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次文学创作会聆听山师大周博士的课，周博士大讲了一通写作之辛苦，写篇文章得调出前人所写上百篇相关作品，就是这样还苦于找不到翔实、准确的第一手材料，光是阅读就要人命。听讲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的写作对搞文学没多少指导作用。写作靠的是灵性，周博士的这种写作方法大概只适用于搞学术研究，适用于做学问，搞文学创作还真不是那么回事。
　　 目下搞写作的学院派人士倾情历史散文、文化散文，大都沿袭余秋雨一路，以做学问的姿态去搞创作，即使不说不能称为原创，原创性差也是事实，和纯正的文学创作并非一路，不过来料加工而已。——先囤积素材、占有资料，一根羽毛、一堆鸡屎也不漏掉，然后过滤、加工、添加佐料贴上个人标签出售，不就是这样吗？
　　 山大的朗诵诗人高兰教授已经仙逝20多年了，生前曾反复告诫弟子：“做学问和搞创作不是一回事。做学问只要耐得住寂寞，甘心坐上十年冷板凳，大都能换个硕士、博士什么的，有那么点成绩；文学创作则不是一路，需要的是灵性。”
　　 宋代严羽认为孟浩然的诗好过韩愈，他在《沧浪诗话》的《诗辩》一章中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搞创作需要内在的创造力，而许多做学问的写作者如蒙天佑，怀着病态的兴趣、以一种——形同窃贼的方式干着素材源源不断的来料加工，似乎只要上了十字架就不能活着下来，真不知活他几辈子才能把嗅到的东西写完。
　　 跑到文学的前台指点江山，实际做的却是南辕北辙的事，文学界又有多少人买余大师文化散文的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