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父亲，长这么大，我不知道父亲是高是矮，是胖是瘦，父亲的样子模糊了我的一生。
　　 “妈妈，爸爸呢”？儿时，每当姐姐和弟妹们和爸爸亲热，我就会缠着母亲，要爸爸。这时，母亲的眼睛空洞洞的，不时的摸着我的头说：“你爸爸在遥远的地方开火车，要好多年才能回来。”“好多年是多少？”我依然纠缠不休，母亲叹了口气，迷茫的望着远山：“铁树开花吧！”“铁树在哪呢?”妈妈抓了个树籽给我：“你把它种下，等它开花了，你的爸爸就回来了。”
　　 7岁的我把梦和希望种下了，一年又一年，我的小树长起来了，我天天盼着它快些开花。 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街坊的一个三婶在路上看到我：“可怜的孩子，要是你爸活着，不知道怎么高兴?”“什么？”我惊呆了，疯了似的跑回家，把精心侍养小树连根刨掉了。蒙在鼓里的妈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小心翼翼的问我：“孩子，怎么了？”“妈妈，你为什么骗我？为什么？我爸爸根本就没开什么火车……”
　　 有风吹来。
　　 呜呜咽咽的风，仿佛在替母亲抱怨和不平，整个世界都凝固了。沉默了许久，母亲哆嗦的搂紧我“孩子，不是妈要骗你，妈只希望你能快乐开心……”
　　 母亲的眼圈红了，泪水大滴大滴的落下来。三天后的一个清晨，母亲买了一捆黄表纸和香火，说给父亲上坟。母亲把我带到离家不远的一个山根下，指着一个土包包让我跪下；“给你爸爸磕头。”母亲也跪下来：“死鬼，你老姑娘来看你了，你走哪会儿，她刚会爬，，现在都上二级年了，咱们五个孩子都大了……”母亲凄凄艾艾的倾述让我心碎，就连老天都泪眼模糊。从那天起，我发誓，要做一个好孩子，给母亲省心的孩子。
　　 每个家都是一本书，一样的封面里排列着各色的章节，有的让你笑，有的让你哭。我们韩家，人丁一直不旺，男人活到六十以上的很少，大多二-三十岁就撒手归西了。爷爷这辈子，老哥三个，只有爷爷活了三十八岁，这不撇下了一帮儿女走了，苦了我那三寸金莲的奶奶，我大伯十五岁虽说订了亲，还没过门。为了多一双手养家，爷爷去世的第二年，奶奶就让我大娘过了门。又把年仅9岁的二大爷送到离家很远的一个土财主家里当伙计，一年十个小洋钱。生活对二伯父太苛刻了，苛刻的有些残忍。要活命，要填饱肚子，有什么办法呢？夏天的日子好混，难熬的是冬天，没有鞋，光着脚的二伯父，冷的没办法，就把小脚放到牛刚刚拉出屎里取暖，就这样熬了七年，眼看衰败的日子一点点有了起色，大伯又添了一双儿女，韩家有接户口本的了，痛苦不堪的奶奶看到了希望，可这希望又被突如其来的灾难抓破了，年轻力壮的大伯染上了风寒，那个年头，这病就是绝症，不到一个月功夫，大伯就没了。两个寡妇领七个儿女，日子怎么过啊？奶奶和大娘对着哭。16岁二伯父，默默的握紧了拳头，跪在奶奶的床头：“妈妈，天塌下来我来抗，我是男人，我来养家……
　　 一家之主的担子就这样落在二伯父身上，十六岁正是花季啊！十六岁正是做梦的年龄，二伯父没有梦，二伯父的梦给贫穷和灾难撕得粉碎。两年后，在奶奶的命令下，二伯父和大他十多岁的嫂子搭伙过日子，为了韩家的血脉，二伯父别无选择。旧社会，死了男人的女人，婆家不要，就得和孩子一同给卖掉。孩子是韩家金贵的血脉！为了这血脉，太爷爷冒着炮火硝烟闯关东。二伯父咬碎泪花，把所有的苦难都埋藏在心底，起早爬半夜的劳作，只有劳作才能忘掉不幸，劳作成了二伯父治疗伤痛的一剂良药。不久东北沦陷了，日本鬼子进辽宁，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贫穷的日子越发难熬了，为了这方土地，为了过上囫囵日子，二伯父把唯一的弟弟（我的父亲）送到了抗战前线，他参加了后方的担架救护队，兵荒马乱的年月，苦难就像狗皮膏药紧紧地跟着二伯父，怎么也甩不掉。二伯父先后出生了三个儿子都被病魔夺走了。和二伯父一起搭伙的嫂子，在众多的打击下也撒手归西了，撇下四个孩子。那些年，二伯父又当爹又当娘，三十几岁的人，看上去像五六十岁的小老头。
　　 全国解放了，转战南北的父亲，带病还乡，三姨奶奶把她的三女儿（我的母亲）许给了父亲。母亲是不情愿的，说我父亲病病怏怏的，又黑又瘦，养不了家？为这，母亲自杀过，在新婚的头两天，母亲喝了卤水，刚喝下，就被人发现了，又灌绿豆汤又灌肥皂水，硬是把母亲从阎王爷哪儿夺回来。活是韩家人，死是韩家鬼，三姨奶奶说了狠话。那个时代，谁能挣脱母命媒约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谁让咱命不吉啊！母亲走进这个家的第四年，二伯父也娶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这个女人嫌韩家人口多，二伯父便另立了锅灶。可二伯父的两窝孩子，总是偷偷的跑回来，说害怕那个病病歪歪的女人。奶奶一见孩子就哭了，母亲含着泪劝道：“刚到一起生分，等有了感情就好了，慢慢凑合，福都是一点点凑来的。”母亲一次次把二伯父的孩子送回去。二伯父不好意思了：“哎，有了家，还要你们操心”。“只要你们能抱成团儿，操心也值。”母亲笑着：“什么事都有个过程，时间长了就好了。”“我也这么想的”。二伯父说。
　　 那个夏天，二伯父趁做活休息的当儿，打了两捆猪草送回家。一进门，发现那个女人正和自己的女儿又说又笑的吃鸡蛋，而自己七岁的女儿此刻正光着脚丫在山上放牛。二伯父气的拳头攥的嘎巴嘎巴响，真想狠狠的揍那个女人一顿，转念一想，打了人，打不住她的心，这样的女人有也五八，没也四十。二伯父找来了女人的哥嫂，眼前的一幕，让他的哥嫂很是尴尬，他们很愧疚的把那个女人领回去。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我出生八个月时，父亲因胃出血癌变，那年母亲才三十三岁，父亲临走时扯着母亲的手说 “三儿，、求你，求你不要、不要丢下母亲、孩子……” 泪涌出父亲的眼眶，一阵剧烈的咳嗽，父亲开始呕吐，血，大块大块的血，随之吐出，人瘦的皮包骨，就是闭不上那双牵挂的眼睛，母亲哭成了泪人，“老韩，你放心，只要我活着，就不会丢掉母亲和孩子的。”父亲哭了，这个转战南北， 穿越枪林弹雨的硬汉哭的像个孩子。那是一九六五年的五月的一个深夜，外面大雨滂沱，北风呼啸，那是老天的不舍吗？还是上帝也为这一对夫妻在纠结，轰轰隆隆的闷雷，耀眼的闪电，映亮了两双泪眼，被病痛折磨的死去活来的父亲，就是咽不下做后的那口气。母亲的心像刀剜的似的，“老韩，你放心走吧，有我就有这个家。”父亲的手就渐渐松开了，父亲走了.。父亲是睁着眼睛走的，父亲哪里放的不下我们啊！七十岁的老妈，五个孩子最大的十一岁，八个月的我刚会爬。小村都说我命硬，妨死了父亲。妈妈哭了，奶奶哭了。为了韩家的血脉，为了这个四面楚歌的家，母亲和男人一样做活，过度的劳累和失去丈夫的打击，母亲的两个奶头都生了疮，一点奶水都没有，。不谙世事的我。咂不出奶水，就使劲的咬着母亲的奶头，疼得母亲不敢再奶我，饿的我大哭，奶奶就打面糊糊喂我，严重的营养不良，使我长的又瘦又小，直到今天，我的个子也没长起来。
　　 父亲去世后，县乡民政给父亲开了很隆重的追悼会你，并承诺把我们养到十八岁，安排工作，可不久这些干部都靠边站了，别说养活我们，就是父亲生病时拉的饥荒还在大队部挂了二十多年。在山里没有男人的日子就像房子没有大梁。
　　 男人是一座山，不管这个男人怎么矮小，怎么猥琐，也是女人的一堵墙。
　　 母亲的这堵墙在哪里？
　　 五个孩子都难招架，还带一个老妈，谁养得起？不带上老妈就免谈。在亲朋和邻居们的劝说下，母亲和我二伯父两个苦命的人走到了一起。后来又有了弟弟妹妹，日子过得很艰难，可二伯父和母亲从没说一声苦，报一声怨。在生产队上工的二伯父总是抽人家休息的当儿，春冬捡柴禾，秋夏打猪草，回到家里还要帮母亲做家务。母亲更是忙的不得了，白天到队里上工，晚上做针线。那年月我们的衣服和鞋子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出来的 。每到农闲，都是母亲最忙的时节，打鞋绑，纳鞋底，把哥哥姐姐的旧衣服改成小衣服。白天还好，一到晚上是最难熬的，买不起灯油，就点松树明子 ，那玩意儿着起来烟大，满屋子飘荡着黑黑的烟灰，像蒲公英的小伞。一夜下来，我们的脸上，鼻子上都是黑黑的，如马戏团里的小丑。二伯父也不闲着，母亲做衣服，二伯父纳鞋底，母亲做鞋，二伯父打麻绳。
　　 那会儿日子真的很苦，我们都十来岁了，连个裤头都没有。小学照的毕业照，我的衣服打满补丁，老师用手帮我遮着。唯一高兴地是有一年春节，家来了一位贵客，给奶奶带来了一斤饼干，一斤糖块，这是我们兄妹从没见过的好东西，那位客人给我们每人一块饼干，一快糖，我们像得到了绝世宝贝，那个高兴啊！一会儿把饼干拿出来闻闻。一会儿把糖块打开看看，谁也舍不得吃。
　　 二伯父和母亲也有难心的时候，孩子多了，难免吵架，何况这个家里有叫爹的，有叫大伯的，有叫叔的，有叫妈的，还有叫婶的，哪有碗不碰碟的？堂姐和我哥，都相当的隔路，事事儿都咬尖儿，特别是堂姐，厉害的不得了，小时候为一句话，拿菜刀把大堂姐追的四处躲藏。母亲告诫我们事事让她三分，世上就一个理，，总的有人吃亏。吃亏是福。堂姐知道了得意的不得了，稍不顺心不是骂这个，就是哧达那个。母亲笑着；“说两句就说两句，又不能少一块，家和万事兴，家不和外人欺。”有一回，哥和堂姐吵起来了，吵得很凶，母亲说哪个也说不住，就给了我哥两耳光，堂姐不依不饶：“肝货不是肉，豆包不是干粮，婶子不是娘。”
　　 那夜母亲得了禁寒，面对母亲发青的脸，二伯父哭了：“三儿，对不起，孩子让你操心受累……”
　　 为了这个家。母亲费劲了心思，好吃得，好穿的，都先仅二伯父的孩子，小村都说母亲傻。
　　 有一年春天， 二伯父领着小队的壮劳力，到很远的地方修梯田，要一个多月才能回来，堂姐吵着闹着要跟着去。二伯父说：“我去干活，又不是走亲戚，不要添乱.”堂姐发疯的喊：“你不在家，我怕你回来，就看不到我……”“这孩子”二伯父望着母亲笑了，对堂姐说：“在家听婶婶的话。”二伯父赶着马车上山了。这下堂姐真的蔫了，躲到西头的耳房里，怎么也不肯出屋。“这孩子可能是被先前的女人给吓着了，你们谁都不要惹她。？”母亲说。吃饭的时候，堂姐一上桌子就把饭碗换一个个儿，然后看我们吃什么菜，她就吃什么菜， 我们不吃的，她不动筷。后来母亲才知道，她是怕二伯父不在家 我们会害她。奶奶笑了，母亲却哭了。
　　 为了堂姐，母亲托人把大哥送到很远的道班去做工。不久二伯父回来了，摸着堂姐姐白胖胖的脸：“胖了不少，你婶子把好吃的都给你了吧？”“哼！你当婶子是娘啊！”二伯父一下子收起了笑容，抗着撅头，去前山刨地，那个下午，母亲坐在父亲的坟头放声大哭。“死鬼，你到那边清闲去了，留个烂摊子，我怎么做才对啊？”
　　 悲伤的哭诉让山野痉挛，连风都停了，鸟儿呆呆的蹲在树上，只有雨，沙沙的下着。泪流过了，母亲拿着撅头和二伯父一起刨地，二伯父说：“三儿，你歇歇吧，这一个月难为你了，孩子不懂事，我知道醋打哪儿酸，盐打哪儿咸”。
　　 转过年，我哥肚子疼打针吃药都不见好，我二伯父听说凤凰城有个老中医治小孩的病最有拿手，就决定去带我哥去，“太远了吧？从咱家到县城就一百多里，从县城里坐火车再到凤凰城还要一百多里，哪来的钱坐火车啊！”母亲一筹莫展，二伯父说“走山道，我以前出劳工时走过一条山道，一天多点就能到，你给我们爷俩煳点地瓜就成。”就这样二伯父背着我哥上路了，去凤凰城要走好几天的山路。山高坡陡，下了这座山，上那架山，一路上二伯父的衣服和头上像水洗的似的，二伯父把我哥背到了离石城子不远的一座山上，这时候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的样子，我哥说饿了，爷俩坐下来吃地瓜，正吃着，我哥喊：“二伯父，你看前面有一条大狗。”二伯父抬头一看。我的天啊！哪里是狗，是一只黑熊，二伯父背起我哥，绕道就跑，一口气跑到石城子，累的上气不接下气，身上直冒热气，晚上十点到了凤凰城，可老中医家离县城还有二十来里路，二伯父背着我哥，一路打听，到了老中医家已是半夜十二点多了，望着身如水洗二伯父，老中医感叹不已，不但没收药钱，还给买了一张火车票和二斤煎饼。
　　 二伯父的一生为了儿女操碎了心，也为社会出了尽力。第一个带头成立互助组，第一个牵大牲畜入社，第一个把家里的破铜烂铁拿到队里炼钢铁，第一个带头吃食堂、第一个当生产队的队长，为这差点搭上性命。七十年代，小靳庄风靡全国，有一年春天，正是春耕，上面来通知，一个生产队，务必在十天之内排出十场戏。这季节拍戏，不是扯蛋么？上面的政策又不能对抗，二伯父和几个小组长私下里合计，地照样种，干活休息和夜间拍戏两不耽搁。上面来检查的那天，二大爷他们正种地，公社来的人不高兴了：“我不是让你们拍戏么？你们这是？”“戏早拍好了。”“你这人小农思想太重。”“不管什么思想，得先把地种上。”二伯父笑着，把社员们召集到地头，“咱们先给领导们来一场地头戏，让上级体验体验这田间戏的味道。”二胡、锣鼓、马嘶、牛叫、还有人们的欢笑。让这戏充满了十足的野味。“不错么，以后让其他地方也借鉴一下。”县里的人说完，乡里的人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只是狠狠的瞪着二伯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