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来堂哥我家串门，让我看他珍存的一段录像。那是一段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亲人们的生活纪实。我在录像里看到了父亲，看到了微笑着、快乐、满是幸福感的父亲。瞬间，感情的潮水翻江倒海，热泪冲出眼眶，无声地流下来……在这样的日子里，看到父亲的影像在眼前活动自如，栩栩如生，与我们一起过年，不禁有千言万语想倾诉。可是坐在沙发里，却什么也说不出来，那种思念，那种酸楚，那种感慨，只能让我泪流满面……
　　 父亲的一生，谈不上伟大，但绝对做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襟怀坦荡和不凡。可以说，他做到了心底无私天地宽，也做到了入党宣誓时的誓言；坦荡是无论命运将他置于何处，都无怨无悔；不凡是无论他承受多少磨难，仍不改最初的信仰，微笑着给自己的生命划上完美的句号。他做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说的“人的生命应该这样度过的，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父亲十八岁便到沈阳参加工作，二十四岁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些年来，父亲无数次地给我讲诉他在党旗下宣誓的激动人心的一瞬。每次讲诉他仍激动难抑，神情凝重。时间倒回父亲的青葱岁月，那是一个初春下午，父亲所在单位的党支部领导，正带领三名新党员在鲜红的党旗下宣誓。年轻的父亲跟着领誓人一句句地宣誓，心情格外激动，血液不断沸腾，兴奋的青春脸庞分外红润。此刻，他感觉到人生有了奋进动力，前途一片光明。从那天开始起，坚定的信仰就与父亲的血液溶化在一起，几经风雨侵袭，几经苦难磨砺，但这红色的信仰始终如一！
　　 我成年后，也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我从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宣誓回来，父亲不容我还没吃饭，就催我讲宣誓时的心情感受。我兴奋地讲宣誓的过程，讲我的内心感受，我看到父亲眼里闪动着晶莹的泪花，看到父亲若有所思地不住地点头。讲完了，他摸着我的头感慨地说：“好啊！你也是党员啦，爸爸的心血没白费呀！好儿子。”
　　 父亲把加入党组织，看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最为荣耀的事情。每年5月6日——他的入党纪念日，都要用不同的方式来纪念。有时是去照相馆照张纪念照；有时喝上二两老白干，自己举杯庆贺；有时看场电影，自然是红色经典片。五年、十年的入党“大庆”时，就把我们兄弟姐妹都召集到一起聚会。这一天的日记，一定是要记的，日记本很精彩，是父亲精心自做的一本特别的日记本（按父亲的嘱咐，那本日记本随他驾鹤西去了）。八十岁那年，我们给他过八十大寿时，老人家第一句话就是“我入党五十六年了，这是我一辈子最值得荣耀的事！”
　　 我也是18岁参加工作，也是24岁入的党。我也学着父亲的样子，每年这一天也认真纪念。或是来到烈士陵园重温入党情景；或是拿出照片来回味，当然也要写一篇日记，记下我的内心感慨。我觉得自己和父亲的心是相通的，都把加入党组织当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都把对党的坚信、对事业的坚信当成一生不可改变的信仰！
　　 一、
　　 入了党的父亲，工作更加积极主动和勤奋，不久就成为了单位的领导，担任党支部书记的工作。
　　 父亲的性格耿直，工作认真，凡事讲原则，不讲情面，时时处处维护党的利益。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那个红色风暴里，父亲单位有些人也随着疯狂的年代疯狂起来，先是造反夺权，后是将父亲打成资产阶级道路的走资派，要父亲重新站队，并让位交权。在单位的会议室里，他们连日连夜地批斗父亲，要父亲交待所谓的“罪行”。而父亲始终一个态度：“信仰没有错，为党工作没有罪，有的只能是个别错误。但错误可以改进，不能让位交权！”
　　 这些疯狂的人中有位姓韩的女人，曾经因为男女关系问题，被父亲处理过。此刻给了她报复的机会，硬说父亲有历史问题，逼着父亲坦白承认。父亲轻蔑地看着她说：“我十八岁参加工作，二十四岁就入了党，我对党忠实坦白，根本没有历史问题。”
　　 这个疯女人，气急败坏地说父亲不老实，上前狠狠地扇了父亲一个耳光，然后纠结几个人将父亲按倒在地，拿着竹棍抽打父亲，左一竹棍，右一竹棍地抽打，直到把父亲打得瘫软在地，站不起来。父亲的背上满是血痕，疼得难以自持，就是这样，爸爸也始终就是一句话：“我对党忠诚坦白，没有历史问题。”
　　 造反派不让满身伤痕累累的父亲回家，关押在办公室，好等第二天继续审问折磨。
　　 那年我才六岁，不懂什么叫“走资派”，更不明白什么是“历史问题”，但知道父亲那时心情不好，看他整日长吁短叹，很是为他担心。记得那晚，天已黑了，父亲仍没有回家。母亲坐不住了，便跑到单位找父亲。母亲趴在办公室的窗户上看，当她看到躺在椅子上血迹斑斑的父亲时，眼泪刷地就流下来了。母亲是位坚强的女人，更是一位性格暴烈的人，她一脚将门踹开，把父亲救走。
　　 第二天，母亲找到父亲单位的上级领导，诉说了父亲的不公平遭遇。上级领导是了解父亲的，他们出面找了那些人谈话，将父亲送至干校改造劳动，才躲过更疯狂、更惨无人道的迫害。
　　 后来的岁月，我和父亲总是聊起那些年的疯狂事情。每次说起，父亲表情都格外凝重，常常是感叹不止：“那个疯狂的年代，给我们带来的损失太大了，历史的教训啊！错误谁没有？改正错误，从错误中走出来，更加了不起。”
　　 父亲一生，酒醉时很少，我知道的有三次：一次是1976年的10月7日；一次是1997年香港回归；还有一次是2008年奥运会开幕那天，醉酒的父亲，神采飞扬，兴奋得话很多。醉的最惨的是1976年10月6日那天，父亲一个人喝了一瓶白酒，醉意浓浓地呜呜哭了。
　　 记得1976年，那个打过父亲的疯女人来我家，请求父亲原谅她。那天父亲休息在家，疯女人提着白酒和水果来我家。进屋就哭，不停地哭，边哭边道歉。母亲满眼怒火，恨不得扇她两耳光出出恶气。父亲的脸色很难看，始终一言不发，恶心地看她在那表演。后来，那个女人竟然哭晕倒了。父亲母亲好心地把那个女人送到了医院，直到她醒过来。父亲看着她，最后长长地叹一口气才说：“好好学着做人吧！”
　　 若干年后一天，我去医院看望病人，偶遇到那个女人。我一眼就认出了她。看到我，她的脸“腾”地白了，啥也没说，赶紧溜了。回到家，我就对父亲说：“我要告发那个女人，不能让这样的女人再祸害别人了。”父亲沉思了一会，轻轻地说：“算了吧。她也得活着啊！” 父亲的原谅，拯救了她的后半生，没让她站到“三种人”的队列里，依然活得自在。这就是父亲的胸襟！
　　 二、
　　 父亲当年去的干校，远离城市，在偏远的农村。
　　 干校里住着几十位被造反派认定的“走资派”。那里的条件非常差，屋子是简陋的土坯房，简陋到四处漏风，冬天屋里冷的都结冰。没有煤，烧的是柴火，每天都要有人去山沟里打柴。一日三餐，均是包米面和咸菜疙瘩，喝的水是从冰窟窿舀上来的。父亲和几位叔叔大爷挤在一铺炕上。白天劳动，晚上学习，写学习心得笔记，讨论学习收获，联系自己斗私批修。
　　 我和母亲曾多次来这里看望父亲，每次来都见父亲眉头紧锁，表情凝重，情绪低落，不愿多说话，总是若有所思的样子。母亲也不多问，也不多说，来了就给父亲和同屋的叔叔大爷洗衣服，洗完就走，饭也不吃。回家的车上，母亲才埋着头，偷偷地抹眼泪。坚强的母亲，是不想当父亲流泪。
　　 在干校的这段时间，父亲虽情绪不好，但看到有的同志对时局不理解，说三道四，他便耐心地劝慰“别被眼前的事蒙住眼睛，坚信自己选择的信仰吧，不能总是这样的。”反映出一名老党员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
　　 郁郁寡欢的父亲，那段时间身体不好，总是感冒发烧，只要发烧体温就达到四十多度。偏远的深井子，别说医院，连个药店都没有，都是母亲每次来，给父亲带药品。由于总是得不到及时治疗，父亲落下一个只要感冒就高烧的毛病，直到离开这个世界，这个毛病都没有治愈。
　　 1969年深秋的一天，我和母亲又来干校看望父亲。父亲一改往日的低沉，显得很兴奋对母亲说：“组织上号召上山下乡，走‘五七’道路，我已经报名了，第一批走，去依路村吧。”
　　 看着母亲惊异的目光，父亲接着说：“走‘五七’是对我们的信任，我就相信组织上会对我们这些人有个肯定的说法的，是件好事。再说了，那么多知识青年都上山下乡了，我们也要去，一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
　　 于是，1969年12月13日，我和父亲母亲坐着单位的“大解放”，顶着刺骨寒风，来到了铁岭新台子的依路村。
　　 我没到过农村，车在村里停下，看着完全陌生的乡村，还觉很好玩。远处是山，白皑皑的一片；眼前是河泡子，有鸭有鹅在冰上闲逛；跑来跑去的狗，看着我们很好奇；错落高低不等的草房，飘着袅袅的炊烟……我们住在一位李姓的农民家的东屋，一家人非常的热情。李家大姨给我们烧的高粱米饭和炖的大豆腐，散发着我从闻到过的香味。不懂事的我，竟造了一大碗。
　　 当夜幕降临，送我们来的“大解放”轰鸣着开走时，我才感到这里不是我生活的地方，这里没有我的小朋友，这里的许多我都不熟悉，不习惯，不适应。我“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跟着车就跑，母亲紧紧地抱住我，不让我追赶远去的汽车，我挣脱着，哭喊着，泪从母亲的眼眶里唰唰地流了下来。
　　 后来，许多次除夕之夜，我们一家人围坐一起包着饺子，回忆着这段生活时，大家的回忆演绎成一种感慨，父亲母亲也好，姐姐和我也罢，都感慨一家人都平平安安地走过来，和那些“长眠”和“身残”的受伤者相比，我们是幸运的。全家都在祈祷：那样的日子别再重复，国家小家都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三、
　　 依路村，当时很穷。几百户上千口人，靠着大田所收的亩产非常低的粮食维持生活。当地产的小葱和菠菜，非常好吃，远近闻名，村民们就是靠这些经济作物换点现钱，贴补日常生活所需。村里有白、彭、王、张等几大户人家，相互之间经常发生争斗。还有一些地主、四类分子等阶级斗争的专政对象。村里的情况相当复杂。
　　 村里来了“五七”战士，让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和大队主任长出了一口气。因为许多事情他们不好处理，动这个根，连着那个筋，而“五七”战士没亲没故，处理起来就好办；不敢得罪的人，“五七”战士敢得罪。来这里下放的几位“五七”战士，都是受过触的好干部，也都刚从干校里出来，憋着一股干劲，都想好好的干上一番。尤其我父亲，更是什么都不畏惧，哪关健上哪干，哪有问题冲到哪，得罪人的事，几乎都是他承包了。
　　 老白家的白某，仗着在部队当过兵，根红苗正，又有个在大队当民兵连长的儿子，蛮横乡里，无理百姓。谁都不敢得罪他，都躲他远远的。白某见来的“五七”战士凡事都敢管，啥事也都管，心里不顺不爽，也看不惯。这样下去还能有他的市场？于是就想与“五七”战士掰掰手腕，过过招。他不敢直截了当地对“五七”战士来，就拿村民们“下蛆”。
　　 一天傍晚，他喝完酒，晃晃荡荡地来到街上耍酒疯，遇见谁骂谁，看见谁打谁。每家都像躲瘟神似地关上大门，灭了灯。他看见古队长走在前面，张口就骂，捡起石块就打。古队长躲回家，白某就踹开古队长家的大门，操起木棍见啥砸啥，吓的古家媳妇跑到我家喊我父亲救急。
　　 父亲撂下碗筷，拔腿跑到古队长家，见白某正在砸鸡窝，便大喝一声：“住手!”白某见是我父亲，直奔父亲奔来，举起木棍就打，边抡边说:“看你们就不顺眼，跑到这里来装相，你还送上门来了，看我不打折你的腿。”父亲当年正值壮年，身体也相当不错，没用几下就把白某制服了，和赶来的其他“五七”战士，一起把他扭送到大队部。
　　 白某一路挣扎，一路大骂，气焰十分嚣张，把大队部的门窗玻璃都砸了，桌椅板凳也踹了，还不停地说：“你们都是什么东西，在城里呆不了了，跑到我们农村来搞阶级斗争，赶紧他妈的滚蛋……”
　　 当晚，大队书记和主任，还有“五七”战士开会研究怎么办。谁也不说话，都怕得罪这个白某。但谁都明白，今天这个事不处理，那以后的工作就甭开展了，什么事也就别办了。闷了好长一段时间，见谁也不开口说话，我父亲站出来说话了，我父亲说完，其他的“五七”战士也都说话了。见“五七”战士的态度非常坚决，书记和大队主任也就都表态了。当即决定把白某送往公社，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交上级处理。后来上级采纳了村里的意见，把白某送进了监狱，被监押了五年。
　　 那晚，在大队部开斗争白某的村民大会，是父亲站在台阶上宣布白某罪状的。白某不服啊！挣扎着要喊，要叫，若不是绑着，嘴里塞着东西，真不知道他能说出什么来。父亲义愤填膺，声声有力地讲话，会场一片静寂，鸦雀无声。人们既恨白某，又怕他，恨不得他坐一辈子大牢，但就是没有人敢说话，以至于后来高呼口号，稀啦啦的，显得很没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