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色，我们习惯这么笼统地概括错综复杂的男女关系。色，简单直白，没有弯弯绕；情就说不明道不白了，不过没有色打底子，就无从谈起。老外研究的透彻，其实都是荷尔蒙在作怪。荷尔蒙刺激肾上腺素大量分泌，人就精力充沛，精力充沛，就容易兴奋，到晚上老晚也睡不着觉，那天晚上，我们三个就是着了荷尔蒙的道了。不过很快的，肾上腺素必须应付更大的任务：睡觉、吃饭，强体力劳动和从一下乡就如影随形的“一辈子”问题。所以，第二天早上，一觉醒来，对昨晚的“艳遇”，我是丁点儿也不在心上了，没太在意刘、黄两“杆子”的表现。
　　 下麦田的路上，大水跟我并排，走着走着，突然怂了一下我肩膀：“昨晚看花去了？”“看花？”大水两眼放光，咧嘴望着我，他在笑，笑的很得意，自信，坏坏的，猛然间，我终于体会到了小说里常用的“淫笑”一词得确切含义。“你听哪个说的啊？”大水还是咧着嘴：“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在乡下，一个村子犹如一个封闭的盒子，任何事情，不会超过二十四小时，肯定是全村皆知，如果事关男女情色，那传播速度更是增加一倍以上。
　　 此刻，我头昏昏的，对昨晚的事情一点兴趣也没有，指了指前面：“你去问刘杆子，他昨晚兴的跟屎头苍蝇一样。”我很得意自己的应变能力。
　　 田里干活一定要聊天，这种聊天，农民们叫“瞎鬼话”。“瞎鬼话”有一个永恒的主题“情色”。只有荤话，荤的离奇，直白，够刺激，才能让身心暂时忘却疲惫，不这样，太阳就不落西，农民如是说。两个月的活干下来，我们是完全彻底的赞同，并且根据自己的兴趣，或听或干脆参与进去，不过大多数时候得到的是让人哭笑不得的嘲弄：“你们见过那东西吗？是方的还是圆的？用过吗？”一阵阵浪笑中，等待，盼望收工的那种焦虑似乎也随着笑声而消失，天也就不知不觉的黑了下来。
　　 就这么听着说着，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到后来的年复一年，对情色的态度，再也没有当学生时候的那种矜持，羞涩，取而代之的是从容，坦然，用刘杆子的话就是“学坏”了。
　　 以后好几天，“瞎鬼话”的主要内容就是南京女娃在农村找老公（不管是不是南京人），生娃儿的可能性；次要内容是我们这几只馋猫当中，谁最有本事最先尝到腥。
　　 要说对这三位女娃没兴趣，那是假话，从“二哥”到知青，都因为她仨在，好长一段时间里处于兴奋状态，有几位准确地说处于亢奋状态中。两三次的来往，我发现刘杆子似乎对玲玲真有那么点“意思”。
　　 第三天还是第四天的，记不清了，三个女娃对我们进行了回访。同样是晚饭后，也是事先没有打招呼，就这么直闯进来了。当时只有我、小黄、周贵和卫平在，刘杆子估计是到队长家套近乎去了。她们的到来，当然会引起在我们屋的农民兄弟们的极大惊奇和兴奋，消息很快就以光速传播开来，所以，屋子里人是越聚越多，那阵势，简直跟闹洞房没两样，我们也习惯了，连吃饭都是被围着看，这点不算什么。大约二十分钟后，刘杆子回来了，一进门就嚷嚷：“哎，我说叔叔伯伯，大姐妹子们，让条路好不好？看新娘子啊？”也不知道是哪位跟了一句：“不看新娘看什么啊？”一阵哄笑。不过那三位倒是很平静，像是没听见似得，站起来跟刘杆子打招呼。刘杆子也真有办法，不知道从那家弄来三个苹果。麻溜地削好了一个，揣到玲玲手里，随后摆出一副尴尬相，“不行，我削苹果太浪费，你们哪个有本事的代劳？”他对着我和小黄和周贵说。呆子都能看出来刘杆子的想表达的意思，我们都乐的装傻，谁不愿意抽飞马，南京？我刚想表现一下，小黄接过水果刀，三下五除二，解决问题。这个时候，我倒是有机会仔细观察三位当中的另一位——小苏。她块头不小，坐在床上，跟一米七零的周贵差不多平肩，吃起苹果来也是大刀阔斧的，到是蛮有男人味儿的。
　　 那个年代，身穿去掉“革命的红旗挂两边”的军装，这样的招牌服装往往提示：自己是军队出生的“红五类”。小苏这样一位女生，竟然也是一身八成新的草绿色军装，那她的出生也是“瘌痢头上的疤”了，再加上一口“大院子普通话”，毋庸置疑她的军干家庭背景。大家都很清楚，这样的人下乡，一般是来“镀金”的。经过广阔天地的锻炼，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段时间，就能名正言顺的入伍或调任什么领导岗位。不过眼下嘛，家里可能有什么不方便的小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还必须跟大家一样：在贫下中农毫无顾忌的目光直视下，啃着苹果；坐在茅草屋里，在老乡同学的热情招待下，但享受着异性的殷勤恭维。
　　 小苏和周贵并排坐在床沿上，这让周贵幸福的脸泛红光，手一会儿弄弄被角，一会儿掸掸灰尘，老是说他认识的几位部队大院里的几位哥儿们的事情，倒是一旁的卫平非常平静的偶尔插上一两句。看这情景有点儿怪怪的，这不，小苏回应卫平时的强调和眼光，与跟周贵不同，哇！有点门道，哈哈，我顿时暗地里兴奋起来，焦点从小黄秋英、玲玲刘杆子身边转移过来，因为这两对已经是“瘌痢头上的疤--明摆着的了”。
　　 周贵大概有点儿头昏了，竟然掏出香烟请小苏抽，卫平首先哈哈大笑起来，周贵有点尴尬，自我解嘲：“呵呵，男人不会抽烟就跟女人长胡子一样”，他一句话倒是提醒了小苏，滴溜溜的眼睛转了一圈。卫平是我们几个当中唯一不抽烟的。于是两个“大院式普通话”从打听对方家住的大院子是哪里，到“靠边儿站”，再到五七干校等等。我很同情周贵，这个笨蛋似乎被荷尔蒙弄混头了，人家都对上线了，他还用那个前后鼻音全部颠倒的“民办普通话”一刻不停跟着“大院皮通话”搀和。
　　 当晚说话的最后结果是，约定：过年一起回南京。我是不能跟他们一起回南京了，哥哥也下放到这个县的另一个公社，有信来——父母因为旧知识分子，刚被隔离审查，住进了“牛棚”。外婆因为曾是国军军医，被红卫兵勒令不允许住在学校大院子里。于是，十五岁的弟弟，带着外婆投奔大学刚毕业分配到河南一个小县城电厂当年技术员的大姐哪儿，家里没人，所以，这个年，我只能跟贫下中农一起过了。
　　 年后，从结伴陆续回乡的情况看，玲玲跟刘杆子，小黄跟秋英，卫平跟小苏，已经没有悬念。倒霉的周贵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不过也没什么，毕竟是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基本不构成什么情绪、情感方面的“冲击”。至于馋猫偷腥，这话有点下作了，在那个年代，尤其不能乱说，大队书记成天歪着个头，看人都恶狠狠的，要是给他知道了哪个乱说一气，那就等着挨罚吧，农民兄弟是点到为止，说是几个月以后看，看女娃，但是看什么，他们没说，那时候还没有开窍，后来经大水点拨才恍然大悟，不过让贫下中农失望的是，他们期望的事情，或者说是西洋景始终没有出现。不过那几位，看起来像是干柴烈火，一点就着，能否烧得更旺，能燃烧多久，就很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