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将坡，是我年轻时曾经工作过的那所乡村中学所在地的俗称，地名似乎有点来由，但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过要去考究，只专注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平凡生活。这所学校不大，丁字形一排教工宿舍，再丁字形一排学生教室（都是平房），外加一间食堂和一个捱近某条国道的偌大的篮球场。
　　 这里距公社所在地浮石约三四公里，买米买菜远，看病乘车难——基本无车可乘——吃水要到五六百米处公路桥下涵洞入口处的小泉里一瓢瓢舀，泉池两米见方，四周遍生青苔和水草；水是从学校后山石灰岩的罅隙里流出来的，水很清，但性质很硬，一学期差不多烧烂两只锑锅，更要命的是，学校靠近农田，夏秋两季时不时就有或长或短或粗或细或黄或黑的蛇，顺了墙脚的石缝钻进房间，有时盘在抽屉里，有时横在地板上，把人吓个半死。就在这样一个地方，我度过了两年难忘的时光。
　　 那时，黑白电视刚刚普及，学校买来一台不知什么牌子的，放在食堂老总韦老头处。在这远离闹市，几乎等同于荒郊野外的所在，突然有了一台12寸的电视机，这对于我们这些刚从文化沙漠走出来的精神世界处于极度饥饿状态的人而言，不啻是一大喜讯。于是，每天晚饭过后，十来位单身或已婚的住校老师便悉数挤到韦老头处，把个小小的房间填得满满登登。
　　 节目并不精彩，图象更是模糊，但大家仍看得如饥似渴，津津有味。后来有人发现动动屋后高挂天线的木头杆子就能使收视效果有所改观，便轮番派人往室外跑——去转动那根种在地上的有如电线杆一般粗大的高高的天线杆。于是，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形：屋里的人高喊“再转一下！再转一下！”屋外的人则大声问“好了没有？好了没有？”双方焦急心态毕现。这台不知毛病何在谁人也奈何不了的黑白电视机，真是既叫老师们欢喜又叫老师们忧。
　　 偏僻的地方生活自是不便的，却有免费的燃料送上门来。每个星期在不定时的某个黄昏，镇上的一家火电厂都要把两大卡车的煤渣拉到学校附近的山脚下倒，那废渣里还夹有不少未燃尽的焦炭。于是，一放学我们就拎个撮箕抓把种菜用的小丁锄，蹲在煤堆前刨：热气熏蒸着我们的脸，尖利的煤渣滚进鞋里硌痛了我们的脚，但没人在意，大家争先恐后地只顾着往煤堆的纵深里刨，只想着如何多刨到一些燃料。不出一小时，那原先高高隆起的被我们严严实实包围着的大煤堆就被扒平了。鸣金收兵时，大家喜气洋洋意犹未尽地挑着或抬着装满了黑乎乎的煤块的撮箕往掩隐于篮球场旁那排高大的板栗树下的平房宿舍走去，一边走一边打趣或争论谁的煤刨得多，幽默者更哼上几句《红灯记》里李玉和的唱腔：“提篮小买哎哎哎——拾煤渣啊啊——，担水劈柴全靠她……”来自我调侃。调侃归调侃，经济效益可是看得见的，刨一两个小时可烧数天，刨得多了，厨房里就堆得小山似的。这对当时仅拿几十块工资的我们来说，不仅节约了一笔开销，还免去上山打柴之劳——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既环保又资源再利用——可谓一举两得。
　　 记得西方有位哲人曾经说过：生命就是不断适应的过程。
　　 在大将坡，我们不仅适应了硬度很大的水，适应了看模糊不清的电视，适应了在热烘烘湿漉漉的废煤堆上拾煤渣，还适应了赶几里路到镇上去看电影。电影露天放映，场地在公社大院里或浮石电厂内，一星期一次。片子多半是经历了特殊年代的封存而重获新生的，诸如《冰山上的来客》、《一江春水向东流》、《五朵金花》、《芦笙恋歌》、《刘三姐》等，也有南斯拉夫的《桥》、日本的《追捕》等少量译制片。每次在暮色中出去，于漆黑中返回，尽管高一脚低一脚，有时还难免磕碰摔跤，却也其乐融融：肉体的些许疼痛与所获得的巨大精神享受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这里最想一提的是同事间敞开心扉的交谈。一次，我和隔壁的张君还有斜对门的王君结伴去看《早春二月》，回来时，难得那么好的月亮，我们并排走在摇曳着斑驳树影的柏油路上，吮吸着柠檬桉沁人心脾的芬芳，没有奔驰的汽车，没有嘈杂的人群，只有我们三个。四围静谧一片——仅偶尔听到草窠中传来的一两声唧唧虫鸣。王君说，这部电影很有点小资情调。我说，萧涧秋（片中男主人公，教员）放着个年轻貌美的知识女性不要，却偏爱那位没有文化的小寡妇，真是不可理喻。张君发出有意味的一笑，对我的看法不置可否，片刻后说，我就喜欢有点小资情调的东西（这话要放在早些年，是断然不敢在同事面前说的），看起来味道……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路在一点一点缩短，宿舍在一步一步走近。那时，不仅真正体味到什么叫做自由与浪漫，还领略了一种从未领略过的难能可贵的同事之情。
　　 凡此种种，大将坡那两年艰苦却身心愉快的生活，叫我总是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