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已我是1963年毕业的高中毕业生，1965年到宁夏13师当上了一名光榮的兵團戰士。我經66嵗了，老伴也是老北京知青，她說我什麽都好，就是一提起寧夏，一提起我們在寧夏平吉堡的15年的兵團生活，就成了“話癆”，每每提及此，我都會暗自竊喜，我知道，這就是我鬱結在心的“平吉堡情結”。
　　 我經常問自己；平吉堡到底給了你甚，讓你這麽魂牽夢繞？
　　
　　 平吉堡讓我讀懂了生活。
　　
　　 我是一個黑五類的狗崽子，曾經不知國情地考了兩年大學，都没有被录取；
　　 1965年只好投奔寧夏建設兵團，是13師接納了我，在平吉堡，我學會了挖溝，割麥子，打渠，揚場，插秧，種樹，播種等一干農活，我也學會了蓋小伙房，做絞團（一種用棒子面做的面糊糊），盤熱炕，搭爐子，脫土坯等系列生活必修功課。更讓我意外的是，我竟然還當上了中學教師，而且是一名高中語文教師，班主任。我們平吉堡中學的校長叫馬生榮，是一位优秀的回民教育工作者。就是他，力排眾議，招收了我們一批出身不好的知青當教員。於是，感恩成了銘刻于心的动力。每天早晨4点钟我都要到学校操场备课，我不能自己只有半桶水给孩子一桶水。没有教科书，我就骑车40来里路到银川听课，请岳母从北京寄教科书，再请别的老师听我试讲。光是笔记就记了几十万字。我还别出心裁地给学生分出了三六九等。有希望考上大学的，我给他们吃小灶。我到处磕头，借老职工暂时不用的小伙房，给他们当宿舍；为了不给他们的父母增加麻烦，我对他们说；有我一口饭吃，就有你们一口，我只要你们安心学习，我还以此写了一篇小说《荒唐的班主任》。孩子们真争气，被人们称为“文化沙漠”的平吉堡竞然考上了一批大学生，而且都是全国重点大学的大学生。他们现在已经是各条战线的骨干和精英了。
　　
　　 平吉堡让我收获了爱情，延续了生命。
　　
　　 1970年，我25岁的时候，我们连里来了一批女知青，其中一位叫严冬的女知青特别让我心动。她善丹青，能在土墙上作画。当时连队为了突出政治，让严冬在高3米，宽2米的土墙上画一幅毛主席和林彪在一起的大幅画像，我有幸给她当下手。我看到毛主席的袖子比例有问题，就诚皇诚恐地向她指了出来。她看我还略懂文墨，就对我产生了好感。於是，在我的猛烈攻击下，西干渠旁青涩的沙枣花、高粱地里摇曳的浦公英，都成了我们爱情的信物。我们从相爱到结合，第二年就有了我们爱情的结晶。最令人难忘的是我们的第二个孩子。他出生的时候，脐带绕住了脖子，幸亏我们连的大夫郑光，他熟练地剪断了脐带，孩子终于哭出了声。孩子得救了。可是，郑光大夫在给自己的夫人接生时，却因为夫人大出血，连里又没有血库，眼睁睁地看着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相依为命的爱人在自己死去。
　　
　　 平吉堡让我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在平吉堡当农工时，我迷上了写作，整天胡乱涂鸦。有一次给稻田灌水时，我眼一黑，一下就掉到灌溉渠里了。我第一件事就是把稿纸举得高高的，爬上岸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稿纸摊开晒干。就这样，我成了《宁夏日报》，《人民军垦报》宁夏人民广播电台的通讯员，后来，《宁夏文艺》为宁夏军垦系统举办了一期文艺创作学习班，我有幸参加了，并在1978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珍珠”，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我陆续发表了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1979年我回到了北京，在工作之余也笔耕不辍。没有钱买桌子，就趴在被垛上写小说。我的第一篇微型小说《珍珠》就是在被子垛上写出来的。这篇小说获得了《北京晚报》“一分钟小说”创作奖。后来，《旅游》杂志招编辑，我在众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当上了一名编辑，不久又当上了编辑部主任。我的作品源源不断地喷涌而出，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评论、哲学论文、书稿…‥这些作品很多都获得了各种奖励。其中，“旅游饭店忧思录”、“透过回扣的思考”等作品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农民办旅游也是一条致富之路”更给农民致富提出了一种新思路
　　 哦！我的圣地平吉堡；我的福地平吉堡噢！不要亵渎她吧，正如一位哲人所说，生活就一面镜子，你对他笑，他就会对你笑；你对他哭，他就会对你哭。为了我心中的圣地，我会永远地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