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训班18日结束。我们当夜11点半种赶回嫩江。19日上班。昨事人非，办公室主任已改任他人。念彩告诉我，人大16号例会已经免去我办公室主任职务。据说调任宣传部长。同时免去时任副主任同志的职务，调任政府办副职，余缺由他接替。我按组织原则，向主持人大工作的副主任作了学习汇报。他让我休息几天，没有指示我到县委报到。我也如实地回到家里，整理轮训班期间同九三局同志的戏耍诗作。
　　 两天后，县委常务书记派人通知我，德祜书记要在22日找我谈话。我准时赶到他的办公室。他代表地委通知我调任宣传部长，正式发文时间是4月16日。他谈了工作范围，工作要求，谈了怎样进行工作，没有交流思想。就这样，我开始执行宣传部长的职责。下午，即赶到火车站迎接参加讷河——嫩江两县联合举办的春光音乐会嫩江演出队载誉归来。
　　
　　 宣传工作是无形的战线，有形的运行。我知道宣传部门工作的重要，在党的建设中的地位，并不知道实际工作的内涵和操作中的运行规律。我一边和部里同志谈工作，学习工作，一边拼命找资料，看文件，明晰宣传工作的性质、任务和地位，明确宣传工作的方针、政策，以及特征，阵地、队伍等等。观范思想，定位认识，确立抓法。
　　 宣传部是党的意识形象工作的综合部门，是党委在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参谋部和指挥部，要求我们把意识形态工作真正抓起来，发挥宣传工作的灌输职能、导向职能、介绍职能和解释、信息职能。在操作上，我们把握围绕党中央和县委中心工作展开，做为每个阶段宣传工作的切入点；围绕思想政治工作展开，做为灌输、宣传过程，在提高全民政治素质上下功夫；围绕宣传队伍建设展开，把宣传工作做出成效。我们当时有个口号，叫做把宣传工作做到基层一线，把宣传工作做到宣传工作第一线，给县委当好参谋。城镇确定工业系统的毛纺厂、农村确定长福公社的长发大队为工作点。中心工作、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等情况和经验都在那里先行展开，产生“产品”；我带领大家骑车进厂、下乡，确定两个点的负责人。在长发大队的同志和那里“混”熟了，几乎当了大队长。
　　 当时，人们的思想受“左”的影响很深。中央认为，在干部队伍中“左”的东西有多少之分、深浅之分、觉悟迟早之分，没有有无之分。需要清理。农村正在推行责任制、批判学大寨中的问题；工业正在改革，落实《国营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批判学大庆中的问题；原“胡风反革命集团”彻底平反，“四人帮”及其骨干分子正在接受审判，“文革”中的诸多问题正在清理，等等。今天正在改变昨天、纠正着昨天、批判着昨天，许多干部和群众的认识还停留在阶级斗争的定位上，不适应形势发展，比较混乱。“四人帮”极左路线不能低估，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广泛存在。思想战线的任务繁重而紧迫。我们就思想政治工作搞点、面、线调查研究，即宣传部在城乡两个点调研，各党委、各系统分别展开同题调研，形成较系统地思想政治工作的准备过程，底数较强，着手解决中央批评思想战线领导处于涣散软弱状态的表现。
　　
　　 毛纺厂正在落实“暂行条例”。思想问题集中为5类12个大问题。相当多的职工还在用极“左”思想影响下的观点认识政治、经济改革中的诸多问题，比较集中的是厂长负责制带来的权利再分配、利益再分配、管理模式的再组合等切身利益问题。针对该厂实际情况，宣传部和厂总支采取灌输、介绍、解释等办法，办3期骨干班，1期党员班，向全厂讲了5次大课。其中《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讲两个专题、“暂行条例”讲3个专题，使广大职工认清“文革”的性质、危害，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作用，改革的势在必行，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取代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结合正常的党团活动，利用宣传阵地，集中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从理顺情绪入手，反复灌输、介绍、解释。宣传工作有声有色，职工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很活跃，很有成效，积累了较好经验。《黑河日报》曾连续报道这个厂子在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新经验，新特点。
　　 长发大队的基本作法和毛纺厂相仿，只是思想问题表述不同。采取的对策中，更多地是选择“介绍”的形式，宣讲“决议”，介绍外地实践，突破重点问题。例如，有些人认为推行责任制是倒退，辛辛苦苦二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持这种思想比较集中的人群是老队干部、老贫下中农。宣传部同志配合大、小队干部走访农村“几老”，召开老贫下中农、老社员、老干部座谈会，有针对性地介绍、解释“决议”和推行责任制的文件，把社员认识转变提高到新时期的新高度。
　　 农村推行责任制，反映出大部分青年农民不懂、不会、不知道如何种地。大帮哄的年代形成很严重的依赖性，对农事、技术、管理等具体操作事宜都没有独立处理能力。这部分人群集中在青年人。他们成为推行现行体制的阻力。宣传部配合公社和大队组织青年社员办生产技术学习班，讲大课，开展大提问、大讨论、大学习，把思想政治问题化解在学习、掌握生产技术之中，效果特别明显。这个大队的经验多次在《黑龙江农村报》、《黑河日报》刊出，在省广播电台播出，做为先进单位，还参加了全省思想政治工作经验交流会，报刊发行成为全国先进基层支部。
　　 我们注意把面、线上的新鲜经验运用到点上，把点上的经验介绍到面上。那时，城镇宣传委员一周一次例会，“发布”情况通报，研究部署工作，不定期召开基层书记座谈会。专题交流、安排思想政治工作。一时间的思想政治工作活跃起来。
　　 时任地委宣传部长的吕志贤同志多次到嫩江县指导工作。有一次和县宣传部一同搞调研，实实在在地跑了8天时间。嫩江的工作，多次受到他的肯定与表扬。他总结嫩江县委宣传部站在宣传工作第一线、站在生产第一线、站在解决思想问题第一线的作法，形成文章，刊登在内部刊物上，推荐给各县；做为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典型推荐给全省思想政治工作经验交流会。我作为宣传战线的新兵，向全省介绍了嫩江县的经验。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第一天就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建国以后32年功过是非，彻底否定了给党和人民带来灾难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献。宣传、学习“决议”，一时成为宣传部的中心工作。
　　 按照传统观念，对“决议”的发布要紧跟欢庆。当时，宣传部的同志对“紧跟”两字颇有微词，认为此二字是形式主义的表述，是文化大革命“三忠于”、“四无限”表态的产物，应当扬弃，改由“落实”两字取代。我们还商定县委中心组学习、宣传部学习和向基层宣讲的方案。我把设想向德祜书记做了汇报。他完全赞成我们的观点，肯定我们的方案。只是要求在宣讲专题、准备材料时要严格、谨慎，不要出政治上的错误。
　　 学习“决议”的作用在于统一思想，在于团结起来向前看。统一思想，需要重新认识的是毛泽东的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确定的接班人林彪叛逃， “四人帮”被审判，大批冤假错案正在平反，如此等等。人们不能不对毛泽东所作所为提出质疑，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提出质疑，对建国32年的功过是非提出质疑，对党的信仰动摇，对党的形象淡化等等。“决议”讲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讲了建国32年历史的基本估计，讲了“文革”10年，回答了当时人们公开或不公开提出的问题，统一了混乱认识。这是我们从“决议”逐字逐段学习中得到的认识。最初确定为10讲，又合并为5讲。
　　 5个专题由5个同志宣讲。统一研究分段，分头执笔，自己试讲，在部里试讲。准备的时间短，很艰苦。有位同志文稿通过以后，在家中讲给妻子，讲给录音机，一天练六、七遍。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位同志在电影院大会辅导讲课时，取得了轰动性的效果。
　　 我讲全文介绍，为每讲的第一课。有时讲“文革”10年。这一讲是形势需要，连夜写出来的。第一次是七月一日上午在常委中心组学习时的发言。随后，又作了两次修改、补充。宣传部的同志在7月20日前，宣讲在电影院，宣讲在工厂、生产队，宣讲在宣讲员学习班，摸索了经验，带出了一批宣讲员，带出了用“决议”统一认识的新氛围，新环境。
　　
　　 7月下旬，我们看到了中宣部的《宣传动态》32期关于宣讲“决议”的提示。我大吃一惊。看到动态时，我在宣传部任职两个半月，还不知道中央要发宣传材料。当时的传统作法是欢呼庆祝，表示“紧跟”的政治态度；反复学报纸文章或读文章，等待上边的宣传材料，照上边安排办。嫩江同志没有这样办。我和副部长亓国拣把“提示”材料和我们材料进行比较，庆幸宣传部的材料观点、重点、提法，甚至段落结构同“提示”是那样的吻合，那样的一致。20几年以后，谈及此事的时候，我们仍然高兴有余。
　　 我把没有等待中央宣讲材料而冒失地展开宣讲想法向德祜书记做了自我批评。没想到，他却肯定我们我们不等不靠，积极进取的作法，肯定我们从实际出发，讲究实效的作法，肯定我们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和良好的心态。他说，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干部都是在马列大旗下学习成长起来的，只有马列一本经，只能形成同样的认识。写出来的东西，只有高低之分。他不同意我们收回原来辅导材料，主张把“提示”转印下去，让基层同志选用。我心中自然是一种喜悦之态。他认为我们编写的材料更适合于嫩江县宣讲。就这样，我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担心冰释了。德祜的观点成为我人生难得的一部分积累。
　　
　　 嫩江县宣讲“决定”走在黑河地区各县的前边。各县和地直各机关在反复“读原文”近一个月之后，进入县委中心组中心发言学习阶段。地委宣传部长吕志贤同志带了几个同志赶到嫩江，就中心组学习、培训宣讲员、向机关企事业宣讲和对农村宣讲等几个方面工作和嫩江县委宣传部磋商，总结了我们认真准备、中心组带头、领导带队深入一线宣讲、训练宣讲员、党委层层抓等“系列”经验。
　　 我很感谢志贤部长。他全力地支持我出任宣传部长工作，多次给予具体指导，多次在嫩江搞调研，总结嫩江经验。让我在工作中有了新的认识，新的积累。他是我在几十年革命生涯中敢于讲心理话的老兄长。他赞成我提出的“毛泽东时代的结束”认识。我和他都是在党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干部，为党的事业奋发努力。但党的极左路线带给人民的苦难又令我们心中不安。“反右派”把50几万讲真话、讲不同意见的人打入“敌人”名册之中，置几十万“中右分子”于控制使用之中，大批“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处在被管制、半管制之中，几千万人失去自由或半失去自由。“三面红旗”，特别是大跃进严重违反客观规律，造成三年“自然灾害”，饿殍万里，非正常死亡人数以千万人为计算单位，如何向中华民族历史交待？“文革”已经天怒人怨，“决议”明确其为“内乱”。何为“内乱”？敌我矛盾性质也。这个时代过去了。今天四、五十岁的同志每每谈其从小就受苦，主要指挨饿在三年困难时期，受迫害于“文革”年代。“决议”宣告了毛泽东时代的结束。这是历史性地选择。
　　 志贤对我而言，是领导又是兄长。和他在事业上形成的感情一直很持久、很纯洁。常常无话不讲。他因为我已经进入宣传部长角色，参与决策，告诫我好多道理，好多人生难得的至理名言。其中讲到我历史上两次起伏，主张要与人宽，不要与人斗，不要把人生有限的时间浪费在无休止的消耗之中；
　　 他长我10岁。直到今天，依然是领导与兄长。
　　
　　 中心工作中的宣传工作
　　 1982年2月25日，德祜找我谈话，告知我进入县委常委会。地委发文时间是12日。以月计，我已经正式任职宣传部长10个月。宣传部长和常委分两步走的安排在党内任职历史上为数不多，实属罕见。这个过程反映出几位书记对我的认识存在着分歧，有的同志持反对态度。德祜对我任职宣传部长以来的工作给予中肯地评价。他说，这段虎虎有生气的干法，处处是经验的实干，每段工作都被上级机关首肯，推广的事实，证明我是个优秀的宣传部长，已经为常委、书记们认可，已经没有人鸡蛋里挑骨头。他特别强调我在办公室的几年工作，逐“项”、逐“条”地做了分析，给予高度评价。具体讲到几件“影响”我的“大事”，说事实证明，群众证明，我具有很强的事业心，很强的独立工作能力，很强的个人修养，有较高的处理棘手问题的工作艺术，有坦荡的胸怀，有在机关中很有影响的磊落人格等，不存在骄傲自满问题，不存在目无领导问题，更不存在“虎”的问题。我知道，他无须“捧我”。他讲的每点每条都是回答书记碰头会上对我的不平或无中生有。我认真地做着笔记，心中的波浪不禁翻腾起来，冲击着心底，撞击着思想的堤岸。我不能不记住这次带有分析人生座标的谈话，不能不记住为我进行高屋建瓴地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