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从西安回家的火车上，一些乘客在谈论秦兵马俑。有人问，那些陶俑如果盗出一个来该值多少钱？其中一位半大老头说道：“别看博物馆的保卫那么严密，其实早就失盗了。台湾故宫就有，昨天的《参考消息》登的。”言之凿凿。我恰好看过那份《参考消息》报，原意是：有记者问台北故宫的院长：如果有人盗窃西安秦兵马俑卖给你们，敢要吗？答曰：当然收购。这是中国文物，总比给外国人强。
　　 我当时没有参与他们的闲谈，也无意当面揭人之短以为己能。闲人杜撰是为了哗众取宠，人微言轻也不必负责，而某些学者却以挑圣人、名人的毛病为能事，这又是为何？国人喜欢对自己的偶像求全责备，其实凡是人都有毛病，圣人、名人也概莫能外。比如爱因斯坦就曾因日本人出的钱多，而违背与民国政府的合约，绕开中国去日本讲学，但这并不影响他在科学界的地位和人们对他的崇敬。然而，如果刻意去放大那些毛病，其用意值得怀疑。
　　 《非常师生：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一书的作者认为，“儒家思想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来的教育，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值得反思的问题，如‘有教无类’，这一影响后世的教育观点，正是中西教育的差别所在。中国的‘有教无类’强调所有人都应该接受相同的、全面化的教育，没有充分根据学生的特点，达到真正的因材施教；而西方正好相反，是‘有教有类’，尊重学生个性的发挥和特长的发展。再如孔子评价好学生的标准，与学生走向社会后的表现在很多时候正好相反……”
　　 “有教无类”典出于《论语·卫灵公》：“子曰：‘有教无类。’”，至少知识学界都知道，它的意思是指，不因为贫富、贵贱、智愚、善恶等原因把一些人排除在教育对象之外，对谁都要进行教育。这和“强调所有人都应该接受相同的、全面化的教育”根本不同，如果说有教无类就是所有人都学习相同的、所有的科目，那是偷换概念。
　　 相反，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因材施教意指根据学习的人的不同志趣、资质来进行不同的教育，这是孔子主张并施行的。据《论语》，学生子路向孔子讨教：“先生，如果我听到一种正确的主张，可以立刻去做么？”孔子看了子路一眼，慢条斯理地说：“总要问一下父亲和兄长吧，怎么能听到就去做呢？”子路走后，另一个学生冉有过来，恭敬地问：“先生，我要是听到正确的主张应该立刻去做么？”孔子马上回答：“对，应该立刻实行。”在场的学生公西华奇怪地问：“先生，一样的问题你的回答怎么相反呢？”孔子笑了笑说：“冉有性格谦逊，办事犹豫不决，所以我鼓励他临事果断。但子路逞强好胜，办事不周全，所以我就劝他遇事多听取别人意见，三思而行。”（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现今中国实行的义务教育制就是在实现孔子的“有教无类”。至于“所有人都应该接受相同的、全面化的教育”并不是孔子的本意，而是当代我们的教育资源紧缺导致教育体制使然，其实际目的是淘汰学生，客观上培养了“考试特长生”。如果要追溯历史根源，或许能追究到科举考试遗留的弊端上（从历史的角度看，科举考试在当时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无论如何也算不到孔子头上，难道孔子教出的学生和后世的儒生们大多都和现在的一样有学历没能力吗？扯淡。
　　 《非常师生》作者的这一观点直指先师圣人的过失和当前教育体制的弊端，而教育问题是当今国内关系民生的几件大事之一，所以很能吸引人们的眼球（注意力经济），具备畅销书的特点。但是许多畅销书难以成为传世经典的致命原因之一，就是往往不能历史地、客观地看问题，而是为了支持自己的既定观点就置时代环境和客观事实于不顾，这样的东西很难经受历史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