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另一件“降”给全国人民的灾难是全面地清理阶级队伍，深挖“三特一叛”。全国到处有美蒋特务、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和大叛徒。1968年中央提出的总任务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深挖“三特一叛”是保证这个胜利的最重要的措施。各地革命委员会大显身手，办法花样翻新地层出不穷，经验比比皆是，什么“一句话”、“三个字”、“五个并举”，什么“两个精神，五大重点”，什么“三大方向，六大突出”，把全国有点平静的生活又活生生地推到浪涛之中。
　　 当时对敌情估计十分严重。黑河地区的运动领导者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认为黑河地区地处国境线，情况复杂，历史遗留问题多，叛徒如毛，特务绊脚。传达到公社的某领导讲话精神，说黑河地区沿江（指黑龙江）的苏修特务至少有一个加强师。危言耸听，草木皆兵。这个数字如果和沿江居民人数比较，至少８——10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苏修特务。加上日伪时期的所谓大批量特务，美、蒋特务，黑河地区真是特务绊脚、叛徒如毛。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在这个任务的安排下，在这个需要的前提下，黑河地区沿黑龙江几乎县县、社社、大队都先后设立群众专政组织，设立看守监所，即后来许多人称之为的“牛棚”。最初也曾称之为学习班、大学校。这些牛棚，群众称之为第二监狱、第三监狱或准级监狱，关押那些所谓“三特一叛”，里通外国的叛逆；从这里又生产出一批单体的“分子”、群体的“集团”，制造出一批冤、假、错案。
　　
　　 四家子公社居民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其中一部分是前苏联境内“江东六十四屯”的人。按照不平等的《爱辉条约》规定，1.6万多平方公里的“六十四屯”是中国领土。1900年，沙俄制造骇人听闻的“庚子俄难”、“海兰泡惨案”，把中国人全部由“六十四屯”赶过黑龙江，用枪炮和刺刀强占了这片领土。四家子公社有三个大队主体居民即是在沙俄刺刀下逃生过来的。就因为他们祖辈长期生活在“六十四屯”，被确定为修特“土壤”源，指令逐家审查。沙俄年代死后余生的老人尤为重点。这些在沙俄屠杀中未死的人，由六十年代的共产党政权审核，其滑稽荒诞比“聊斋”还具有故事性。一些人因此被隔离审查。
　　 卡伦山二队队长老徐被逼无奈，跳井自杀。但没淹死。“专案组”仍然让他交待祖孙三代“通苏”问题。他哪里知道“六十四屯”的影子？跳井没死成，他也“豁出去”，坚决要求造反派到苏联调查取证，“只要有一个苏联人知道我老徐名字，我就是特务”。
　　 第二部分人是清代老居民后代。“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鬼子开进四家子公社各村，没人反抗，与侵略者“和平共处”；后来，也没有一个人参加抗联。这个人群，主要被怀疑是日伪社会基础。日本鬼子垮台时，留有潜伏人员，就在这些老居民之中。这些人因此被折腾的天翻地覆、莫明其妙。群众反映，建国后，前苏联地方保安部门在1950年——1952年多次乘船过江来，“检查”我方两个村的居民户口；1965年——1967年，还有苏方居民10几次携带刈刀、轮胎等物品过江换酒。这些情况增加了第二部分人和第一部分人存在“修特”的更大“依据”，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第三部分人是山东等地移民，第四部分是投亲靠友的自流人员。这两部分人，只要他们不是八路军、新四军，就怀疑是国民党部队的人员，或是国民党的腿子。果然，在五道沟大队发现一个七路军的兵。按照电影中的镜头逻辑，把他抓起来，关进后来称之为“牛棚”里，让他交代怎样打八路军、抢群众财产、强奸妇女的。抄家时，发现有国民党部队嘉奖令。事态更加严重。后来，派出所同志出面，才发现“嘉奖令”是奖励该人在某次对日寇作战中的有功喜报。强奸妇女等罪状是一种推测。在一些人长期受教育的印象中，只要是国民党兵，必须胡作非为。这个七路军抗战勇士，替国民党吃了一些苦头。他接受不了群众专政的“铁拳”，寻死上吊，但绳子断了，未能死去，被光膀子戴高帽，五花大绑地捆着，沿黑龙江边游街。
　　 四家子大队四队老宋是河北人，自流投亲人员。在这里生活的挺安逸。忽然从河北邮来一封外调信，讲老宋在家乡为非作歹，有两条人命。祸从天降。他哪里知道两条人命！自然不能承认，对他实行了专政。几经折磨，他才知道问题严重。他说他是李运昌司令手下的武工队，是八路军序列。但没人相信。造反派不知道李运昌为何人，斗的很苦。没办法，他以死抗争，用筷子往喉咙里插，被抢救过来，没死成；他又把饭碗打破，用碗碴尖在胸口划破个大十字，鲜血涓涓外流；为加快死亡速度，他又用筷子插进去乱搅，终于自杀死去。死后，人们发现他咬破中指写的血书，歪歪斜斜的字，还讲他是武工队。大队给外调单位发了电报。那里来人一核实，原来是重名重性，年令差10几岁，个子差半头。
　　 这段时间，截止６月17日，全公社办了7期“深挖”骨干训练班，有186人“坦白交待”，其中有20人被群众看管起来，投进“牛棚”；越境叛逃到苏联２人。全县8个公社，坦白交待问题的有1500多人，看管200多人。有的农场科级干部50％被深挖出来。当时的爱辉县城乡有５万人，城乡各半。这个被看管的数字占成年人的比例相当大。黑河地区看管起来2957人。尽管这样高压加码，沿江边境几个县也没凑上一个加强师的四分之一。
　　
　　 这段时间，有些人称之为“红色恐怖”时期。据书刊披露，这四个血淋淋的大字，加上“万岁”六个字，共六个字，即“红色恐怖万岁”来源于北京一所中学。当年，这所中学红卫兵私设公堂，用黑帮们的鲜血，在雪白的墙上书写了具有时代特点的这六个大字。这个“万岁”幅射到边疆，已显的有些弱势。但人们也在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中神经质了，弦绷的十二分紧，也高喊“红色恐怖万岁”。在这个“万岁”声中，无奇不有。
　　 五道沟大队有个虚令３岁的女孩叫关小萍。每当她在父、母怀中听到小喇叭里传出“打倒邓小平”时，她立刻童声童气地骂人，不准打倒“小平（萍）”。此事传出来，造反派要“收拾”关小萍，骂她从小骨子里就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从小就有反骨。后来经过多方工作，召开两次大会，批判她和她父、母亲管教不严之罪，才告一段落。
　　 第二件事是用毛主席宣传画垫鸡窝或反糊了墙面。当时，到处是毛主席像或毛主席和他“亲密战友”的宣传画。大风天，几乎哪个旋风中都有一、二张或五、六张这类人头像。公社一位中层干部的妻子，在院子里检到两张毛主席和他亲密战友的画像，随手垫到鸡窝里。这个动作，让一个四类分子老伴看个真切。“晚汇报”时，她不敢怠慢，“报告”了造反派。这是天大的不敬，正好撞上了谢富治炮制的“公安六条”，正好沾上了“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的规定。“反革命”案已成定论。一时间，阶级斗争的气氛骤然升级。造反派一定要法办这个女人。几经工作，从她婆家、娘家都是贫下中农，每天“三敬三祝”、学习《毛主席语录》十分认真等方面分析，暂定她大会深刻检查，改造世界观。她一个四川省山区来的女人，没有文化，哪里会检查！爱人替她写个检查稿，因为文化低，念不下来。社直大会上，她担心被抓走，不住地哭骂自己忘本，骂自己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林副主度。每骂一次，左右各打一次嘴巴，最后又给大家磕个头，感谢大家对她的批判和原谅。
　　
　　 类似问题，全公社有七、八例。处理上，都仿效了公社的办法。但有一个大队的造反派不听邪，把用毛主席像糊墙的老太太送到公社。原来，这个老太太娘家侄结婚，接“礼”接到一大堆毛主席像和“红宝书”。屋里已经沿墙贴满了毛主席像，没地方再存放。老太太要了一堆回家，用来糊墙。她把像朝里，一排一排地从炕边直糊到天棚；又从南往北把天棚糊个天衣无缝。但纸张质量不一样，克度不一样，有一部分像反衬出来，明显地看到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模糊影子。造反派批判她污辱毛主席，“脸朝里，怎么喘气？你让毛主席在你们家受罪呀！”那部分纸张质量不好的像，更被无限上纲地批判为罪恶滔天。“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光芒四射，照耀世界革命，你竟敢把毛主席的光辉压住，不让放光芒，孰是忍，孰不可忍。”他们批斗了３场。老太太还没明白“罪”在哪里，不知道怎么回事，嘴里总说：“挺好的纸，不糊墙，怪可惜了的。”实际，这个老太太是江东六十四屯人，典型旗人妇女，满口满族话，不大会讲汉语，不知道“文革”的进程，不知道人间正在斗来斗去。
　　 这段时间里，到处是毛主席讲的阶级斗争，到处是敌情，而且真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办法如龙卷风，所到之处，荡涤一切，越抓问题越多，越抓问题越突出。有几个青年农民，用水笔或钢笔在报纸上或白纸上乱写乱画，被别有用心的人拼出“打倒毛主席”、“打倒社会主义”之类标语；呼喊口号，喊错了人等等，县军管会均给了严厉处理。这些可怜的农民，连什么是政治，为什么搞文化大革命都说不明白，糊里糊涂地被专政了，过了几年“认命”的铁窗生活。
　　
　　 更笑话的是全公社出了几件篡改毛主席著作的反革命案件。当时，被清查出来的“三特一叛”都被群众看管起来，并强迫他们背诵“老三篇”。“看守”们图清闲，让被看管人员互相找错“讲评”。出问题的几个人都是在别人背错的地方划上“×”，引出反革命案。
　　 卡伦山大队一个30岁左右的日本“特务”，背诵《纪念白求恩》，差错20几处。另一个“叛徒”在书上每个错的地方，或没背出来的地方都打个×。文章最后部分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日特”没有背下来这一段。“叛徒”在每个字下边逐一打×。另一个“修特”不识字，却异想天开，偷着向看守人员报告，说“叛徒”不忠于毛主席，在毛主席书上乱写、乱画。看守们把“老三篇”打开一看，满书到处打×，立刻当做重大事件上报。那位“叛徒”因此定了现行反革命罪，投入劳改。
　　 “阶级斗争”的大环境下，人们发疯似的用阶级斗争观点认识一切。当时，经常有千奇百怪的情况。有一家姓刘，建国前出生有二女二男，分别取名英、美、德、苏，谐音为留英、留美、留德、留苏。忽然被指控为崇洋媚外，是英、美、德帝国主义走狗，是“苏修”走狗，害的刘家说不清，道不白，有口难分难辩，跳到黄河洗不清。刘家老汉说：“真是人在屋中坐，祸从天上来。”拉到批判会场上，他还不知道建国前就犯下建国后的“天条”。
　　 正常说话也常被分析出阶级斗争新动向。当时，喊“毛主席万岁！”此起彼伏。有个小男孩，问他爷爷，毛主席是什么人？共产党是什么人？那位纯朴的老人说：“毛主席是人，是一位伟人，一位圣人；共产党不是‘人’，是一个有很多人的单位！”就为一句“共产党不是人”这句话，吃了不少苦头！
　　 “时事造英雄”。“红色恐怖”年代，造就了一批红色的“包打听”，造就了一批制造恐怖的“新人”，造就了一批响当当的“造反派”。这些人还活跃在今天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还津津乐道于“我是造反派”之中。我们有必要重新告诉世人，“文革”年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的大灾难年代，是祖国被玷污、被强暴的大倒退的年代，是１０年中国式的法西斯肆虐的年代。
　　
　　 参加黑龙江省第四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公社搞“清查”，深挖“三特一叛”的开始阶段，我正好奉命到哈尔滨参加黑龙江省第四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黑河地区有6个人，其中地区级四个人，一位领导干部，一位军代表，一位造反派的代表，一位红卫兵代表。县级一位代表，是爱辉县革委会副主任邵英杰，我是公社一级代表。
　　 省革委会办学习班源于毛主席最高指示“斗私批修”。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1967年10月５日作出《关于响应毛主席“斗私批修”的伟大号召，开办各种学习班，加强干部教育，把全省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决定》，其中有一条措施，就是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968年春节过后，开办第四期。这个学习班后来演变为中央肯定的“柳河‘五、七’干校”，是典型的“文革”产物，典型的极左产物。
　　
　　 我知识面比较窄。特别是到农村以后，囿于一角，几年间的视野几乎只在农村，不知道的事情很多。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其实就是砸乱了的省委党校的翻版。但办班形式已和党校学习不可同日而语。
　　 省委党校不负责公社级干部培训。我心中颇有寻思。这期学习恰好在武装部郑某人公开提出要报复之后，不容我不想。邵英杰却认为是组织安排，是培养、提高过程。我在学习期间，又向嫩江地区的同志寻问。他们也有公社级干部参加。我心中的疑团才算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