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调到连池市之前，这里已经称为火山地质博物馆，国务院批准保护区面积由原来700平方公里扩大到1300平方公里。地理座标为东经126°00’——126°25’，北纬48°30’——48°50’。平均海拔250——300米。但五大连池市行政隶属面积却只为720平方公里，为全国最小市县面积之一。
　　 720平方公里主要由14座新老火山锥体组成的火山群和5个由老黑山、火烧山等火山喷发形成的火山堰塞湖，即五大连池组成。据专家们考证，1719——1721年间，老黑山、火烧山两座新期火山岩浆由地壳深处溢出地面，倾泻流淌，阻塞了当时叫白河的河谷，形成五个串珠式池水，面积达16.7平方公里。人们因此称这里为五大连池。
　　 火山奇特的地形地貌，形成了无与伦比的火山景色，是旅游潜力无限的地域。新期火山从地壳深处带到地面的矿水可以主治或减缓五、六十种常见疾病，造福于广大群众，具有世界级的矿泉效应，是理想的疗养胜地。旅游、疗养是建市的两大支柱。如果按规划学说讲城市性质，这里则是旅游观光、疗养度假胜地。市委讨论城市性质时，思想统一，没有争论。地委也赞成这个观点。但是，上报省委以后，又增加科学研究一条。省委鉴于历史上曾有许多国内外学者在这里考察、研究，写出几十篇文章、报告；这里又是较完整的年轻火山群，适宜于科学工作者或爱好者考察观光，增加科研任务。连池市城市性质因此定为旅游、疗养、科研。“三项”性质又演释为三大任务。
　　 20余年过去了，从城市规划学说出发，从实践总结出发，五大连池市以旅游疗养定性是比较客观，比较准确的。科研定性的提法有些牵强。事实上，这个任务不是连池市本身的任务，不是城市性质的客体，在20余年的岁月中悄悄地让位而变为正常工作。
　　
　　 机构怎样设？中央、省委文件中没有指导观点。我们以疗养、旅游为中心出发，提出一些想法，颇费一番周折。讨论结果，既有传统的保留部分，合理部分，又有改革新设机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既然是国家设立的政权组织，按照体制要求，必须有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检委和武装部，必须有相应的科局。讨论中，为了减少机构，减少人员，有个建议方案，提出党政合一方式，不单独设立党委、人大、政协和纪检委等机构。这个方案，不能不说是从连池市２万人口的实际出发，不能不说是对中国庞大的臃肿机构的挑战。但这个建议理所当然地被否定。
　　 事有凑巧。1993年，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岳岐峰到连池市视察，当计算国家开资人员和当地农民比较为一比几的时候，勃然动怒，不问城市性质，不问开支人员构成，责令取消该市。市委和地委只好按省委书记要求，分别讨论，提出报告，请求取消该市。连池市因为编制问题，机构庞大，只维持了10年历史，1994年被正式取消。这是后话。
　　
　　 五大连池市集中建市急切需要解决编制、经费、人员等６个问题。连池市委讨论方案以后，首先向行署汇报，取得大体一致的意见。第二天，即２月13日向地委常委会汇报。那时，地委实行委员制。地委委员、副专员、顾问、政法委和纪检委领导参加了会议。主管各条战线的同志分别发表了意见。地委书记王海燕作了鼓舞性总结，对连池市新班子给予很高评价、认定。没料到，当王海燕讲到建立连池市的必要性，介绍省直机关对建市有分歧、争论时，问到我们书记是否听到这方面议论。他连说两次不应当建立五大连池市。他是持反对建市观点的人。
　　 当天晚间，时任地委副书记的王德祜同志把连池市班子同志请到家中就餐。席间，做了坚定信心，建设好连池市的一些理念工作，委婉地批评了市委书记“不应建市”的观点。饭后，把我留下，就建设五大连池市的具体工作做了重点安排。我谈了“过渡”政府的想法和可能当牺牲品议论。他如实地介绍讨论我任职情况和连池市几个同志的情况，希望我学会更多地从政治上着眼考虑工作。我知道，这是我仕途上的弱点，但又是做人的强项。以我成长的环境和经历，以我已经形成的性格和为人，两者很难统一。
　　 无独有偶。地委宣传部长吕志贤同志前一天送宣传科长潘玉林到连池市委任宣传部长，单独和我交待要善待此人；又介绍了有些同志和连池市有的同志相处的苦衷，要我高屋建翎，大气为人。他讲了一些德祜的观点，讲了德祜讲的宽容。地区政法委和公安局的一些老同志都为我发出了“保存自己”，做好团结工作的衷告。我心里明白他们的意思，明白政治斗争已经不能避免的形势。
　　
　　 当时，连池市接收五大连池镇工作人员36人，管理局机关干部20人，事企业单位239人。这个数字显然与建市不适应。地委同意市委讨论建议，从德都、嫩江、北安及其他地方动员、抽调一批骨干，充实连池市的干部队伍和职工队伍。黑河会议之后，我即返回嫩江，请县委援助一批干部，帮助审定落实。李星等同志鉴于连池市发展的需要和干部队伍现状，选派了一批真正的骨干，平调到连池市。第一批干部中有两个公社一把手，4个局级一把手。截止6月23日，全市调入干部130人。其中德都县39人，科级干部13人，股级12人；北安市20人，科级６人，股级８人；嫩江33人，科级７人，股级14人；黑河等地38人，科级９人，股级２人。事企业基层单位52个，调入466人。
　　
　　 组建工作是件细心的事情，政治性、政策性都很强。一般地讲，人事安排等问题由书记主持。在调人最紧张的４月份，书记带人到辽宁、北京、福建等地参观访问一个多月，放心地走了。工作不能停转，我不得不在组建工作上下些功夫。
　　 议论过的工作有遵循。但有些微妙的事情却又不好处理。没议论过的事情又不便于自作主张，少量工作颇感为难。20余年过去了，仍有几件事情记忆深深。
　　 那时，几百人从四面八方集中到连池市，相互不相识，不了解，又都想尽快熟悉，尽快有新的人群往来，有许多人努力争取尽快和领导熟悉，争取领导在感情上的交流，在工作上的支持。我几乎每天早晚都要接待一些相认不相识的同志。其中少量同志或为了晋升，或为了转正，或为了在“实权”单位谋职，採取“红包”之类方式送礼，讲出的“哲理”常常“符合”情理，“符合”形势，令人啼笑不止。我不得不一一解释，又一一委婉拒绝。
　　 我多年来常听、常见到这类大小“礼迂”，知道其中一部分同志确实是好同志，可以合力干些事业。但也有一批政治上投机，人格低下，甚或能力过低的人，实实在在地给权力送礼，全然没有同志两字的内涵，全然没有共产党人的气味，更没有中华民族的美德。他们心怀私利，甚至鬼胎，以为有钱能使鬼推磨，什么磨都可以推动。这些人用钱开路，用钱铺道，用钱说话，用钱交换，用钱当法码去敲权力的大门。我很厌恶这类人，厌恶这类行为。多年来形成的人格容不下这些垃圾，眼不含沙。但这类人长期存在，上下左右都有；还要长期为伍，打不得，骂不得。群众传说“官不打送礼的”，不能不说是一个千古名唱。但有时也例外。在我谢绝的诸多“红包”中，也有几个人很“顽强”，咄咄逼人。我只好以权力相威胁，明确告诉他们，如果把“礼品”留下，正常该办的事情也一定不给办。他们才悻悻然。“威胁”帮我解脱窘境。
　　 谋官送礼是一种深刻的社会现象。目的在官，过程在谋，手段是送。官用礼谋。但是谋官者谋的客体是权力，是职位，具体化在权力的代表，职位的代表。我任市长，具有市长的职责，伴随着市长权力。有人需要这个权力的支持干事业，有人需要这个权力谋私利，有人需要这个权力维持生活。不一而足。但对谋官送礼现象，唯有抵制、斗争，不要这样交朋友。
　　 4月15日到21日的几天里，竟然有11位同志送礼，平均一天一个半人。其中有科级干部、一般干部，也有企业工作人员和工人。这个数字引起我高度重视。尽管那时“礼品”还没有九十年代跑官、买官的品位与规模，但其现象也颇令人心惊肉跳。我不得不在大会上公开批评这个问题，表述我的认识和态度。我逆行，鞭打送礼的。第一次是在骨干会议上，第二次是在“五一”国庆节前的大会上。讲到激愤时，批评谋官“送礼”现象是行贿行为，是把领导推上受贿舞台的演变过程。两次讲话引起一番震动，在群众中传播最多、影响最广、最有份量的一句话是批评送礼现象为“狗眼看人低”。其实，这句话过了点，不应当把虽然送了礼，却没有野心的一些好同志也涵盖其间。但从此以后，“送礼”行为基本终止。
　　
　　 没想到，“狗眼看人低”这句话，后来帮了我很大的忙。10年以后的1994年，我任职为黑河市建委主任，主持黑河市的开放开发中的基本建设。那年，浙江省义乌市一批同志赶到黑河市，参加那里的房产业开发。他们经过几天的调查研究，认定黑河太黑。但黑河市政策宽松，赚钱容易。为了能够参加当地房产开发，他们採取大规模行贿手段，用钱铺路。当落实到人的时候，知道我不吃“黑”，“落户”又不能不通过市建委。于是乎，开发公司经理“程大胖子”乘星期天带人到我办公室“谈判”开发事宜。谈的很融洽，双方都比较高兴。当我征求他们对黑河建筑市场意见时，程大胖子的随从借接手机电话之机离开办公室。程客气地介绍黑河“黑”的具体人物，边从手提包中拿出10万元钱，放到我的办公桌右前角，并一再解说，他们已经知道我的为人，知道我不接受礼物，但黑河黑，层层有卡，有人勒，请我帮他们解黑。10万元是用来请我为他们铺路的，点名道姓地讲了几个人。钱似乎真的不是给我的。
　　 我笑了。以10万元计，大体是我8年工资额的总和，不能不说是增加收入的好机遇。我给他算了个帐。10万元对我具有何等诱惑力！
　　 黑河发展靠招商引资，靠外力的投入和冲击。浙江人来了，要让他们参与黑河的开放开发，千方百计留住他们，不能让他们走。但我心中每迂到这类行贿事情便怒火中烧，深感人格受侮，有时有些失控。我明白这是不懂政治的一种幼稚。于是乎，我从办公桌后的椅子上站起来，直线走到门边；再走回来，再到门边，来回两次踱步，心态平缓下来。我劝他们把钱收回去。程胖子执意不肯，一再强调钱不是送给我的。我这时介绍了在连池市讲的“狗眼看人低”过程，又赶快解释说不是骂人，不是骂他们，只是打个比喻。最后还是使用连池市用过的“权力法”，告诉他，钱收回去，我全力帮忙；钱放在这里，该批准进入黑河建筑市场的时候，也坚决不批。他见我文明地“骂人”了，文明地用权力捍卫人格了，把在走廊里打电话的随从叫进来，装起了钱，握着我的手不放，讲了许多溢美之言。四、五十分钟以后。他俩又返回办公室，悄声告诉我，拟送给我的钱已经转送给某某人。该人把办公桌抽匣拉开，用手一划拉，钱入抽匣，连一声谢字都没有讲。黑河黑吗？如何不黑！
　　 事有凑巧。第二年东窗事发。程大胖子在看守所里不客气地写出受贿者大名单及受贿金额。检察院后来起诉了10几个处、科级干部。有的人没进小号，消灾颇费心机，颇费周折。市委主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奇怪市建委没有人卷入其案，责令检察院、纪检委在程大胖子等人身上搞突破，追查以王国华为重点的市建委问题。这种先定调的办法令人们十分反感。检察院、纪检委的同志为我捏把汗。他们告之了真相。
　　 办案人在几经审讯之后，程大胖子要求实事求是，明确讲我拒绝收贿10万元，以我骂他们“狗眼看人低”为证。事后，在不同的酒桌上，检察院的同志、纪检委的同志都曾和我为“狗眼看人低”这句“绝唱”碰杯。
　　 这也是后话。
　　
　　 组建连池市另一件难忘的事情是人大、政协人选问题。首先是“女、少、非”人选。我请原管理局、五大连池镇领导同志并组织部同志逐名单寻找“女少非”，然后再议。其中有位工会干部陈秀莲，大家都叫她大陈。女性，满族人、非党，中专毕业生，一人占三个角，擅长文体，为人工作热情，适合在政协工作。当晚，政协筹委会负责人、原五大连池镇党委书记陈彦海找到我，建议把大陈安排到人大。大陈是谁？我还分不清是那一位，人、名统一不起来。但陈秀莲原在陈彦海直接领导下，工作起来方便。他却要另外安排。其中自然有原因。彦海只说市委书记回来不能同意，他要躲开瓜田李下之嫌。办公室中，原连池镇同志告诉我，大陈夫妇都是好人，只是陈好说。
　　 我和陈彦海访问了陈秀莲家。她爱人邵斌是典型知识分子，好学习，不大爱讲话，性格内向。但讲起城市建设却有观点，有设想，滔滔不绝，很有真本事。后来，在城市建设上，他和我合作的非常好。大陈热情地张罗招待事宜，回答了我们随便唠喀中提出的问题。她热爱党，热爱连池市，热爱自己从事的事业，政治上没毛病。回来的路上，彦海才告诉我实话。原来，大陈“好说”，是她替市委书记一个儿媳呜不平，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潘金莲拿人生当交换条件，全家进城，嫁给武大郎。大喊人间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