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在苍天景在心】
　　 有一段时间，我对游记一直心存排斥，不但自己不去涉及，连阅读也选择了自觉地规避。我觉得对于散文来说，游记似乎是个破坏，它对所到之处的介绍与裸呈，以及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感慨与议论，既不及一部风光片更能打动人心，也远不及一幅画册更能逼近本真——这，当然是对游记的一种不洁的误解，虽然从客观上说，我所读到的大多数游记都属于此类。
　　 因此，当去年年底，芜湖市作协名誉主席李幼谦说她准备出一本题为《独步天下》的游记，并嘱我写几个字以为序时，我着实犹豫了一番。一来是因为我对游记由来已久的成见，二来为人写序，多少有些涉嫌虚荣，而由我这个后学捉笔，恐怕还有沾光与沽名之嫌。更何况，我没有见过李幼谦本人，有限的接触是因为她的文字以及安徽文学网。在我的印象里，她是个乐观而通达的老大姐，淳朴而真诚的女作家。她的乐观和通达，使得她笔下的文字开合自如，收放有度，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而她的淳朴和真诚，则使她笔下的游记不附会不雕琢，文字细腻、质朴、柔媚而又不予张扬，仿佛她正一路走，同时又正一路侃侃而谈。在看似平淡、舒缓而又漫不经心的叙述中，却暗含着凌厉的锋芒。这一点在她的《追随李白走天下》一文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我来了——您的乡邻——您的后人——一个距您一千三百多年的晚生。”这是《追随李白走天下》开篇的第一句话。这句话不仅奠定了全文叙述的基调，更统领着全篇，使全篇有了一种看似无心实则有意的历史感和厚重感。在这篇散文中，李幼谦穿越了一千三百多年的沧桑时空，一面是追随，一面是对话。对李白的追随与个体的旅途有机融合，对历史的解读与个体的心迹交相呼应。虽是娓娓而谈却绝非坐而论道，虽是孤独寒凉的旅途却遍洒抚慰人心的星光。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写李白的文字可谓不胜枚举，但在李幼谦这篇长达一万三千余字的散文里，我始终没有读出刻意为之的痕迹。最大的技巧其实是无技巧。也正是这样的无技巧，使得李幼谦的这篇文字显得风姿摇曳，卓尔不群。老实说，也正是这篇《追随李白走天下》，使我徒然有了为《独步天下》写几个字的信心和胆量。
　　 游记散文其实由来已久，唐宋以降，更留下许多知名的散文与动人的诗篇。我曾多次诵读过它们，并对时下的旅游指南似的游记文字萌生出大把的失望。对旅游线路的描摹与复制，以及对湖光山色的无病呻吟，使得许多游记形散神也散，这样的游记其实已经不再是散文的了，而是个人出游的流水帐。在泛黄的历史书页里辗转，我们并不难发现，那些写出动人诗篇的文人与墨客，其实都是带着一颗心上路，他们的心总是会在某个不可言传的刹那，与历经的山山水水发生奇妙的融合，与历经的一石一瀑发生奇妙的碰撞。这样的“神遇”可遇而不可求，与其说是出行，不如说是游历更为恰当。自然里的风景可能属于任何人，而心里的风景却仅仅只属于自己。先投影于心后付诸于笔下的风景，永远不可能再现于影视与画册，也惟有这样的风景，才值得我们去书写，也才有可能抚慰我们疲累的心灵。
　　 放逐于自然，其实就是放逐我们的心灵。惟有心灵的释放，才是最彻底的释放。也只有面对虚怀若谷的大自然，一颗心才能真正地感受到：个体生命的疼痛、虚无、渺小、挣扎与彷徨。许多人言必称“在路上”。许多人都在书写自己的所见与所感。“在路上”的确是一种令人艳羡的状态，但如果心不在路上，那么他所说的，恐怕也只能是套话和空话。而李幼谦恰恰做到了这一点，她身到心也到，你能于时时处处，感受到她身与心的“在场”。如在《匆匆九寨沟》一文中，李幼谦这样写：
　　 “仅是绿色，就有碧绿、翠绿、鸭绿、湖绿、茶绿、叶绿、草绿、果绿……仅是蓝色，就有宝蓝、海蓝、瓦蓝、蔚蓝、幽蓝、湛蓝……突然间我还发现了蓝中泛绿又带粉的钴蓝，蓝得惊心动魄，仿佛是一个高明的画家，把九寨沟当成了他的调色盘，那一汪汪的湖水就是他精心调配的不同颜料，特意让游人来参观。从一块块晶莹剔透、硕大无比的“宝石”边掠过，四周山环树绕，水色湛蓝，波光粼粼，刺激着感官，一颗心跳动不止，就像寻宝的孩子发现了一块块翡翠盘，每个翡翠盘里都盛满瑰丽的各色珠宝。”
　　 这样鲜活而独特的描写，只可能属于一颗热爱自然的心灵，而不可能属于只喜欢追逐美丽的眼睛。因为只有全身心的沉浸，才有可能逐一感悟这些寻常难得一见的色彩，也才有可能在“匆匆”之中捕捉到如此出世般的颜色与美景。
　　 类似的段落其实还有很多，还是留待朋友们自己去阅读与发现它们。我相信，在你漫不经心的阅读中，一定会有一种被针尖扎了似的酥麻与触动，你的心弦也一准会发出些微的颤音。其实，阅读一篇游记也是一段旅程，所有的发现，都既需要用心，同时也需要缘分。作者如此，读者也同样如此。风在苍天景在心。古往今来，人与自然的缘分从未终止，而人与文字的缘分，却在我们自身。
　　 或许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本《独步天下》的作者是个行动不便的残疾女作家。这也使得我在阅读她的文字时，对她的一次次出行，一次次地生出莫名的感慨与感动。这样的作家值得我尊敬，她艰难的人生之旅，以及独步天下的信心与勇气，让我对素常的生活生出大把的感恩，并对我喜爱的汉字，再次深怀敬畏之心。
　　
　　 【奔跑的方晓】
　　 第一次阅读方晓，是在一家知名的文学网站上，他那个不长的短篇，题目叫《车祸》。读完这个短篇之后，我吃了一惊，我是真的没有想到，在自己的身边，居然还雪藏着一个内功如此厚实的家伙。这个短篇后来为方晓带来了不菲的声誉，《小说选刊》转载之后，圈子里的反响相当不错。方晓第一次出手便如此不凡，以至于让我误以为，他应该浸淫多年，训练有素。但事实上，当时的方晓还是一个在读的法学硕士，写作还不到两年，这个时间非常短。我已经不好意思再复述当时的心情了，只是从此以后，我便一直关注着方晓，每次和朋友们聊起安徽的小说写作，我也总是有意无意地主动提到他，尽管那时候的方晓，还并没有引起大家足够的关注。有一次，我甚至如此笃定地告诉一个湖南的朋友：在安徽“80后”的小说写作者当中，方晓将是最出色的一个。即便是今天，我依然愿意如此认为并为之期待，在写作上，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判断。一个人能写到什么份上，其实是早就注定了的，好东西一直都在那里，可遇而不可求，有些人即便是穷尽一生，也未必就能遇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方晓是幸运的，在随后的短短的两年时间内，他便在《中国作家》、《福建文学》、《文学界》、《山花》、《长江文艺》、《西湖》以及《辽河》等核心文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年轻的方晓仿佛是个为小说而生的人，他对小说一直有颗敬畏之心，这直接决定了他对待写作的态度。他的文字干净而老成，叙述稳健而跳脱，一点也不像出自于一个“80后”的小说写作者之手。更让我讶异的是，在我阅读过的文本里，我一直没有读到刚刚起步的写作者时常会有的那种语言上的毛糙，虽然语言并不能完全决定一篇小说的品质，但对于短篇小说，毛糙的语言肯定是个致命伤，至少会使文本大打折扣。方晓显然比我更早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写作上他始终坚持这样一种癖好：先在纸上写出初稿，搁置一段时间之后，再打上电脑。这是个良好的写作习惯，当然，也或许是一种态度。在从稿纸到电脑的过程中，我相信，那个站在小说之外的叙述者肯定还会冒出一些奇异的想法，甚至有可能改变一篇小说的最终走向。我同样相信，方晓小说中的某些神来之笔，应该和这个从稿纸到电脑的过程有关。事实上，写作到后来，文本就不是叙述者所能完全掌握得了的，那个改变文本最终走向的人，居住在天堂。
　　 方晓的小说，我读得不多，因此有些看法难免会失之偏颇。好在关于方晓的小说已经有了一些很中肯的评价，比如有人说方晓是个“出色的魔术师”，“解构人性的多种可能性”；也有些人说读方晓的感觉“就像是他脑子里装了一根指南针，方向清晰，意志坚定，从不摇摆和妥协。” 方晓是不是一个“出色的魔术师”或许还需要时间来证明，但方晓确实是那种“意志坚定，从不摇摆和妥协”的人。他的叙述汲取了西方经典文学的营养，但他的“先锋”是向内的，他之所以“炫技”，是因为他更愿意遵从自己的内心。当然，太崇尚技术，势必会妨碍表达的自由，但读过数学又读法学同时还迷恋文学的方晓是个睿智而有天份的人，他显然知道自己更适合哪一条道路。
　　 我和方晓是枞阳老乡，现在又混迹于同一座城市，但我对方晓的了解更多地还是通过他的小说，和他偶尔更新的博客日志。我忙，他更忙，深入交流的时间其实非常有限。在方晓的博客上，我偶然读到这样的一段话：“早上起来，躺在床上看看书，刷牙洗脸，坐在电脑面前打打小说。然后，去高新区，奔蜀山区，回庐阳区，又去包河区。一上午，先去A单位，再去B单位，再去C单位，再去D单位，再回自己单位。经常，上午是教师，下午是律师和学生，晚上是教师和看稿者，再晚点是个写作者。”——我觉得这不是一篇随手写下的日志，而是一篇很有意味的小说——这是方晓现在的忙碌的生活，真实、切肤，有一种在路上奔跑的感觉。事实上，“奔跑”也的确是方晓现在的真实状态，无论是生活，还是写作。和我们这些业余作者一样，方晓真正能够安静下来写小说的时间也不多，更多的时间，是在生活的快车道上奔波。生活是现实而酷烈的，但它留给每个人的财富，却并不相同。写作是一辈子的事，对于方晓来说，无疑更是如此。因此，奔跑的方晓、在路上的方晓更值得我们期待，随着生活阅历的逐渐丰富，他的小说世界必将更加厚实与多彩。
　　 方晓把自己的博客，命名为“小说将创造唯一存在的天堂”。——这是一个小说写作者的美好愿望，但据我所知，这事难度极大。为此我真诚地祝福方晓，但愿有一天，他能以自己的小说，创造一片属于他自己、同时也属于小说的天堂。
　　
　　 【命名一个时代】
　　 早在两年前，我就多次聆听侯卫东先生聊起“士时代”。那些游走于正统教科书之外的战国人物与春秋掌故，时常让我为之耳目一新，他让我感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问题的关键在于，你能否找到一把通往历史这扇窄门的钥匙。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春秋战国时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侯卫东先生一直心无旁骛、兴味盎然地浸淫在这段久远的历史里，他着迷于李斯、韩非、商鞅、吕不韦、始皇帝……这些被无数影视剧戏说过的风云人物，在一轮又一轮的历史消费里，成了一个个被任意肢解的文化符号，他们的真实形象已经在快餐式的传播和消费中变得面目可疑，漫漶不清。当我终于从硬盘里读到《韩非之死：士争的极端样本》以及《孔子诛少正卯案的历史魅影》时，我就一再催促着侯卫东先生，希望他能尽早完成这本《士时代的痛》。其实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侯卫东先生已经重新命名了一个时代。按照侯卫东先生的理解，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500年，士阶层的社会触角更为丰富，贵族身份的下沉和平民身份上升带来了队伍的壮大，士的队伍在壮大中集结成一支重要的力量，历史由此进入了“士时代”。侯卫东据此认为：春秋战国最为动荡的时期（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237年）应当以“士时代”的命名重新书写，因为这一时期“士阶层以立言和立行的方式，全面进入了思想学术和政治生活之中”。
　　 在重新命名一个时代之后，侯卫东先生还找到了一把解读“士时代”的“钥匙”，这把“钥匙”就是士的三大类12种气质类型，三大气质类型分别是：山地气质（代表人物：孔子、孟子）、河流气质（代表人物：商鞅、李斯）和森林气质（庄子、老子）。侯卫东从士的性格类型出发，“以入世或者出世的不同的性情、状态与方式，形成了迥然不同的人生景观。”正是这群士子们的人生景观，构成了士时代的历史景观。较之于对历史的臆测、映射、图解或戏说，这样的历史景观显然更为可信，也更加科学。
　　 荣格说性格即命运。上个世纪，美国科学家对这句话的科学性进行过多次论证，上百万人次的抽样结果表明，性格对一个人家庭幸福指数和事业成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教育背景为第二主因。我不知道侯卫东先生是否也信奉这个理论，但他对士的12种气质类型的总结与归纳，确实让人耳目一新。在我对历史的粗浅阅读里，虽然不乏有人对历史人物的性格进行过深层次的剖析与思辨，如史景迁所著的《康熙：重构一个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等，但像侯卫东这样，集中笔墨对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进行性格分析的著作，《士时代的痛》似乎还是第一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侯卫东不仅命名了一个时代，同时还开创了一种解读历史的新途径，尤为难得的是，这本《士时代的痛》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下的。虽然侯卫东没有特别注明“谢绝对号入座”，但你完全可以在侯卫东的“士时代”里，读懂当下这个已经没有士的时代，进而读懂职场上那些明争暗斗、尔虞尔诈以及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
　　 历史的尽头不光有小说，历史的尽头也有诗歌。作为一个成名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著名诗人，侯卫东的历史观不是天马行空的小说，而是曲尽胸臆的诗歌。以我粗浅的理解，对于春秋战国这段历史，“士时代”这个命名似乎还值得商榷，好在侯卫东先生并无意于提供一种新的历史学说，他更看重的其实是那些鲜活的生命个体，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有自己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当韩非、李斯、吕不韦们依次走进《士时代的痛》，侯卫东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表达，他在“韩非”、“李斯”、“吕不韦”身上看清了一些人和一些事，进而也看清了自己。这是一个时代的痛，或许，也是侯卫东先生自己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