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夏秋，中国大地出现“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简称严打。“严打”的概念一直延续到今天。但形态与内涵，已非当年。那年的8月25日，中共中央以31号文件的形式，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决定》指出，“严打”是政治领域中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对于搞好社会治安，推动社会的根本好转，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等等都有极重大的意义。中央决定，从现在起，三年内组织三个战役，“从重从快，一网打尽”，对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坚决打击。当天到9月2日举行的全国人大六届工作会议上，听取了公安部长汇报社会治安情况，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决定、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等。全国性的“严打”合法性地大规模地在全国展开。
　　 事实上，中央在七月份就有了安排。黑河地区7月16日召开全区公安局长会议，传达中共中央（83）23号文件。文件指出，公安工作存在“该严的不严，该管的不管”的严重问题，提出“严厉打击”的任务和“综合治理”概念，也提出在打击问题上不能“左”的问题。从那次会议开始，我们着手准备“严打”。
　　 这次会议前后，嫩江县吃过两次“小灶”。原来，5月5日，中国民航296号班机从沈阳飞往上海途中，被沈阳的武装暴徒卓长仁等6人劫持，被迫降落在韩国汉城附近的春川军用机场。这次劫机对全国震动很大。中央立刻采取了相应措施。嫩江县境内原有日伪时期10处机场。其中一号机场原为亚洲最大机场。建国后，一直为林业系统服务，机场状况非常好。这个机场成为重点保卫单位之一。我奉命参加了省里的特殊会议。20日，受县委、县政府委托，在机场召开了东北航空护林局、嫩江航站、武装部和附近几个公社领导的联席会议。在会上，介绍卓长仁劫机处理和建国以后的劫机情况，宣读了国务院10条命令，提出了贯彻落实10条命令的措施，要求把隐患消灭在地面，制定应急方案，提出加强机场管理的办法，宣布嫩江机场安全保卫领导小组。副书记、县长李星为组长，我为副组长。事后，还曾按方案进行一次检查，搞了一次摸拟演习。在这些活动中，按照会议精神，喊出了“严厉打击”的口号，我们也听到许多准备严打的情况。
　　
　　 另一件事是全国通缉“二王”。1983年2月12日（大年三十）沈阳王宗玮和王宗坊假冒现役军人持枪到沈阳军区医院小卖部，盗窃人民币3000元。被发现以后，“二王”持枪行凶，第一桩血案4死3伤。在南逃途中又打死打伤多人，引起全国震动。公安部向全国发出了通缉令，布告悬赏捉拿“二王”。各地追捕“二王”工作提到县委、县政府议程。嫩江建立“追捕”组织，我任副组长，曾召开城乡党委书记会议、派出所长会议和六、七个专业会议，发动群众，悬赏防范和捕捉。省、地公安部门每天都有一次或二、三次情况通报。当时，一些不法之徒乘机以“二王”的名字作案。黑龙江省几次发现“二王”的通报，都是这种性质。全国出现“二王”热，到处都有发现“二王”报告。
　　 就在这个时候，空军工程管理部的军办农场政委在一天中午匆匆赶到公安局，报告他们那里发现了“二王”。原来，就在当天上午，有一位老农挑两花筐沙果之类水果准备到座虎滩公社销售。走到农场北部森林间，突然跳出一个人，自报说是“二王”，抢走了他的水果，逃进山林中。
　　 当时，没有“二王”北窜的通报，没有逃来嫩江的迹象。政委谈出的情节很难定为“二王”在嫩江。按要求，以真“二王”对待。我立刻上报市局，同时报告给组长李星。我请一民在局里组织干警待命，立刻带七位同志（含司机）分乘公安局和工管部农场汽车前往第一现场。每人发一盒子弹。如果是“二王”，只能枪弹相见。工管部农场在县城东部地区，距离八、九十公里，一路上研究如何围扑“二王”，确定临战方案和指挥系统。
　　 在场部，用了半个多小时时间询问当事人。他确实被抢了。从抢劫手法和过程可以排除“二王”作案。但有“万一”两个字的存在，我们还是当真“二王”处理。请部队农场做小范围的动员，安排10几个人的小分队在场部待命，准备第一批投入“围扑”。农场政委又带五、六位同志和公安小分队以检查防火为名，全部换成便装，出现在“北岗”小树林前边的大田地头。当时划分为四个组，以犄角形的梯队形式，拉开距离，子弹上膛，准备对射。但现场只在小树林边沿10几平方米的地方。树林纵深地段没有人行走过或躲藏痕迹。第一现场表明，“二王”不可能在这里抢劫。大家紧张心情立刻得到缓解。
　　
　　 不是“二王”是谁？要回答清楚。按照当事人介绍的情况，假“二王”很可能来自座虎滩公社的几个地方。分析地理情况，公安干警分两个组，分乘公安局和工管部农场的小车在邻近的大安村和青冈点进行逐户调查。还好，两地的党组织很配合，很快在青冈点发现了一个串门的年青人。他的情况正是我们要找的“二王”。抢劫水果的就是他。当时，他正在前往工管部农场小卖店途中。我们的汽车超过了他，以解手问路问情况为名，又做了一番直接调查，知道他就是不了解当地情况的青冈青年。当他走进农场场部时，公安干警“请”他上二楼会议室。经简单审讯，全部交待抢劫水果过程。“二王”是谁？就是他。当晚，假“二王”情况报到地区，报到省严打指挥部。第二天受到全省通报表彰，概括嫩江作法有五个特点。其中有“不是‘二王’是谁”？称赞嫩江县公安局作风踏实，每个环节都弄个水落石出。
　　
　　 黑河地区6月16日召开各县公安局长会议，传达中共中央（83）23号文件之后，进入了“严打”的实际准备阶段。县公安局集中力量进行调查、侦察，可谓紧锣密鼓。县里成立“严打”作战指挥部。县委书记、县长为组长，我任副组长。我主持制定、修改了三次“作战”方案。进入8月份，完全处在临战状态。这个月，除临时碰头会以外，县委常委会议专题讨论“严打”活动五次，指挥部会议五次，电话会议两次，召开部署“严打”工作的场社书记会议三次，城镇书记会议四次，农机现场会一次，其他会议两次。城乡各党委也相继成立指挥部，共36个，专职成员214人。可见当时的紧张和投放力量的阵容。
　　 16日，黑河地区召开县（市）作战指挥部负责人会议。嫩江县是李星和我带队，政法委书记并“三长”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了拟在25日发出的中共中央31号文件。文件要求全党动员，首长动手，层层负责，广泛发动群众，统一组织行动，一网一网地撒，一个战役一个战役地打，做到有声势，有威力，有震动。三年内组织三个战役。要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劳教一大批，注销城市户口一大批，并且要杀掉一批。第一战役到第二年春节。各县汇报了准备工作。地委副书记王德祜同志讲了地委常委贯彻、落实省委常委会议精神，做“八二0”行动的具体安排。会议犹如军队战前动员和下达进攻命令，很保密，在边防局会议室举行。
　　 “八二0”行动即8月20日凌晨抓捕打击对象，称之。这是全省县级政权的统一行动时间。接着是“八二五”行动，即中共中央31号文件下达的时间，全国统一行动。嫩江县17日晚召开县委常委会议，贯彻、落实地区会议精神，确定打击时间。19日召开指挥部会议，确定夜间收捕的打击名单。县委书记刘公平等同志都参加了会议，参与了“八二0”行动的指挥。21号再次召开指挥部会议，总结“八二0”行动，研究、落实“收捕”名单。
　　 两次行动收捕149人，其中流窜作案6人，流窜嫌疑人8人，流氓犯罪11人，盗窃61人，抢劫6人，伤害6人，赌博10人，扰乱社会治安11人，强奸9人，卖淫10人，卖淫点4人，绺窃6人，诈骗1人。这些人中，转外地处理17人。
　　 按照重点在流氓团伙、流窜作案、杀人犯、强奸犯等几个方面犯罪分子，县公安局调整力量，组织11个小组到城乡各点帮助确定打击对象，形成卷宗。农村面大，由两位副局长带队，分两片深入到各公社和重点大队达二、三次。城乡各党委在群众大量揭发和公安机关掌握的社情基础上，分类排队，以事实为依据，确定了打击对象。但指挥部17日讨论名单时，发现有32人的卷宗不合格或犯罪事实不清楚、不充分，没有列为收捕对象。在后来的“收捕”时，只收捕了其中几个人。这种作法，虽然在政治上没有紧跟“形势”，受到上级不点名的批评，但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没留下任何平反之类的反复，经得起法律的检验，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黑河地区16日会议上，各县申报死刑人犯为23人，多数为“回头看”的已投入劳改的犯罪分子。嫩江县有近50万人口，为黑河地区人口最多的县份，但没有一个极刑“人选”。我们没有“回头看”。地区对这种作法颇有异议。从具体案例分析出发，他们和省里研究，建议把已判8年刑的徐礼亮送回嫩江“回头看”。
　　 徐礼亮，人民医院理疗科大夫。1973年夏到1982年12月末近10年间，采取理疗等手段，在理疗室等处引诱、胁迫和卖淫女、女患者发生性关系，自己交待达几十人，查证核实为21人。其中容留卖淫女8人，卖淫数十次。有的卖淫女为未成年人。嫖客多为在职职工。7月下旬依法判处8年徒刑，投入劳改。法律已经“生效”。如今却要改判“极刑”，量刑差何以如此悬殊！
　　 当时，哈尔滨宣判47名死刑，上海、北京等大中城市宣判布告比比皆是，贴在各主要街道。布告上红笔打着∨号者，都在几十人以上。全国大开杀戒，用以净化社会。后来知道，这些打了红“∨”者，有相当部分是“回头看”产物。类比之下，有些人罪行远不如徐礼亮。10月24日第39期《内部参考》，报道朱德委员长的孙子朱国华处以死刑，罪行主要是强奸类。据说，判死刑的罪犯因此心里服气，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徐礼亮罪行已核实部分也比朱国华严重。
　　 指挥部内部对徐的量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一种认识是从严，“回头看”理由有三，即严打“讲”从重从快，一网打尽，徐是从重的典型；省、地两级均主张徐“回头看”，明确重判为死刑，是“严打”形势的政治需要；徐的罪行和内部已发案例，大街上贴出布告案例类比，有过之。另一种认识认为，徐依法判刑时，从其案情等出发，属从重处理；依法量刑，徐不存在死刑条文；政治需要应当在法律范畴中展开，量刑不是无遵循的弹性划分。两种认识在会上有争论，会下有切磋。我把两种观点反馈给县委、地委，分别单独谈观点，力争指挥部有统一认识。
　　 做为我个人的政治生涯形成的社会理念，从工作积累中，深知按“需要”一套带来的严重危害。几十年生活在以左为特色的政治环境中，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一套左的观念。“政治需要”在某些时候就是这种思维的声音。经过“文革”前后的洗礼，经过反复的人生比较，我冷静了许多，认识问题更客观了。红的就是红的，不能让需要说成是白的，也不能反复说出一千遍就变成黑的。如果说我人生很充实，公安局长任职阶段更理智，更升华，更具有阶段性。
　　 第二种认识主要同志是我小学的老师蔡新田，时任县法院院长。他熟悉法律，可以一字不差地背诵《刑法》，逐条逐款地介绍其构成和量刑的适用。他不回避量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但不主张用政治需要行驶职权，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他主张在当时的形势下，可以重新审理徐礼亮，深挖余罪。重新调查其罪行，追查余罪，但在没有发现新罪行的前提下，不能轻易改变原判。他说，杀人不是割韭菜，人头落地不能再生。我很感激我这位老师此刻的言论，他让我在关键时候更加冷静。我把想法如实地向李星同志沟通。不知讲到那段激动处，竟让他感动地落了眼泪。就这样，国庆节前第一次宣判大会，没有徐礼亮的名字。
　　 从几十年的生活积累中，特别是童少年时代的人生体味，深知人生的艰难。严打强调声势，要求各地搞游街示众，震慑犯罪分子。我和蔡院长对此举都有异议。组织性纪律性要求我们必须办。但在游行上车时，有几位警察提出，某某问题轻微，可不可以不游街。我一律批准。游街，对于那些初犯或问题轻微者，只是“推”，不是“拉”，反作用力在他们身上，在他们心里，让他们人生背着抬不起头的包袱，背着人格的包袱，对社会并非有益。
　　 游街这个群体主体构成是社会的落后层，阴暗面，产生犯罪的土壤，主要来源是贫困人家子女。许多为生存而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形象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有些贫穷人家为了生存，为了活命，有意无意地扰乱社会治安。他们也都有不同色彩的尊严，需要人们尊重的人格。“人争一口气”，大半如此。在正常的公安业务中，对可抓可不抓的人，可处理可不处理的问题，即可推可拉的人和事，我一律放宽，减少社会的敌对力量或敌对情绪。严打名单中减掉30几人也来自于这种思想。蔡院长和李星同志明确支持我的观点。有同志批评这种做法有悖于“从重从快，一网打尽”，有悖于形势的需要。我不加评论，不予回答，只是很坦然。20余年过去了，想到当年的历史真实，我心中更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