回的地，浇水不便的上坡地被整平了，准备批量盖楼房；上好的水浇地，一部分变成了果园，一部分种上了大片形状各异的干枯的枝杈，挂上了“花木培育基地”的大牌子。二百亩地，转眼间分崩瓦解。
　　 作为补偿，父亲被安排到村委办公室抽烟喝茶看报纸，每年有几千元的工资。
　　 我们都为父亲庆幸，不管结果如何，父亲总算不用整天日晒雨淋地拼命了，不用精打细算地耗神了。但父亲却从此沉默了，笑容也从他脸上抹去了。他的烟抽得更凶了，抽着抽着就盯着脚下的土地发呆。
　　 每当看到父亲这个样子，我就忍不住要流泪。泪光朦胧中，父亲又以习惯的姿势蹲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点燃了一支烟。缭绕的烟圈，灰白的发，很快与茫茫的天地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