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浮财
　　
　　 解放了，共产党的工作队来了，乡人民政府成立了，丛林乡的几个地主恶霸被斗倒了，镇压了。
　　
　　 广大乡民兴高采烈地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丛林乡最大的地主秦克俊的大院里，这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乡民们分到了曾经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东西：厚实的衣服、印花的被子、带着黄金钩子的蚊帐，亮晶晶的梳头镜子……还有腊肉、肉松、咸鸭蛋……他们笑啊笑啊，笑得合不拢嘴，尽管在腊月的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但他们感到的是通体的温暖。这就是分浮财，谁不高兴呢？衣服要分，粮食要分，牛羊要分，房宅要分，土地也要分……洋碱（肥皂）要分，洋火（火柴）要分，地主的水烟枪也要分……要把地主老财家的所有东西分得精光，这可是开天辟地头一回的大好事呀。但是，经过近百年的战乱、匪患、灾荒和瘟疫，这个僻远的山乡早已穷困之极了。僧多粥少，地主家的财产也是有限的，很快就精光了。
　　
　　 尽管组织分浮财的工作队员绞尽脑汁，想要让每个赤贫的乡民都分到一点有用的东西，尴尬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当分到最后仅剩一双胶鞋的时候，还有两家人什么东西也没分到。为什么单把胶鞋剩下了呢？因为当时的乡民谁也没有穿过胶鞋，他们不知道那不软不硬的胶鞋，到底有没有草鞋和布鞋的作用，所以，他们宁愿选择其他的东西，比如一个咸鸭蛋，这个东西更实惠。
　　
　　 没有分到东西的两个人是李二牛和张阿狗，他们俩几乎是一个模样：蓬头垢面，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李二牛住在山顶上的一个窝棚里，窝棚里除了他那瞎眼的老婆外，还有一群如猪仔一样的儿女。张阿狗是个叫花子，他没有家。今天他们都来晚了。他们都打着赤脚，膝盖以下没有御寒的布片，乱草一样的肮脏的头发和胡须连在一起，几乎看不清他们的面目。在下午刺骨的寒风中，他们冻得牙齿咯咯地响。为了体现公平，工作队员把这双胶鞋给他们两人各分一只。当李二牛和张阿狗各拿着一只胶鞋的时候，都傻傻地站住了。这个问题让他们感到为难，这一只鞋到底对他们有什么用呢？最后，还是秦克俊家的长工——机灵的刘二给他们出了一个主意才解决了他们的难题。这双胶鞋归张阿狗，因为他是单身汉，正好可以独自享受；李二牛家人多，这双鞋对他家没有多大的作用。但是，张阿狗必须在明年补偿李二牛三斗包米，因为李二牛家人多，吃饭是大问题，张阿狗现在分了地，开春就可以种包谷了。
　　
　　 于是，张阿狗立即穿上胶鞋，脚提得老高，踏出啪啪的响声，异常兴奋地走了，因为穿在他脚上的，是丛林乡当时唯一的一双胶鞋啊，大地主秦克俊也不曾敢奢侈地享受过。李二牛当然也很高兴，三斗包米对他那一窝子人来说，是多大的奢望啊！
　　
　　 这个故事曾经真实地在丛林乡发生过，我们不能以现在的富有，去嘲笑过去的贫穷，因为那是历史，我们只有了解真实的历史，才能更好的珍惜现在，努力去开创美好的未来。
　　
　　 学校
　　
　　 有人说，解放前，丛林乡没有公立学校，那是不对的。
　　
　　 实际上，解放前，丛林乡除了几个私塾外，还是有公立学校的。学校设在乡公所旁边的大庙里，大约是1939年创办的。因为当时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涪陵又处于重庆的腹地，为了培养抗战人才，县政府拨款在各乡镇创办了学校。现年80多岁的黄明才，他说，大约从1940年起，他曾在那里读过几年国民小学，学校的规模很小，全校大概只有五六十个学生。当时，丛林乡95%以上的孩子上不起学。学校大约在1948年由于国民政府忙于内战，财政吃紧而停办了。解放后，黄明才曾当过丛林乡的乡长，因为他有点文化，家庭成分又是贫农。
　　
　　 1951年的春天，共产党领导的丛林乡人民政府开办的学校开学了，乡政府宣布，凡是想读书的孩子都可以去上学，学费不贵，每学期差不多就是半只老母鸡的价钱。
　　
　　 校舍就是原来大地主秦克俊的四合大院，厢房作教室，正房作老师的办公室和寝室，高大宽敞的厅堂正好用作学生的礼堂。
　　
　　 这栋古老的宅子非常豪华。过道、街沿都是用磨得发亮的条石铺成，每根柱头下面的石墩上雕刻着乌龟、鲤鱼、莲花等逼真的图案，房梁上描满精美的龙凤彩绘。围墙高大，院门宏伟，门框用巨大的石块雕琢而成，两扇大门是用三寸多厚的柏木板做的，非常坚实。据说，当年土匪几次攻打都无可奈何。以前，这是一座让穷人望而生畏的高宅大院，现在却成了穷人的孩子读书戏耍的学校，这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呀！
　　
　　 学校的四间教室里坐满了大大小小的穷孩子，大的有十五六岁，小的有六七岁的，穿得破破烂烂的，个个面黄肌瘦，但是，脸上都挂满了笑容。老师共有四个，包括校长在内。校长是县里派来的师范毕业生，二十岁左右，穿着有四个兜的灰色衣服，头发梳得像一片瓦，显得很有精神。另外三个老师是本乡以前的私塾老师，还穿着长衫，手里捏着又长又大的竹烟筒。在给每个学生发了两本书后，教室里响起了悠扬的歌唱一般的读书声：“工人……工人……农民……农民，工人……做工，农民……种地……”
　　
　　 院坝里两颗高大的桂花树散发出阵阵袭人的香气。下课后，孩子们围在树下快乐地嬉戏。这里曾是老财主秦克俊看书、赏月、休闲的地方呀！
　　
　　 放学后，乡间小路上飘荡着小学生们稚嫩的歌声：“我们的生活多么幸福，我们的生活多么快乐……家家的孩子都去上学……”这歌声堪比天籁之音啊！
　　
　　 到了60年代，丛林乡孩子越来越多了，一个学校容不下，各个村的村校就应运而生了。于是，这个地主老宅院变成了乡中心校，增设了初中班。现在的丛林小学、丛林中学就是从那里发展起来的。
　　
　　 灾荒年
　　
　　 现在五十岁以上的人是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他们常常对现在那些挑食好吃的年轻人说：“如果再来一个灾荒年，首先饿死的就是你们这些人！”在他们看来，那段岁月是刻骨铭心的苦痛，是永远挥之不去的梦魇；而在年轻人看来，那是天方夜谭，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了。
　　
　　 那是一个充满狂想和荒唐的岁月。各级政府官员都昧着良心说假话：说粮食多得不得了，三年不生产也吃不完。当时中国的工业比较落后，工业的脊梁骨是钢铁。只要钢产量上去了，工业也就发展起来了。于是全国总动员，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丛林乡也是不能幸免的。大炼钢铁是首要的政治任务，不论是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谁有不同的意见，谁就要倒霉。于是，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了，庄稼不种或少种了，炼铁的土高炉筑起来了，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把劣质铁矿石背运回来了。炼铁需要煤，当地没有煤，怎么办？为了让高炉冒烟，为了让上级领导看到热火朝天的大炼钢铁的场面，一棵棵数人才能合抱的参天古木倒下了，一座座青山变成了秃岭。人民公社的大食堂成立了，上百人集中在一起就餐，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很多人家的房屋拆来炼铁了，一个个的家庭拆散了，被分配到各个地方去炼铁，连小学生也不例外。然而，科学的真理无情地嘲笑了这些愚妄的人们，这种想当然的蛮干，当然是炼不出铁的。为了向上级交差，基层干部发挥了聪明才智，发动群众把凡是带铁的东西都捐出来。人民是很纯洁的：犁铧铁捐了，铁门扣也捐了，刀斧捐了，连菜刀也不留（因为都吃食堂，用不着了）。积少成多，堆在一起，用柴火来炼。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炼出了一砣砣狗屎一样的钢铁。然后，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地向上级报喜。本来只炼出了二三百斤“狗屎铁”，大队给公社报告说有五百斤，公社报到县里就变成了一千斤，县里报到省里，省里报到中央，不知道翻了多少倍了。但是，没有人说这是假的。
　　
　　 时间不到一年，钢铁没有炼出来，粮食也没有了。很多时候，一个壮劳力一顿才能吃到两三个红苕，饿得连走路的力气也没有。老人和孩子连红苕也吃不上，集体食堂已经断粮了。还好，乡下还有野菜，还有老鼠青蛙癞蛤蟆，还有蚂蚁鱼虾和虫子，这些都是可以进口的东西。还好，上级政府允许地里种点庄稼了，但不许私自生火做饭吃，还是要把东西弄到集体食堂里煮来大家吃。谁要是偷煮一点东西吃，就被视为对人民公社的蔑视，对集体食堂的破坏。谁偷吃东西被逮着了，就要挨批斗。这种批斗实际上就是酷刑：跪在柴块上或者吊在房梁上，然后狠狠地打，打得死去活来，还不给饭吃。这种人，十个有九个是活不了的。打人的执法者，基本上就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村社干部）。他们打人无须任何人授权，打死了人也无须负任何责任。尽管用如此残酷的方法来维护集体食堂，但集体食堂仍然不能正常地开伙，很多人得了浮肿病，老弱病残者都饿死了。为了活命，凡是还能走得动的人，都要想办法偷东西吃，包括干部在内。但绝对不能让人发现，发现了就只有死路一条。白天不能生火，就在晚上偷煮；晚上煮不了，就吃生的。那段时间，人人都在做“贼”，人人又都在捉“贼”。
　　
　　 那年，自然灾害也降临了。人们抢种的用来救命的苞谷竟然不长苞米，在饥饿中挣扎的人们陷入了绝境。一个红苕，一碗野菜，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很多的人失去了人性，有的做父母的不管儿女，有的做儿女的不要父母，夫妻各自逃生，兄弟反目成仇。人世间最悲掺的一幕再次发生了：有的人在树皮草根都吃尽后，开始吃“观音土”。之后，在路边，地头，随处都可以看见倒毙的人，活着的人连埋死人的力气也没有。不少的地方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最令人发指的是，有的母亲吃掉了死去的儿女。
　　
　　 到1961年，三年的灾荒才结束。把人们从死亡线上解救出来的，是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出的政策，把集体的土地分一部分给农民耕种，以家庭为单位生活。据后来初步统计，当时的四川省有六千万人口，灾年中死掉了一千万。其实，这个数字是比较保守的，因为很多地方几乎死掉了三分之一。中央在总结灾害发生的原因时，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做了检讨，说他本人犯了错误，中央也犯了错误，说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老百姓说，三分是天灾，七分是人祸。为什么发生这惨绝人寰的三年灾荒，能不能避免，给后人留下什么启示，这是需要历史学家认真研究的问题。
　　
　　 公路和汽车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好山好水好地方，条条大路都宽敞”。这是电影《上甘岭》的插曲《我的祖国》中的歌词，那个女卫生员甜美的歌声，给新中国亿万观众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从歌词中我们看到，当时的中国人民至少有两个梦想：“稻花香”，就是想吃饱饭；“大路都宽敞”，就是想坐汽车。
　　
　　 解放前，涪陵的老百姓基本上是没有见过汽车的，因为当时的川湘公路不经过涪陵城。解放后，才修通了涪陵到南川的公路，涪陵地委书记、专员、县委书记及县长才坐上了汽车。
　　
　　 到了六十年代，解放十多年了，丛林乡还没有公路和汽车。丛林乡的人到涪陵，全靠两条腿走，常常需要五六个小时。丛林乡人民所需的盐巴、煤油、布匹等生活日用品，都是靠人力、畜力，肩挑背扛，这是很辛苦麻烦的事情。修一条通到丛林的公路，就成了丛林乡人民的心愿。
　　
　　 早在1958年，丛林乡人民政府就开始动工修路了，后来由于三年“灾荒”，就停修了。灾年过后，人们开始吃饱饭了，修路的事情又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次，丛林乡人民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男女老少齐上阵，每个生产队各修一段。那时没有重型机械，连炸药也不多，全乡几千男女社员凭一腔热血和冲天的干劲，修通了涪陵到丛林的五十几里公路，铺路的石子，全是老百姓用手锤叮叮当当敲出来的。当一辆解放牌卡车开到丛林乡的时候，四乡八岭的男女老少远远地赶来，如同看稀奇把戏一般，把汽车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简直密不透风了。有个老太太好不容易挤了半天才靠近了车身，她伸手摸了摸亮晶晶的车灯说：“我的幺儿呢，这大老远的路，你是怎么爬进来的哟！”接着，她又说：“你吃饭没有，饿不饿啊？”当时全场轰地笑开了，这个笑话在丛林乡流传了几十年。此后，这条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满是泥浆的土石公路，就成了丛林乡通向县城的主要通道。
　　
　　 时光飞逝，快五十年过去了。今天，丛林乡到涪陵有了一条宽阔的柏油马路，大小车辆穿梭如织，乡里到县城的班车，几十分钟就有一班，全天候来回奔跑，一个小时就到了涪陵，如果是私家车，半个多小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