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间，我独自一个人躺在土炕上看书。但看不下去。寂寞感和孤独感十分强烈地袭击我。这个时候，谁和谁也不能走动，谁也不能看谁，谁也不能找谁，也就是讲，谁也别往“串连”罪名上撞。这一点，已经是当时不成章法的纪律。我走出宿舍，在机关的后院，深深地吸了几口新鲜空气，似乎要把心中的郁闷全部吐出去。
　　 九点半了，我忽然发现个黑影。忙问一声，原来是赵社长大女儿。她已经来了多时，怕被造反派看见，怕被说成代表她父亲找我串连。她见到我，立刻哭个不停；用手捂着嘴，怕哭出声让造反派听到。她是她母亲派来的，请我赶快到他家去一趟。
　　 我知道事关重大，让赵女先走。我们就象地下工作者一样，出门看看前后有无“哨兵”。走到赵家门口，再看看有没有人跟踪。然后，再多走一段路，看看确实没有人“跟随”，再返回来。
　　 赵家门开着。大女儿在门口打着手势，让我听声音。原来，她父亲游街回来，自己翻出一根绳，找地方寻死上吊。全家人看着他，怕他出事，不让他出屋。他一直痛哭不止。我听那声音，低沉中的沙哑，悲愤中透出怨恨，痛苦中透出伤情，苦闷中透出无奈，凄凉的韵调，让我好一阵难过。
　　 当时的农村没有立柜。每天起床，把被、褥整整齐齐地叠落在炕梢（炕的末端）。他家没有“炕琴”，被褥直接放在炕上。我进屋时，他脑袋插在被褥里，哭声从被垛里传出来。他俯身在炕上，两手偶尔痛苦地拍打着炕席。我抱他坐起来。他两眼通红，大眼泡垂下来，小脸一条条，鱼尾纹突然一堆堆爬满眼角，脸色难看死了。他拉着我，摇着头，痛苦地说：“过去，咱们给阶级敌人戴高帽游街，叫他们难看，叫他们扫地出门，叫他们难以做人；今天，人家给咱们戴高帽游街。这张脸往哪里放啊！”
　　 是的，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专讲一段“戴高帽子游乡”。他老人家写道：“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对游街是肯定、赞扬、支持的热情态度。土改时，赵永明他们就是带着这本油印小册子，打土豪分田地；就是按照书上讲的办法，给土豪劣绅游街。他知道高帽子是给谁戴的。如今，造反派还是拿着那篇文章，按“章”给他戴上高帽，游街，叫骂之声不绝于耳。感情怎么能通过？弯子怎么能转过来？
　　 这是政治斗争的一个阶段，你就放宽心吧，我们搞土改打烈豪，分房子分田地，是在为人民服务，解放天下大多数穷苦人民，现如今情况不同，权利掌握在少数造反派手里，这样的日子不会长久的。他收敛些痛苦无奈，拉着我的手说，好吧，我听你的，我们要咬牙挺过这一关。
　　 后来的历史证明，我们这批同志，拂去身上的尘土，洗净脸上的墨汁，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游街之类的“功绩”，留下来的是无法计算的损失，是党的扭曲了的形象，是全国性的信仰危急，是假、大、空的思想作风，是革命意志的衰退，是感情上的距离。
　　 随后的几天，我们的任务是陪斗。不管哪个大队批斗大队领导，我们书记、社长五个人都要集体陪斗，有时，一天二、三场，我们分开参加。陪斗成了我们的业务。这时心态平稳，“积累”了经验，犹如演员赶场，登台就“唱”。大家都从灰溜溜的心态中解脱出来，游戏一般的到处检讨。每次都批评自己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的不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够，突出政治力度不强、工作作风缺乏个“实”字，联系群众缺乏个“韧”字等等，假、大、空的话如流云，似泉水，随处去讲。调门越高，反应越好。“一月风暴”前后的日子里，对党风的破坏是空前的，恶劣影响是历史的。
　　
　　 在夺权的日子里
　　 大约20号左右，黑河来了一批造反团红卫兵。不知道串连些什么。他们走了以后，机关造反团勒令我们学习《人民日报》、《红旗》杂谈发表《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公开了毛泽东最新批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评论员文章讲，“文革”的中心任务就是夺权。我们“悟”出造反派的味道，似乎要我们交权，他们夺权。但哪里能随便把共产党的权利交出去？况且权利是党的，人民的，我们有什么权利交党的权利？武装部长文化很低，念报纸也不流利。他每天给我们念一通报纸。24号那天，他忽然变了口气向我们介绍说，全国范围的夺权开始了，黑河已经于15日夺了《黑河日报》的大权，17日夺了邮电局、印刷厂、发电厂、汽车队的权。还声称公社造反团应当以最快的速度收拾我们。这是一种信号。
　　 果然，武装部长讲话有来头。1月25日，县委按照上级指示，召开电话会议。主题是各级组织要交权，交好权。那种无可奈何的低沉调子，大有生离死别味道，感染了全县。各地都在沉痛中开始交权，这是上级党指令的任务。公社的党政大权就要在我们手中正式交出去。心中一阵阵的酸楚。我们能算历史罪人吗？
　　 交权消息迅速传遍全公社。机关造反团逼着我们交权，学校红卫兵赶来接权，农机站代表农业工人阶级勒令我们交权，小三家子等三个大队联合起来，到公社枪权，四家子大队单独来要权，甚至10几个人的“革命造反大军”也要接权。尽管当时党政工作已经瘫痪，早已停止运转，但终究是政权的象征，犹如秋天的枝叶，依然残留在大树上一样。造反派们谁都要堂而皇之的“明媒正娶”，登上权力的宝座，法定“佛身”。从个人利益讲，谁似乎当了政，谁就是领导干部，一夜之间，鸡犬升开。十几家造反大军，各显才华，软硬兼施，绞尽脑汁地想把木刻印章弄到手。22号到30号之间，是各派抢权“运动”的高潮。
　　 这是一场闹剧，一场滑稽的历史性闹剧。今天讲起来，许多人不相信，以为是笑话。当时，几乎动了刀枪。当权派却难死了。每天被围攻不止。不管那一派，都逼着你必须回答，必须表态，通常都要回答他们是不是革命的？他们的斗争方向正确不正确？公社大权应不应该交给他们？造反派略不满意，先把我们批斗一番。把权交给谁？我们也没有定论。小三家子等三个大队“捷足先登”，在会计那里抢去了财务公章，宣布接管党、政、财、文四权中的一权，并把这个“伟大胜利”的海报一直撒到黑河。
　　 党委同志一致推举我和造反组织谈判。哪里是谈判？一律以高压办法，压迫党委签字交权。一天到晚，连吃饭时间都占用了。我知道所有造反头头文化都不高，读书不多，或者不读书。从这个弱点出发，我从理论——毛主席著作上讲道理，拖了两天时间。再具体讲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观点。在社长悄悄地挑拔下，几派开始对垒，相互辩论起来。他们真辛苦，一连辩论了3天3夜，饿了吃饼干，渴了喝凉水。交权事宜又拖了几天。
　　 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真是触及人们灵魂的一场革命，几乎所有的人都粉墨登场。一听到要交权，都瞪圆两眼跑步来要权，抢权，利令智昏的以为夺了权就是抢到了王位，抢到了王冠。“文革”把一个好端端的党风、国风、民风破坏贻尽，带来贻笑千年的无穷后患。
　　 造反派之间势均力敌，相互制约，谁也没有敢于单独抢权。这在黑河地区也算是个特殊情况。3天3夜时间，大打出手3次，其中住院1人。他们辩论都以最高指示为武器，又以实力相威胁。但最终还是达成谅解，联合起来夺权，并向全公社发表“夺权”声明。
　　
　　 党委一把手此时已经明白了许多道理，主张谁愿意夺权就交给谁。他已经厌烦了这种政治斗争，心底里一直苦酸酸的。但周围公社还没有一家痛快交权的。我们又以边境公社需要有军队介入为理由，拖了几天。这时，中共黑河地委、专员公署的权力已被黑河红色造反总部于26日夺权接管，县委东风、风暴造反团和中学造反团联合于27日夺取了中共爱辉县委、县人委的权力。我们按电话会议精神，有地、县交权的先行例子，心里踏实了，决定交权了。1月31日，在几百人大会上，我们正式交了权。各造反派经过磋商，组成临时性的班子，成立爱辉县四家子公社接管委员会，群众当即称之为“接官委员会”。从此，宣告中共爱辉县四家子公社委员会和四家子公社管理委员会完成了历史使命，从现实生活中消失了，从历史上消失了。
　　 接管委员会算什么组织？大有维持会作用，是一种过渡性组织。我们也没有因为交权而马放南山。批斗、游街还是不断，有时很激烈，很残酷，令人难以容忍。但谁也不把这些事放在心上。我检查稿写了五次，都评语为不深刻，批判一通后，通不过。后来，我分析形势，偶然间发现，检查的深刻与否不在检查，在“革命形势”的需要。要适应形势，别再傻气。于是乎，我有一段时间，干脆周旋于应付之中。不再认真办事，不再改稿。但是，这时我遇到了一个好机遇。中共中央于3月11日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和地、县要成立“三结合”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县里连夜安排。我在3月12日使用第一稿检查时，竟然“非常深刻”，“解放”了。15日，县里批准成立公社“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竟任命我为第一副主任。主任为卡伦山边防站站长，现役军人。他坚决不肯就职。6月20日成立革命委员会，他为主任，我为第一副主任，他依然不肯就职。
　　 这是黑龙江畔一个公社在1967年所谓的“一月风暴”中的部分记录。回想起来，真是玩了一场自杀性的政治大游戏，开了一个残酷的大玩笑，进行了一次人为的大破坏，制造了一个大地震式的内乱。带来的是混乱和负面影响，坑害了几代人，推迟了社会进步里程，损坏了党的肌体，损坏了党的形象，损坏了共产主义形象。今天，时间虽然已经跨进21世纪，风暴吹过去30几年，中华民族从空前的灾难中走了出来，走出一个新天地，走出了一个辉煌。但是伤痛犹在，伤痕还没有抚平，含恨的亡灵，九泉之下还在游荡。磬竹难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