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叙述一个公社“一月革命风暴”的过程，介绍一个县——嫩江县县直“文革”初期的简要形势和黑河地区并爱辉县在“风暴”中的一瞥。
　　
　　 １、“文革”风暴席卷嫩江
　　 我从嘉荫县撤回爱辉县四家子公社途中，赶回嫩江县老家时，正好是1967年元旦。回到家里，母亲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县委书记刘廷春戴高帽游街，一直游到我们家门口。因为刘是扛活出身的土改干部，我母亲认识他；又因为三年困难时期，县办休养所就在我们家道东，常见面，比较熟悉。
　　 母亲从县委书记游街开谈。当时，从县委大院到我们家距离约二公里多。我母亲见到刘廷春游街时，他正在敲镗锣，嘴里喊着：“我叫刘廷春，是资产阶级代理人，是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头发上浇了墨汁，脸上打了花脸，白衬衣上也抹了墨水。他人胖，八月末的天气依然比较热，脸上汗水不住地往下流，汗津津的和着墨汁，直淌到白衬衣里边，身上自然刺痒。但他头戴高帽，手敲小锣，没有力量挠一挠或者蹭一蹭，只好两肩悄悄地动一动，让墨水在身上平和。
　　 我母亲事先只听说有游街的要往我们家这边来，还以为土改时候斗地主，斗伪满县长，斗“胡子”（指土匪）头等坏人那样游街。但眼前见到的是刘廷春。我母亲还记得他当县长，不知道他已经当了书记，上去问了一句：“这不是刘县长、刘廷春吗？这是怎么了？”刘赶快用眼睛向我母亲示意，又微微点点头。
　　 这一天，我母亲讲，满街胡同都是戴高帽游街的，都是一个打扮——抹花脸，脖子上都挂些东西。刘廷春身后一批戴高帽的，有几个科长，我母亲也认识。他们有打锣的，有敲鼓的，抬鼓的，有打钹的，打洗脸盆的，敲铁勺的；还有的扛着出殡的灵幡，也有人戴着高帽，打横幅标语。我向邻居打听，游街能有多少人？他们都讲满街胡同，“老鼻子”了，至少有百、八十号人。
　　 晚间，躺在土炕上，母亲问我；“斗刘廷春和那些科长的那些人是不是原来那些光复军（解放战争时，国民党组织的反动武装）回来了？”“再不，就是他在华丰区（海江镇）斗地主，斗胡子，得罪了那么多人，找上来了！”母亲还讲，当年刘廷春斗地主、斗胡子可坚决了，是他给他们戴高帽游街，如今怎么又给他戴高帽游街？母亲问我：“谁给戴的？准不是共产党。”
　　 我做了一番又明白又糊涂的解释。母亲总感到斗刘廷春是个怪事。母亲讲起她知道的往事。刘廷春家在土改前吃不上，穿不上，给地主家放猪、赶车、吃“劳金”（扛活）。共产党来了，他死心塌地的跟着党走。母亲眼见他带着贫下中农斗地主，一点不手软；指挥贫下中农给地主、胡子等坏人游街戴高帽，还用绳子栓着他们，怕他们逃跑，怕他们报复；又带民兵自卫队打退光复军，保卫土改胜利果实。母亲问我：这世道变了？
　　 “世道”没变。十几年后，我才明白，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就是重新安排各级政权。林彪在毛泽东第二次接见外地200万进京师生和红卫兵讲话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很好！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一天比一天深入”。运动的方向就是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今天也可以讲，就是共产党夺共产党的权。这一天是1966年11月3日。嫩江县城大规模游斗刘廷春等人的时间是8月27日。当是“巨大规模”之列，“轰轰烈烈”之中。
　　
　　 第二天，我到县里看看。找到一位同学，找到县文革领导小组的一位同志，遇到“联络站”的一位同志。他们讲的“一般”情况，令我心中一惊。嫩江的文化大革命真是轰轰烈烈了。
　　 刘廷春为首的游街那天，县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在第一百货商店门前召开“嫩江各界革命群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进点火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先后批斗了53人。原来计划只对县委、县人委“司令部”的领导进行揭发、批判。但会上提出“四大金刚”、“八大硬”等骨干，揪斗不止。局面已难以控制，唯群众是听。最后，拉出其中48人，走上街头，戴高帽示众。据说，这批被游斗者，有的因为常听评剧，给套上戏服；有的家庭、老人信佛，或信其他宗教，给挂上佛珠，或挂上十字架；有的生活作风上有反映，挂上几双破鞋；有的还挂上麻将、纸牌或扑克，挂上酒杯、二胡······。至于高帽上的绘画形象更是可恶恶之，可坏坏之，可下流下流之，可鬼鬼之，可仙仙之。但以毒蛇喷吐毒雾毒气为主，以美女蛇、狐狸蛇、恶狼蛇穿插其间。几乎每人都有“化妆”，几乎每人都着“泼墨”服饰，每人的两侧都有一批造反派“护卫”。
　　 “文革”小组同志还和我讲起社教工作团。嫩江县当时也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遇到“四清”同“文革”的关系问题。工作团既是革命力量，又成为革命对象，而且一进点就处在革命对象的地位。他们处在文化大革命冲击之中。嫩江同志和我讲了不少典型事例，其中最耐人寻味记忆的是“关廷玉横扫大字报”。
　　 原来，嫩江县第一中学有七位教师紧跟北京形势，仿效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5月25日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作法，6月4日贴出第一张“革命大字报”，直指学校领导，称他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领导站出来，表态支持七人革命大字报，给了很高评价，并号召向他们学习，向封资修猛烈开火。学校停课闹革命。革命师生纷纷拿起水笔写大字报，矛头直指校领导和教学上的“反动权威”，直指那些出身不大好的老师中的“牛鬼蛇神”。大字报淹没了校园。
　　 可巧，几天以后，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文教分团党委书记关廷玉到第一中学检查工作时，发现到处都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从加强领导出发，就大字报管理问题，提出要确定几个地方，让师生“在指定场所张贴大字报，不能乱贴”。这个提法实际是中共东北局的指示。但这下子却捅了马蜂窝。消息很快传遍学校。师生们群起而攻之。关廷玉被围攻的体无完肤。这就是关廷玉横扫大字报“过程”。时间是6月15日。
　　 两天以后，也即17号，第一中学召开“愤怒声讨关廷玉横扫革命大字报滔天罪行大会”，批判关廷玉。可怜这位工作团领导，几天以后，被工作团撤销了文教分团党委书记，当了牺牲品，用以支持文化大革命运动。
　　
　　 嫩江县造反派不仅直面工作团，还敢于追究上级“司令部”，斗争大方向指向各级“资产阶级代理人”。在批斗刘廷春等县领导之后，县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又于8月29日在红卫广场举行“嫩江县万人炮击资产阶级司令部大会”，不仅揪斗嫩江县“司令部”领导，还把曾任嫩江县委书记、时任嫩江行署副专员的林文章从齐齐哈尔市揪回来一同批斗。这次大会上，县委、县人委班子开始分化。有人声泪俱下地控诉主要领导执行资产阶级路线，迫害领导干部，平添“火药”气味，增加了会场批斗气氛。会后，造反派们把“顽固不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林文章、刘廷春等领导和一些“保皇派”戴上高帽，拉到街上游斗。
　　 嫩江县文化大革命起步快，有声势，有规模。他们告诉我，6月17日之前，大字报就风行全县，充斥所有单位和主要街道，仅县委、县人委机关就贴出大字报近800张，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三反”分子16人。9月20日前，县城内177个单位，成立204个各类“造反团”，被揪斗游街的干部至少417人。揪斗成风，遍布城乡。红卫兵到全国各地串连，其中叫“长征串连队”名称的组织就达10几个，直奔首都北京。
　　 后来听说，《人民日报》1967年1月22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刚刚通过广播电台播出，造反派当天就接管了县委、县人委。这里已经沸沸扬汤，如火如荼。
　　
　　 嫩江县当时是黑龙江省西北部的经济中心，又称为蒙东地区中心，支撑大兴安岭林业生产（大兴安岭当时尚未正式开发建设），往来人多。这个县又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边外七镇”之一，开发早；清康熙年代曾是黑龙江将军驻地，长达10年，是黑龙江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两度设置墨尔根副都统达205年，文化沉淀厚实。人口约30万左右（现人口50余万）。县城沿铁路线，有公路通向四面八方，交通发达，信息快。外驻单位多，最突出的是农垦农场多，劳改农场多，军办农场多，信息多。东北航空护林局直属国务院林业部，文化大革命和北京同步，他们的中央信息快而准，知道北京每天的造反形势和发展趋势，造反团斗走资派，游走资派；造反团斗造反团，大打出手，乱乱哄哄，沸沸扬扬，唱着《鬼见愁》，进城里揪斗走资派，直接影响着嫩江，冲击着嫩江。嫩江行政区划隶属嫩江地区，距离齐齐哈尔市二百多公里。齐齐哈尔市的“文革”风暴直接复盖着嫩江，牵动着嫩江。齐齐哈尔市造反派、红卫兵直接到嫩江煽风点火，参与批斗，推动其发展。
　　 嫩江由于历史文化过程，地理位置的特殊，政治因素的影响，使得文化大革命来的快，来的急，如同火山喷发，又炽热，又强烈；如同瀑布落地，有气魄，有声势。我想，如果嘉荫县在“一月风暴”前夕的翻天覆地，可以认定为黑龙江畔一个县的写照，嫩江县这段历史足可以称之为内地县份的典型。
　　
　　 ２、风暴中的黑河一幕
　　 嫩江的形势催促我启程。这形势令人不能不想问题。我终究是公社的党委副书记，属于当权派，要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经过这场斗争的考验；但在这场斗争中，将遇到什么情况？经受什么样斗争形式？理不出头绪，思绪万千，真是“理还乱”。
　　 嫩江县当时尚未划归黑河地区，距离黑河镇近500华里。1月6日，我从嫩江县返到黑河镇，住在黑河大旅社。谁知道，那里几乎让生产建设兵团的造反派们占领。他们高声大嗓，讨论、酝酿如何从农村杀进城来，如何把农场头头们揪到黑河，如何把黑河地委、行署领导揪出来，如何单独批斗，如何地、场联合批斗，如何用“喷气式”，如何弯腰，以及如何在批斗会上让地委头头们满足他们的要求等等。他们吵吵闹闹，无休无止，有时几乎争论的动手打起来。整夜没安定。早晨六点半钟，有人洗脸，“夜战”才告一段落。
　　 我自然彻夜难眠，不仅想听听他们的“战略”安排，“战术”举措，心中却也不住点的嘀咕。这年月，当了头头就该随便让一些人指指点点，骂骂咧咧，背后盘算，拉出来就批斗，推出去就游街？
　　 黑河镇当时是中共黑河地委、黑河行署并中共爱辉县委、县人委机关所在地；座落在黑龙江畔，是中苏几千公里边境线上最大的城镇；隔江与前苏联布拉戈维申斯克相望，是中苏边境线上唯一相对的两座城市，一直是中苏贸易港口。《爱辉条约》签订之后，这里是中俄东部边境贸易中心，直到日伪时期才中断往来。建国后，中苏边境间通港通贸很活跃。但由于后来两国关系恶化，1966年夏季，黑河口岸停止过货，中断贸易往来。双方关系只维持在边防会晤的层次。
　　 我赶回黑河，那里已是风雨飘摇。国家担心涉外问题，对黑河采取一些特殊措施，例如军管，首先把黑龙江广播电台黑河转播台接管；在随后的革命委员会班子中，县、社（边境公社）两级一把手全部由军人担任。
　　
　　 我回到黑河，正是上海“一月风暴”冲击边境的时候。到处有红色海洋，到外是大字报或大幅标语，到处是海报、“号外”，到处有游街批斗场面。那种瞬息万变的形势，让我想起在军校学习气象课时讲的“飑相”。有“飑”相的这天，风速急剧增大，风向随时改变，气象极为不正常，是不能飞行的。当时的社会现象多么象异常的“飑”天气象！
　　 我从大旅社到爱辉县机关途中，遇到三批戴高帽的游斗队伍。其中一批正在街头批判。被戴高帽批判的是黑河地区供销系统一位科长。另一批正在街头游走，戴高帽的是地区林业局的一位科级干部。第三“批”，有点特殊性，确切地讲是单独一个人，没有“批”。他一个人戴着高帽，胸前挂一个牌子，上书“顽固不化走资派曹国相”，自己游街，没人跟随。我俩熟，他是爱辉县水利科长。见到我，挺高兴，点点头，笑一笑。我很奇怪，问了他一句：“游街还单干！”他习惯地回头看了看，见后面没有人，把帽子摘下来，夹在腋下，拉我进了旁边小饭店。他把高帽熟练地放到桌子上。服务员熟悉他，立刻沏了一壶茶，拿了两个茶杯，然后伸手接过曹科长递过去的“卡片本”，在上边签了字，又加盖饭店公章，交回曹科长。这一切动作迅速而又熟练地付于不言中。
　　 原来，黑河地区红色造反团在1966年9月份和11月份分别主持“炮打司令部——揭发地委问题大会”和“批判地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点火大会”以后，爱辉县也举行了两次大会，各科局头头们全是革命对象，全在“革命烈火”中烧了起来。曹科长接连交待五天问题，检查的很认真。但无论如何也过不了关。游两次街以后，造反团勒令他每天上、下午各游街一次，请沿途指定的几个单位造反团签字盖章，以示游到地点。最近几天，他已经游出经验，上、下午都到小饭店，利用要他向小饭店造反团“交罪”时间，休息一会，喝点水。他大声给我讲：“正经群众还是很同情人的。”是的，小饭店几个人组成的“千钧棒”造反团，从没有斗过他，没揭发他，没给他“颜色”看，还给他茶水喝，劝他往远看，别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