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来岁的时候集过糖纸，那一枚小小的包裹着甜蜜的纸张，图案简单，色彩也不算丰富，在文革时期，它变成了孩子们炙手可热的艺术品。
　　 七十年代初，我们发的课本，几乎都不怎么讲，尤其是常识课，上了半个学期，便自动停了。常识课的老师是返城知青，只会照着书念，我们听得昏昏然，她敲敲讲台，眼睛向上翻着，下巴向下挤着，挤出了双下巴，嘴扁成一条线，用这姿态表示她的愤慨，她无声的愤怒，对顽劣成性的文革少年来说实在没有震慑力。三秒钟后，她继续游走于讲台和过道间，右手将书举在眼前，左手插在右腋下，托举着右肘，自我享受朗读的快感至下课铃响。
　　 正因为如此，她的课堂用来睡觉，她的课本用来夹糖纸一点也不过分。糖纸经过书的挤压，平展展的，贴在白纸黑字的书页里，五颜六色，仿佛课堂也没那么枯燥了。
　　 我从小比较善于自娱自乐，当我收集开了糖纸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班大部分女孩子才开展了这项“运动”。之所以称之为“运动”，是因为集糖纸成风，上课讨论，下课比较。谁谁谁又攒了一枚北京的，谁谁谁又攒了一枚上海的。当大家不知道哪个城市在哪儿的时候，便来问我。原因是我被父亲出差时，顺便捎到哈尔滨玩过，还在松花江畔照了像，由此我便好像走南闯北了似的。幸亏我集糖纸早，有些城市位置，问过父亲，再回答她们时，便有底气：上海啊，南方，北京哇，出了东北就是了。
　　 虽然那点知识，对连火车都没坐过的同学来说——好使，但是搁现在叫忽悠。
　　 爸爸经常出差，总要给孩子带回来点礼物，像面包红肠什么的买不起，他便给我们买回一把糖来。哈尔滨买回的糖，通常是透明的糖纸包着，红红绿绿的都有，印着哈尔滨第几糖果厂。
　　 每逢爸爸带着他的帆布包回来，拉开拉链，里面准会露出一个黄色见方的纸包，有大人的巴掌那么大，纸绳拦腰捆出了十字线，十字线中央打个结，可以挂在手指头上拎着。能看出纸包里是疙疙瘩瘩的东西，像要钻出来——那是糖块！
　　 我们四个孩子在没有得到爸爸妈妈允许之前是不敢贸然拿糖的，特别有邻居在，更不能失了家风。我们假装玩着，那余光则留意着那包充满诱惑力的糖包，暗暗的盼着邻居快走。
　　 邻居要走，妈妈照例拆开那纸包，哗地一下，那通身发亮的糖块便闪出一层炫光来，妈妈用五根手指，抓了几颗糖，往邻居手里塞，邻居推辞，返身就跑，妈妈还得赶上两步，两个人便推推搡搡的出了外屋的门，妈妈才折回来给我们分糖。
　　 妈妈宣布分糖的时候，我们四个孩子跟炸了营似的做抢状——哪里容得我们抢着呢？妈妈早抓在手里，说每个人一天一块，她数了数：多出来的两块，给最小的弟弟和妹妹。
　　 我守着弟弟妹妹们剥下第一块糖纸，有的糖不那么容易剥下——要化了，黏在纸上，我就让他们用舌头将糖渍舔干净，然后将糖纸洗干净，抖啊抖啊，将水珠抖干净，将糖纸两头扭住的褶皱用指头肚抹平，然后小心地夹在书里——一张糖纸就这样做成了。
　　 我的糖纸书，给刚刚上小学的二妹妹看的时候多，因为小弟小妹太小，都才三四岁，再则，他们曾经合伙作案，毁坏过我的糖纸书。还不懂事的他们，趁我没来得及收好糖纸书，便抓了就抢，一人一半，将书活活扯开，糖纸散落一地，还踏上他们的双足！为了惩戒，我免去了他们看糖纸的福利。
　　 糖纸也有等级，蜡纸是最普通的，价格便宜，包的糖块仿佛也不甜；玻璃纸是高级的，如果玻璃纸上印有上海某某糖果厂制，就别说糖了，一张糖纸至少能换二十张普通糖纸。
　　 我常常在黄昏，一个人跑到地势比较高的南山坡上，从那里俯视大地，透过玻璃纸看天边的晚霞。晚霞晕染上的糖纸的色彩，变得更加瑰丽；糖纸则在晚霞里，将不甚清晰的简笔画变得生动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