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作家王跃文的《今夕何夕》，“精神会餐”这个久已睽违的词忽又跃入眼帘，读后撩起了我一片联想。兹摘录王文如下：
　　 最近机关里流传了一句顺口溜：讲真话领导不高兴，讲假话群众不高兴，讲痞话大家都高兴。这话不说完全正确，也是相对真理。且不论真话假话如何，机关里的痞话空前多了起来。办公室精神会餐，最受欢迎的食物往往是那些粗俗的痞话。奈何？
　　 “精神会餐”是一个在《辞海》里查不到的词，如增订版的《辞海》上就只有“精神文明”，而没有“精神会餐”这个词条。这里的“精神会餐”意指扯谈，一种不但游变着话题的闲聊。反映了上个世纪某些政府机关中“僧多庙小”十羊九牧，人浮于事，用讲痞话来打发日子的作风。
　　 在我的记忆中，“精神会餐”这个词滥觞于六十年代初那一段严重的饥荒日子。看到王文中的“精神会餐”我一下便想到了我读大学时的一段生活。
　　 那是在六十年代初那一段被人们称作“苦日子”的时间，我正在省城上大学。当时我们的口粮已由原来的三十五斤锐减到二十四斤，每月食油一两多，市场上没有猪肉，连菜蔬也买不到。那些耐不住饥饿的人常为食欲所迫，不得不到校园附近的农田里寻觅食物，田野的菜地里遗落的菜头，也成了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份幸运礼品。那年冬天，每个星期天，在左家垅到荣湾镇一带，都可以看到一些学生和老师尽力把脖子缩在大衣领内的围巾里，提着瓶子在瑟瑟的寒风中默默地排队买酱油。省城笼罩着一片饥饿。饮食店只有一种清澈见底的掺了糖精和酒糟的汤水出售。当时的城市是一个什么模样，我的一位同学曾写过一首诗《Thecity》（城市）：
　　 电影院前蠕动着一条长龙
　　 饮食店里挤得满满密密
　　 “糖精甜酒糟汤稀
　　 三碗两毛尽量吃”
　　 到处插着同样的木牌“小心扒手”
　　 牌子旁又贴着“学习雷锋”的标语
　　 （后来该诗被认定是恶毒攻击我国的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将作者打成“反动学生”在常德国营西洞庭农场劳教两年。）
　　 当时城市里的人群犹如蚕房中挤密压密的饥蚕，只有少得可怜的几片桑叶维持着生命。水肿病流行，洗脚的时候只要在小腿胫骨上用手指按一下，如果留下了一个不能消失的指凹，那便是营养性水肿无疑。
　　 有一天晚上就寝时，我们几个同学蜷缩在被子里，不知是那一位同学突然说了句“我们来一次精神会餐好么？”这时便马上有人接了话茬，这人讲了他一年前在长沙饭店吃杂烩的情景，把那一盆子汇荤素之精华的大菜说得天花乱坠，让人身临其境，清晰得使人觉得那至美的口味已然降临舌尖，引发得大家口水四溢。对于美食，人们向来就有一种叫做“心理仓儲”的效应，在饥饿的时刻，只要人们一谈起吃，便会有一种信息出来与之对接，让人们在话聊中得到一种满足。因此，接着便有第三个，第四个发言，发言的时候“美吃”这个主题像磁石一样牢牢吸引着大家。那晚我就在这个热烈的诱人的“精神会餐”气氛中进入了沉沉的梦乡……我回到了故乡，母亲给我烧了一钵红烧肉，我津津有味地吃着，后来口舌便渐渐地酸起来，当我依依不舍地放下碗筷时，我发觉我只不过做了一场甜香的美食梦，我仍睡在岳麓山脚下湖南大学那个寒冷的筒子楼里，头下的枕头竟有一半被梦中流出的口水浸渍得湿津津的。这时口更酸了，肚子更饿了，我无法入眠，回味着久违却又刚在梦中复现的美味，听着湘江对岸打米厂传来的机器突突声……那声音如此沉重！让我想起了一个叫做彭德怀的老人，顿生感慨:“米”呵！人以汝为天，但没有想到你竟是是一个血迹斑斑的十字架。那些讲真话的人，那些为民鼓与呼的人却如耶稣一般被牢牢地钉在十字架上面。
　　 随着苦日子的严重发展，这种“精神会餐”后来便自发地蔓延到了所有的宿舍。它与饥饿成了恶性循环。最后精神会餐便被党委严令禁止。1965年开展“社教运动”时，那些“精神会餐”的积极分子大都成了“低级趣味”或“不满现实”的人而受到了批判。——因而在我最初的印象中“精神会餐”仅是人们在饥渴的环境中对美食的一种畅想，有点类似“画饼充饥”这个成语。后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这个词便从人们的口头上淡去。
　　 精神会餐这个词在“文革”中却又悄悄地复活过。文革中江青一伙为了便于统治人民，他们不想让人民接受人类的先进文化，不想让人民思考，更不愿意让人民表达，于是他们便千方百计地封杀那些体现着知识分子良知、智慧和人格的书籍，那些体现着人类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人道、博爱、宪政等终极价值和终极关怀的书籍,限令人民只能看一部选集和八个样板戏。但是那些优秀的文化书籍却仍然暗暗地流传着。有一次我们几个朋友偶然得到一部被传阅得破旧了的《约翰·克利斯多夫》，一连好几天大家如饥似渴地在煤油灯下激动与兴奋地读着。那本书虽然页面陈旧、破损，但它的每一处破损都被读者小心翼翼地粘贴，一个字一个字似乎都经过了过滤，没有一丝污秽，字字逸世而独立，洁净挺拔。克里斯多夫灵魂自我叩问的形象深深地感动着我们。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于荧荧的烛光摇影之下，我们常常和作家一道沉浸在孤独、自省、为情所扰、所困的茫茫隐痛之中，体味着那种对人性对心灵的终极关怀，让我们为祖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与未来的命运而忧思，有时夜不能寐，竟披衣起立，绕室彷徨。这本书在当时绝对是一本禁书。克利斯多夫那种“不是为了成功而是为了信仰”的精神，给了当时我们在苦闷中的一群青年以极大的精神鼓舞和力量。事后一位同学写信给我说，读这些书时，我们的个体生命就如同树汁一样相濡相融在作品的语言、情感、精神、审美的森林里，那种精神渴求的满足，真像打了一次“牙祭”一样。”以后我们便把这样的读书叫做“精神会餐”。那种语境反映了在当时思想禁锢的时代人们精神食粮的贫乏和对文化专制的憎恶。文革中正是在这种隐蔽的读书形式下，思想营养像涓涓细流一样润泽着人民的思想，最终化为埋葬“四人帮”专制主义的的精神力量。可以推想，当时用过这一语词的人一定并非我们那几个人。
　　 近几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国家经济繁荣，人们逐步地进入小康，那种饿殍弃途的饥荒再也不会重来了，同时思想文化领域也宽松起来，因而“精神会餐”这个词用来反映对物质、文化享受的渴求似已经不复存在。
　　 “精神会餐”这个词，最近我在一本西方的管理书籍中也遇见过，大意是说为了解决某一重大问题，将一些专家组织拢来，对一些涉及面比较宽的比较复杂问题运用集体智慧进行判断。在讨论时，与会者各抒已见，相互启发，取长补短。这种会议通常被专家们称为“精神会餐”。如果按照这种解释，起源于英国的西方的议会也应当看做是一种精神会餐。这种代议制的会议上，由少数人代表各阶层人民讨论决定国家大事，是一种代表民意的好方法。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也是议会的一种形式。现在的两会是一年一次，是个喜庆的节日。今年两会的特色是，全国“两会”召开之前，人大、政协先后出台措施改进会风，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特别是坚决刹住公款宴请吃喝之风。杜绝了会餐的色彩。同时倡导代表发言紧紧围绕会议议题，不讲空话套话，提倡讲真话讲短话。不作汇报工作性、一般表态性发言；防止了走过场。现在世界各国几乎都建立有议会，尽管民主程度有所不同。但仍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可见，“精神会餐”有时也是一种民主政治的文化现象。
　　 现在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回顾一下“精神会餐”这个词用法上的沿革，便有一种历史的苦涩和欣喜，但更多的是无奈。无奈的是在改革发展和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一方面是经济建设的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而另一方面我们却放松了打造与建设经济大国相适应的文化实力，以至于使庸俗的精神会餐升级，登堂入室，进入传媒。使中华民族的群体精神文化素质退化。许多年轻人追逐歌星影星和所谓文化明星，他们能从一些歪曲历史吹捧帝王的影视剧中知道康熙、雍正与乾隆的名字，却对夏完淳这样的英烈闻所未闻。一些名牌大学生崇尚权力与财富，却丢失了对“慈善”和“美德”的追求。中国文化中催人上进的高调文化的弱化，而那些漠视人类美好价值的阴暗文化却能浮出水面，是与我们理想的和谐社会、与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极不对称的。时下那些代表痞子文化、游民文化的“精神会餐”更多地体现了后者，在人们餐桌上，流行的不是黄段子，便是政治笑话，国际国内大事，常常是最开胃的谈资，伟大的政治就在人们的饕餮谈笑中无原则地在胃里消化掉了！
　　 精神会餐、精神会餐，这个语词把精神和吃联系在一起了。如果说在人们的精神层面包含着伧理、道德、科学、政治这些非物质性的东西，那么“吃”中则除此之外还有人们赖以生存的食物。古人说“民以食为天”就充分说明吃是老百姓最大的需要和最大的政治和科学。它还有高下之别文野之分。当年毛泽东满怀理想豪情推行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这三面红旗，结果出现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困苦局面，人民三年食不裹腹，而对土豆烧牛肉情有独钟的赫鲁晓夫知道后便嘲笑说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大锅清水汤，苏联要搞共产主义起码是土豆烧牛肉。毛泽东听了很生气，破例在《鸟儿问答》那首著名的词里，用“不许放屁”的粗话来痛斥这种饮食共产主义的低级错误。或许毛泽东对土豆烧牛肉的味道不感冒，他更喜欢的是小米的味道，以至于常常自豪地称自己是“小米加步枪打天下”。“小米加步枪”能一统天下，显然有一种精神的力量为元气。
　　 最近，我在报纸上看到公布的一些当年流行语汇时，像“屌丝”一类满是低俗色彩的口水话也进入了典籍，我便为“精神会餐”在词典中不能与其邂逅而抱不平！不过“精神会餐”是一个不断改变自已含意的语词，它在时间中不断加持、充实、长青。尽管它没有进入语词专家的视野，但我认为，只要人们有精神之需，有口腹之欲，它是一定会活在人们的口头，出现在作家的笔端，会在你的耳旁不时嗷嗷大叫的。它绝不会与汉语词典挥泪绝别。
　　 山珍海味不稀奇了，画饼充饥也只在了文字游戏里。而我到是稀罕了渴望的“精神会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