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老家，我总是不由自主想到它背靠的山寨。
　　 大别山区自古多山寨，鼎盛时期有大小三百多座，分据崇山峻岭中的各座山头，仅罗田就有四五十座，根据清人罗田方志学家王葆心的《蕲黄四十八砦纪事》，其中负盛名者也有二十多座。一般说来，那些寨子形势险要，易守难攻，相互呼应，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又各自独立的军事体系。借助那些寨子，古时罗田人在乱世中寻求一处安身立命之所。但是随着时移世易，多数寨子都已经頽毁于荒烟衰草之中了。
　　 我老家就在一个小寨所据的山脚下。那山，西北侧凭着一条大河，这是巴河的上游，木筏可以继续上溯；东南侧俯瞰峡谷，谷底是一片狭长的肥沃农田，山寨扼守着山谷的上端凹口。以前山林茂密，山下行人不易看出山寨的身形，只到隆冬时节，大雪才会暴露出山寨的大致轮廓。小时候上山捡柴、扯猪菜、玩耍，曾到过这个寨子。寨子依着山势，圈起一大片低平的区域，围拥着一个村落，松林、茅草和藤蔓掩盖着一小段寨墙和坍塌的山石，其余部分则几乎都被山民拆去做了屋舍和田岸，但还依稀可以看出当年的规模和气势。寨子至今还交通不便，但山民的生活基本可以自足，民风淳朴，也不乏慷慨之气。小时候夏夜消暑，老人们还对山寨过去的奇人逸事津津乐道，故事多半充满悲剧色彩。
　　 有人说“穷山恶水出刁民”，这当然是污蔑之词，面对强权和侵略，谁都不会坐以待毙。罗田虽地处偏僻，但开发较早，在春秋时期即有鸠兹古国。到宋元时期，蒙古铁骑南下，罗田人曾据天堂寨以拒，文天祥遣部下与之联络，后抗元失败，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每至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之时，罗田人都曾揭竿而起，元末徐寿辉就是其中翘楚，他曾建立政权，后为陈友谅谋杀；明末高迎祥、罗汝才、张献忠所部均先后杀入罗田，遭罗田人浴血抵抗；至清军南下、南明小朝廷发生内乱时蕲黄山寨更为火热，以致三百余寨并起，后王鼎治寨，李莽岩、仙女岩、鼓羊寨、富猪河诸寨都留下了不朽的传奇；清乾隆年间，马朝柱在天堂寨顶再举大旗，声势浩大，但不久亦遭镇压；黄麻起义，罗田的山川和人民更是义军倚重的屏障和力量，罗田到处留下了红军转战的足迹。即使在和平时代，社会的短暂稳定，也常常因外来农民起义之师的冲击和官府与豪强的欺压而遭到破坏，罗田人民的抗争也一直未曾间断，可以说，罗田也是“山头变幻大王旗”。
　　 我有个先祖，曾做过翰林和张之洞的幕僚，另一个则是清朝的武举，因“杀长毛”而获得过不算小的军功，每年上坟，父亲和叔伯均要向我重提这些先祖的“功绩”，勉励我们上进。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徐姓的同学常向我讲述徐寿辉的故事，他告诉我他就是徐氏后裔，他的家族至今还守护着徐寿辉的墓葬，言语之间，充满自豪。那时，我曾对此迷惑不解，因为从历史课上，我知道了徐寿辉是农民起义的领袖，而所谓“长毛”，实际上也是溃败流窜的农民起义军，那么究竟是我先祖还是徐氏那样的先祖更值得称道呢？孟子曰：“春秋无义战！”那么，中国历史上又何曾有过“义战”呢？
　　 翻阅县志，登临胜迹，抚今追昔，总能引起无限感慨。罗田是大别山最深处的一个小县，论说它应该是世外桃源，然而，似乎任何社会的变动都不曾放过它，那些保留至今的古地名就是明证。不仅是罗田，战乱与纷争何尝不是整个中国历史的主线？民生多艰，大好河山，莫不是争斗之场。俗话说：“打天下，坐江山。”无论怎样肥沃与贫瘠的土地，都是滋养野心家的乐园。天下，是公有的，而在中国人看来，公，实际意味着的是“无主”，谁的拳头更硬和心肠更黑，谁就可以占有它。中国的所谓“稳定”，向来都是一方的力量压倒另一方形成的绝对优势，而不曾有过什么“和谐”，每一次的“站起”，都是向新的强盗匍匐的开端。山寨寇盗，不过是尚在山野的朝廷，待“平定天下”，人民也不过换个对象膜拜，接受新的压榨和践踏罢了。义，公正合理之谓也。若说抗击强权、抵御侵略为行义，那么此后呢？如果只是把一帮人的威压、盘剥、践踏换成另一帮，那么这样的“起义”究竟有何意义，人民从中获得了什么？只不过让鞭子和牢笼的更替伴随生命的轮回罢了。冷兵器时代，山寨是人民最后的一道防线，但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它当然只能成为抄袭仿制的代名词。山寨的颓芜，固然不必可惜，但连这最后的依凭都已经自动丧失，人民又到哪里去寻求他们的正义呢？可能也有人说答案是现成的：民主和法治，但实体山寨的围墙好除，意识形态的山寨尚固若金汤，更不用说人人心底的寨主情结了。
　　 往事悠悠，草莽沉深，虎步狼行，依然在享受他们的盛宴，山寨之中，还几乎没有生长民主和法治的土壤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