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随着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我怀着一颗好奇之心，从高原古城坐上了通往上海的列车，再由上海乘上了到达宁波港的客轮，准备寻找外面的世界。随后，也涌入了浩浩荡荡的打工族的行列里，开始了遥无期限的打工生涯。
　　
　　 一
　　 十月的青藏高原，已提前进入了冬季。我穿了件自编的枣红色的毛线衣，外加一件浅蓝色的风衣，还有一双当时正流行的背靠背的白色旅游鞋，提着行李包，在亲人的护送下，来到了冷冷清清的西宁火车站。当时的站台，四通八达，到处都可以通入。清晰地记得，家里的亲人，哥哥姐姐们都站在长长的站台上，目送着我的离去。还没有听见汽笛“呜——”的一声长鸣，就听见火车“咕咚”一声，车上的人猛地来回晃动了一下，然后火车慢慢地启程了。亲人们在车下向我挥着手，我在车上也向他们挥手说再见。竟然没想到，这一挥手，从此就真的与这座城市道拜拜了。说来也奇怪，在这离别的车站里，我没有泪流，也没有悲伤，反而满怀信心地踏上了远走的路程。也许，在冥冥之中，就是上天的安排，命中的注定。远方的路，再等着我。
　　
　　 火车载着不知几节车厢的人，先开始慢慢地带点依依不舍的情感离开了西宁火车站。后来就像发了疯似的拼命往前跑，它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管我是否能够看得清窗外的景物，只顾自己头也不回地向前呼啸着。我努力睁大不够圆的眼，盯着窗外飞逝的黄土地。地上除了没有穿衣裳的树木，倔强地站在风中之外，就是黄凄凄的黄土高坡，我的心随之跟着苍凉了起来。这就是高原冬天的狂野吗？四周一片荒凉，看不到一丝的绿意。那夏日里的庄稼地，此刻早已翻转成了一行一行的泥巴地。地中还有一个小小孩，看见远道而来的列车，他捡起地上的土壳拉，使出吃奶的劲不顾一切地就往车上抛来。阿弥陀佛！土壳拉咚地一声砸到了车窗玻璃的边缘处。还算幸运，我就坐在车窗边，安然无恙。这是谁家的小屁孩，如此调皮捣蛋地跑到离家这么远的地方来撒野？
　　
　　 奔驰的列车，只是受到了一点点的小惊吓。列车里的我，受到的惊吓可不小。刚一出门，就差点身负轻伤，感觉出门不利。有点迷信思想的我，开始小心翼翼地做着每一件事情：上厕所小心，谨慎我那不值钱的包被偷去；倒开水小心，担心列车摇晃把开水烫到了别人；走道里走路小心，担心列车紧急刹车会把我摔个大筋斗；这不，我从卧铺上站起身，准备坐在对面的坐凳上。由于太过度小心，那弹起的弹簧凳被我搬了下来，我一松手，速度太慢还没等我坐到凳子上去，那搬下来的凳子又弹了回去，我差点坐了个空。还好，双手不由自主地抓住了对面的茶几上。呵呵，一场虚惊又从高度紧张的神经中擦肩而过了。我重新把紧贴在车边的弹簧凳搬开来，终于坐在了小凳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前方的景物。在朦胧的夜色中，迎来了西北的黄河城——兰州。在兰州停留了10分钟之后，列车继续向前狂奔。随后，我躺在上铺，列车摇摇晃晃把我摇晃进入了梦乡。从夜里到天明，火车先后穿行了陕西省、河南省、安徽省、江苏省，最后到达上海市。我离家越来越远了，思念的线绳从此拉的越来越长。
　　
　　 二
　　 下了火车，初到上海的感觉真晕。走出车站，高耸的高楼大厦，仰脖而望。过了一个十字路口，更加分辨不清东南西北，好在有位眼镜大哥和他的儿子来车站接我。坐上了出租车，我是迷迷糊糊地就来到了上海的码头，不知道叫什么码头。眼镜大哥告诉我说，今晚在轮船上睡到天亮就能到达宁波。上船的那一刻，我看到海水一个大波浪接一个大波浪地向前翻滚着。我有点害怕，有点担心，我不会游泳。走进船舱里，听见机器马达的轰鸣声，似乎又忘记了所有。上了两次台阶，又拐了两次弯，就来到了像集体宿舍一样的房间，一共四张床，两边各两张，中间有一点空隙处。大哥说，没有好的房间了，只能凑合着住一晚。简单的晚餐之后，便洗洗睡了。躺在窄窄的床铺上，客轮不停地左右摇晃着，我仿佛躺在了摇篮之中。就在此时，内心的一首思乡之曲在心底开始慢慢生根发芽。
　　
　　 天，不知道怎么就悄悄地亮了，屋外的人开始频频走动起来。我被他们的脚步声，从乱七八糟的睡梦中吵醒，大哥说快到宁波港了。还没等我来得及整理床铺，高高大大、白白净净的服务生已经走了进来：“你放下好了，我来整理。”原来，他们的态度一样的和蔼可亲。
　　 提着行李包，走出船舱，下了船，一股潮乎乎带着海腥的味道包围了我，不知是否是自己神经过敏。宁波，我就这样来了吗？我从青藏高原而来，我风尘仆仆地赶来。我带着十二分的热情和百分之百的信心向你奔来。你，是否能够敞开怀抱把我欢迎？宁波，一座开放的城市，一座经济发达的城市，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在这里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绿洲？或是有一席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我，真的来了，孑然一身的向你走来。
　　
　　 我仔细地认真回忆，我想起，我是通过一位派出所的工作人员，把我介绍到了一家私企的打火机厂开始了组装打火机的工作。初到工厂，确切地说，是一家小型作坊。一幢三层楼，从一楼到三楼，没有几间是车间。当时组装打火机的配件几乎都是从外厂加工而来，然后由十几名男女工把这些配件一个个组装成一只只能打着的、冒着红红的火焰的打火机。我，就是其中的一位打工妹里的打工姐。
　　 “你叫什么名字？” 报名领产品的那一天，一个发配件的女孩问我。
　　 “吴玲。”我答。
　　 “你是哪里人？”
　　 “青海。”
　　 “青海是哪里？”
　　 “青海就是在中国的大西北。”
　　 “啊！那么远的你也来了。我们这里都是安徽、河南、江西还有四川的，就是没有青海的。”
　　 女孩一个劲地好奇地问着我，就像我也好奇她们一样。
　　 “我要坐在哪里装产品？”我抱着一个长方形的铁皮盘，铁皮盘里放着两排共8个小正方形的小塑料盘，每一个塑料盘里又一个萝卜一个坑地插满了50只透明的打火机的外壳，里面的液体清晰可见。我不懂得那里面的液体是由什么化学成分组成的，只是知道它进过加压后，由气体变成了液体。但它易燃、易爆，这点我清楚地知道。
　　 “你等一下！还有配件。”女孩拿了一个小塑料盆，盆里装满了其它金属配件。有散个的，也有袋包装的。
　　 “怎么这么多的配件？”我吃惊地问。
　　 “是的。我慢慢的教你怎么装。”说话之间，女孩把装满了配件的小塑料盆又放在了一盘盘的打火机外壳上。
　　 当我抱着有点分量的所有配件时，这位女孩把我带进了装配车间——一间像教室一样大的房间，里面整齐地摆放着一些桌凳，有的座位上空出了一个位置，估计是没有人坐。
　　 “云霞，这里有谁坐？”女孩问一张空着的座位旁的一位年轻女孩道。
　　 “没人坐。”
　　 “那你就坐这吧！”女孩对我说。
　　 我把抱着的一大盘配件放在了桌子上，旁边的云霞姑娘帮我把抽屉拉开，然后把小塑料盆的打火机风罩哗啦一下就全部倒进了抽屉里。
　　 “阿三，给她发一套工具，这里面没有工具。”
　　 我这才知道，漂亮的女孩叫个男孩的名字。
　　 随后，云霞姑娘帮我把配件按照先后顺序一一摆放在了桌子上，阿三女孩也把工具拿了过来。
　　 “云霞，你真好！你在教她啊。”阿三看见云霞在教我怎么组装，然后对云霞前面的一位女子说：
　　 “春姐，你们以后多教教她。”
　　 “好的！”春姐转过身来，看着我笑了笑。
　　 我看着云霞姑娘的右手，像只小鸡啄米一样，一啄一准，不停地把放在桌子上的配件往左手拿住的机壳上装。最后装好后，啪，啪，啪三声响，火焰亮了灭，亮--灭，亮--灭，一打一亮，连续三下，算是合格过关。当然，还有火焰的高度和调火圈的位置都是有要求规定的。
　　 “云霞，谢谢你教我!”我看她装了七、八只后，示意自己来学着装。
　　
　　 三
　　 没想到看似一个小小的打火机，其实里面的名堂也挺复杂。除了有那么多的配件之外，主要的是那里面还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金量。计件的工资，使得人们的手像机器一样，一刻都不停地装。装出来的产品还要写上各自的名字交去检验，返回来的次品要重新组装合格后才能给予计算工钱。有的火机怎么装也打不着，最后无奈，大家就告诉我了一个不能让老板看见的方法：拿着镊子把火机底部加气的部位向内一顶，伴随着嗤的一声，一股冰冷的气流夹杂着水份一起喷在了手背上。那一刻，除了肉体的不适外，心跳也在加速，胆战心惊的滋味不好受。这样不是办法的办法，若是被领导发现了，或是被谁悄悄地告了密，那就吃不了要兜着走了。也不知道此招是哪个大胆的聪明鬼发明的。
　　 经过了两个多月的紧张工作，我从不会到会，从慢到快。一双手，从细皮嫩肉，变成了发酵的面包，又痛又肿。然后又变成了死面饼，又硬又厚。最后彻底成了树枝干，手指头成了干柴棍，手掌磨成了一堆老茧。看着年轻的女孩们神采奕奕的样子，似乎都很轻松快活。那小男孩们更是欢欣鼓舞，一起唱起了《情哥哥去南方》：“火车哟/汽笛响/小妹妹送情哥去南方呀/南方的世界多繁华/南方的高楼霓虹亮......”这一刻，我突然感到好像不是在上班，若不是手里的活，我仿佛回到了校园里，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听着男同学们在唱歌，歌声动人，尽管五音不全。
　　 “红梅，你是情妹妹！阿君你是情哥哥。”歌声停止时，有个小男孩喊了出来。
　　 “你这个长嘴舌，胡说八道！” 红梅提起屁股下的方凳就朝着小男孩追去。
　　 顷刻间，不大的车间成了活动室，二人玩起了老鹰捉小鸡，东跑西躲。那桌上的产品有的被他们稀里哗啦的撞到了地， 有的桌子被他们挪了位。
　　 “别闹了！别闹了！”有女孩在叫。
　　 这时，门被推开了。
　　 “你们这是干什么？想造反了是不是？还想不想做了？”老板个头不高，声音响亮。
　　 “阿春，你为什么不管一下？”老板训斥春姐。
　　 老板慢慢转动着他那不胖不瘦的身体，目光落在了我的脸上。我开始紧张害怕，其实我什么也没做。几秒钟过后，只见他90度的转身，走了出去。
　　 此时，打火机清脆的声音在屋中久久不断。
　　
　　 四
　　 临近春节，外出打工的人们陆续返乡回家过年，厂里的生意恰恰忙的每日加班加点。这时，有人坐不住了，纷纷去找老板请假回家。结果，去一个失望的回来一个。去两个，垂头丧气回来两个。
　　 “玲姐，我们明天全部都不要来上班了，集体罢工。”云霞神神秘秘地对我小声说。
　　 我瞪大了双眼，看着她，无语。
　　 “我们大家都商量好了，谁也不要来上班，看老板放不放假？”
　　 我不敢相信是真的，但愿也不是真的。因为我胆小怕事。
　　 “吴玲，明天我们都不要来上班。”春姐转身爬在了桌子上，伸出像鸭子一样长的脖子特意告诉我。
　　 “老板以后不要我们上班了怎么办？”我胆怯道。
　　 “全车间的人都不要的话，看谁来给他装产品。”
　　 我想想这话也有道理。
　　 第二天，我躺在床上望窗外，一片朦胧景象。不知是天还未亮，还是外面的路灯照射进来的光，我难以分辨。此刻，我的内心已把自己分成了两路人：一路人要去上班，管他们罢不罢工，都与自己无关，反正自己也不回家过年。第二路人，决定和他们站在一条战线上，都是外出打工的人，心要往一处想，力要往一处使，都是出门在外的难兄难弟。好像还有点江湖义气的味道。 在这要拿定主意的紧要关头，两颗复杂的心，激烈地在斗争着。
　　 “玲姐！玲姐！”外面有人在叫我，好像是云霞的声音。
　　 我爬起来掀起窗帘的一角一看，果真是她。旁边还有春姐和她们的老乡。看样是真的要罢工了，不是来商量对策的吧？我担心起来。
　　 “吴玲！吴玲！”春姐等不住了，在喊。
　　 “来了！来了！”我披头散发跑出去开门。
　　 “玲姐，我们去照相馆拍照。”我刚一开门，云霞道。
　　 “你们真的不去上班了？”我问。
　　 “是不去上班了。”
　　 “快点收拾，我们去玩。”春姐说。
　　 我一阵梳妆打扮，也给她们一一化了化妆。之后，大家一起逍遥厂外。
　　 第三天，我在家里老老实实地呆了一天。没有人来找我，我也没去找任何人。只是心里有点忐忑不安。
　　 第四天一大早，我跑到厂里偷看情况。还没走到工厂，半路就碰到了当过民办教师的李红。
　　 “你这几天是咋整的？也没来上班？”李红奇怪地问。
　　 “她们不是说都先不要来上班的嘛。”
　　 “咦——！你咋听她们小孩子瞎白活？俺们不和她们瞎闹。俺们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打工上班挣钱。”
　　 “那你这几天有没有来上班？”
　　 “来的，俺们天天都来的。”
　　 “还有其他人也来上班了？”
　　 “咦——！你看你，咋就不知道呢。老板说了，不来上班的每人罚款50元，来上班的每人奖励50元。”
　　 我一听，这下亏吃大了，骑着两轮车立马往厂里赶。
　　
　　 五
　　 春节的前夕，云霞和春姐以及她们的老乡们，都一一结了工资回了家。没有回家过年的我们，厂里发了一箱苹果和橘子让大家欢欢喜喜过大年。同时，在过年期间上班的员工，每人每天另外补助10元钱，鼓励大家积极投入生产。
　　 开春以后，老板家新的厂房正式投产启用了。宽大的厂区，干净整洁，只是少了点绿化。过完年的人们，又大批小批地纷纷涌向这里，此地又仿佛变成了淘金的沙场。注塑车间、加气车间、割簧车间、不同的装配车间、检验室、成品库、半成品库等等，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员工们的面貌焕然一新，崭新的工作服，左胸前印着工厂的名字。
　　 “吴玲！你的电话。”我正在厂外门口吃着早点，门卫室的保安叫住了我。
　　 我手里提着小笼包，急忙跑了过去。
　　 “喂！你好！”
　　 “玲姐，是我。云霞。”
　　 我一听是云霞的声音，有点激动。
　　 “你现在哪里啊？怎么还没来上班？”
　　 “我现在还在家里，前几天刚结婚。再过几天，我和我老公一起去广州看看。”
　　 听到她结婚的消息，我也很高兴。
　　 “那春姐呢？”我问。
　　 “春姐在家开了一个小商铺，卖烟酒和日用百货，不出来打工了。她这几年积攒了点钱......”
　　 听到这里，得知她们都还很好。外出务工，也给她们带来了经济效益。而务工人员大量的涌入，也给沿海地区的经济建设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工厂最初从一间间小型作坊开始，发展到现在的一家小型企业。这里面离不开打工者的足迹，也有他们辛勤的汗水。正是这样千千万万个打工人的身影，布满在沿海的各个城乡角落，使得这里的经济突飞猛进地发展。而改革开放的政策，又使得成千上万的人，向发达地区进军。相辅相成的效应，可喜可贺!
　　 我带着喜悦的心情，不知不觉地上了二楼东面的装配车间，此时的车间宽大明亮，打火机的声音清脆悦耳，多么动听的音符，像是在合奏一曲春天的歌。那跳动的火焰，是理想之光，是希望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