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闲来无事读史书，读到“陶母封鲊”的故事，很是感动。
　　 陶侃，晋朝人。早年丧父，母亲守寡，家徒四壁，靠纺织为生。陶侃自幼好学，再加上母亲善教，长大后成了一个很有学问的人。陶侃20多岁时，受命为当阳县吏，监渔业。他想：母亲辛苦一生，如今自己做监渔官，送一些鲊鱼给母亲，也算尽点孝心。于是，他托人带了一罐鲊鱼给母亲。谁知，母亲拒而不收，封了“鲊”，并写信说：你当了县吏，拿公家东西给我，以为是好心，相反，它不仅不能有益于我，反倒给我增加了忧愁。陶母“忧”什么呢？她说：“吞占公家的东西，就是贪。贪婪之心是没有止境的，后果就难以设想。”她告诉陶侃；“人有不为之，而后才可以有为。为人不干坏事，才会做好事。”一个普普通通的母亲竟能在儿子犯错的时候，以“人有不为之，而后才可以有为，为人不干坏事，才会做好事。”这样直白的话语教育儿子收敛贪念，确实令人钦佩。
　　 人之为官，难免有个人的小嗜好。古有陶侃孝母、公孙仪喜食甲鱼，今有胡长清好书法，孟庆平爱跳舞。但陶侃一生为官清顺，官至高位，公孙仪贵为宰相，皆因对自己的爱好控制有度，深知“人有不为之，而后才可以有为”的道理，常常“日三省乎己”所致。而胡长清却以书法取利。孟庆平则沉溺美色，盖因身边既缺乏像陶母一般的家人耳提面命地“谆谆告诫”，又缺乏公孙仪的自律，才让爱好成为了葬送自己的“祸媒”，所以最终沦为贪赃枉法的“硕鼠”，成为人人喊打的对象，还是相当地令人同情和惋惜的。
　　 大权在握者，仰者云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受“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古训。有求者必会‘削尖了脑袋’以各种方式‘投石问路’，努力用手中的“糖衣炮弹”让权贵们躺着也要中枪，服从自己的意志。爱好，就高官的软肋，倘若不能自设防线，拒人于千里之外，而是沾沾自喜于自己的爱好得以满足，就容易在金钱、美色面前失掉了原则和良心，成为了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千古罪人。
　　 有人说，兴趣爱好作为个人在业余时间里的一种休闲与消遣活动，只要“爱”之适度，“好”之有道，倒也无可厚非，不必干涉。但问题是，在实际的生活中，这个“度”和“道”常常较难控制：比如《艺苑余谈》记载：郑板桥在扬州卖画时，有一盐商慕其画而以重金索求，郑老先生因不屑与铜臭者交往，终未应允。一日，盐商探得郑板桥嗜食狗肉，便投其所好，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他的画。连郑板桥这样清高孤傲的人在嗜好面前都“难得”地糊涂了一次，是该归咎于奸商的狡诈？还是他对嗜好无节制，对投己所好的诱惑缺乏抵御之力呢？
　　 为官的环境古今并无太大差异，所以，要求从政者，无论官职大小、无论权位高低，一要加强学习，勤读廉政之书，勤受廉政之教，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常思修身之德，以增强自律；二要发展积极向上的兴趣爱好，在个人私欲与公平正义之间，学会取舍；三要对自己的爱好“严防死守”，“勿以恶小而为之”，避免成为受贿的“突破口”，防止被爱好捆住手脚，成为权钱交易的牺牲品；四要有个类似于陶母这样的家人，在自己犯浑的时候拿出正义的杀威棒当头棒喝，使“清风常拂面，”促其清醒，让光明永驻心间。
　　
　　 一句话：当官应知：“人有不为之，而后才可以有为”，这是确保为官坦途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