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再无大师”，这是一个很悲哀的现实。
　　 这一是因为当代启蒙教育的缺失，另一个原因是民国人是“富家子”，他们的文化底蕴是富有厚实的，他们背靠中国文化，天然富有，既站在传统文化的肩膀上，又能接触西方文明，因此“中西汇通”。当然，民国从教者的人格独立性和学术独立性，也都比当代人踏实得多。
　　 而我们当代人在精神气质、文化上是穷困的，我们是从零起步，是“穷人教育”。从“富人教育”到“穷人教育”，其中有历史的进步，但教育变得“粗浅”、民粹、意识形态化，教育本身发生了变异。现在的文盲肯定比以前少了很多，但何为“有文化”，何为“读过书”，这在东西方都是有讲究的。我们常说“知书达理”，读过书的人应该是讲道理的。我们现在都不是文盲了，但很多人也都不懂礼节、不讲道理、不知廉耻、更无法无天了。所以要两方面看待问题，今天的教育带来的问题比以前更多。
　　 不拿远的说，就拿当代教育和八十年代相比，我们也是远远不如的。这一是和政治因素有关，二是八十年代是民国的大师们最后一次站在历史舞台上。比如现在的“五零后”们是在八十年代上的大学，他们的老师都是受过传统民国教育的，这些人的眼光和学识都是数一数二的，比如冯友兰、朱光潜等。而他们去世之后教育就断层了。
　　 所以十几年前，一些大知识分子，如李慎之、钱理群等，都有在退休后去小学和中学做教员的愿望，因为大家都意识到应该从基础教育抓起，而现在完全颠倒了。
　　 我们的基础教育跟文明的源头结合得并不好，读这套书时会非常有感触。不开玩笑地说，现在一些大学生都赶不上当年小学毕业的那批人，尤其是对于文字、文化、历史的领悟和理解。
　　 当代语文教育和民国语文教育的主要差距，是教育宗旨。如今的教育并不是在真正贯彻教育理念，而是受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干扰很重，或者可以用“时势权力”这个词来概括。这并没有回到教育本身，即把人培养成一个全面的人、丰富的人、对自家文化有历史感的人、对外来文化有开放眼光的人。《澄衷学堂章程》倡导“性灵说”：“启蒙以开发性灵为第一要义……不必过事束缚，以窒性灵。”意思就是对教育要持一个开放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