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上三轮车，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颠十来里，就到了娘家。在公路上下车，再走一段土路，就到了娘家的院子。周末，我总是在周末，头发和衣服都脏了的时候，到娘家去。给父母买点好吃的，给他们洗洗衣服，打扫打扫屋子，挑一担水，干些力所能及的活，或者拉拉闲话。把自己弄得更脏些，然后在周日晚上回城，洗个澡，下一个星期，穿着干净的衣服，坐在冬有暖气、夏有空调的办公室里，装模作样当国家干部。
　　
　　 冬日的田野一片衰败，田埂小路夏天被洪水冲塌的地方，窄窄地只能容一个人。走惯了城里平坦的水泥路，我的并不算高的高跟鞋在坑坑洼洼的村路上拐着，十分不舒服。天气晴朗而冷峻，有溜溜的小风梢着，遇见的乡亲都缩着脖子，我和他们一一打招呼。父亲走下坡来接我，笑呵呵的，父亲穿着发黄的小棉袄，腰弯着，棉袄后襟就想翘起来的样子。父亲双手笼在袖筒里，一线青鼻涕在鼻子下面挂灯泡，他觉不着。我说：“怎么不穿大衣呢？”他说：“干活，穿不成。”
　　
　　 还没进院子，黑子就蹿出来，在我身边拱头，甩尾巴，撒欢，把灰土扬起来，涨我一头一脸。我大声嚷：“黑子，滚回去！”黑子就摇着尾巴走到一边。哥哥正在用电刨子刮木板，他戴一顶瓜皮小帽，把帽耳朵拉下来，护住上半个耳朵，看上去十分滑稽。嫂子穿着显然是侄女退下来的红羽绒袄，头发扎撒着，正在用簸箕簸玉米。母亲怕冷，包住被子坐在床上。看见我，来了精神头，坐了起来。我笑着对嫂子说：“哎呀，你看你们一一穿的，打扮的样子，提示我来到另一个世界！”嫂子笑道：“你看我们象耍猴哩不是？干活哩吗，就是胡穿哩，捞住啥子穿啥子！”嫂子又说：“咱们这儿还算好哩，莲儿前个从鲁山她女子家回来，说那里的人穿衣服才不讲究呢。那里的农村人都不买衣服，都是穿娃子女儿退下来的衣服。不论男女，他妈穿她娃子的中山装、西服，他爸穿他女子的红袄绿裤子。只要能穿上，都穿。你进到村里看，男女老少，红红绿绿，根本不讲究。习惯了，谁不笑话谁。”一阵说笑，到了吃饭时分，帮嫂子烧火，煮一大锅玉米糁，炒萝卜丝。各自端一碗饭，坐在阶沿上、坐在木礅上吃着，聊着。给父亲搬个凳子，他不坐，说：“我就趷蹴着，省得腰疼。”
　　
　　 哥哥、嫂子，还有父亲，他们的手上都缠满了胶布。一到冬天，手都是裂口子，没办法，一层一层的糊，也不顶用。下地干活，挖土，动水，烧锅燎灶，吆鸡打狗，翻湿晒干，风吹着，日晒着，手如何能保护好呢？
　　
　　 父母住的三间房子，冬天窗户用油纸糊着，夏天把油纸撕掉钉上窗纱了。房子盖成20年了，也没有打算安玻璃。现在，只有一间是暖的，有煤火。于是吃的，住的，就在一起。床头放着一张小桌，桌上是碗筷，瓢勺。天冷，大家都缩在这里，剥玉谷。话题就是不断的跑题，从东扯到西，种烟，打工，东家长西家短。父亲说：“咱村的女孩都出去打工了，男娃子都说不下媳妇，也都出去了。”接着嫂子掰着指头算：“你看，玉春家的小娟子去广东了、贵林家的小丽去青岛了，还有小青家的贾萍，职专毕业没事干，也出去了。绑定子家的小憨，小伍家的亚丽、德峰的小娜子，桂荣家的三个女儿，都跟上出去了，都不想在家种地。”
　　
　　 是啊，还用说谁，就哥哥家的两个女儿，大侄女在兰州上大学，二侄女在城里酒店当服务员，都不会留在农村。大侄女甚至不会回县里。农村都剩下老弱病残了。父亲又说：“德峰有两个娃子，早早把房子都盖下了，一人仨间。准备得美美的，先给老大说媳妇，再给老二说。但两年了，老大还没有说下。老二不干了，跟上一伙年轻人跑了，现在老大也闹着要出去，咋说都不跟上他栽烟了，说，你不叫我出去，我连媳妇都说不下，要打光棍了。德峰一年栽十几亩烟，全凭这两个小伙子给干哩，一走，烟也栽不成了。”不但我们村，附近村子里的女孩都出去了。老实的干出力活，在工厂里做零件，精明的干美容美发，或者其它暧昧的职业。嫂子说：“都说王家村蛤蟆家的两个女儿，在外面很挣钱。一人一年给家里邮一、二万。蛤蟆子又是盖房子又是买车，拽哩不得了，在人前烧死了。但你知道他女子在外面干啥哩？听说包给那个大款了。”也有上学出去的，但很少。女孩子大多是初中毕业就不上了。
　　
　　 哥哥接着说：“我要是个小女娃子，我也走了，出去啥子挣钱干啥子。在这农村有啥留恋头。”嫂子说：“你走，你现在就走呢，看谁要你哩吗，看大门都不要你。”哥哥说：“我只管说，如果我是小女娃子吗。”大家哈哈一笑。是啊，城里的灯红酒绿，城里的繁华盛景，即使不能长久拥有，能出去看看也是好的。但这些出去打工的男女娃子的结局，走向，他们未来的婚姻状况，现在也没人去调查，去预测。
　　
　　 又说起新伍子去杭州打工，跑丢了，家里人扯旗放炮寻了一通。最后新伍子在城里的警察的帮助下，给家里打电话，他爸爸接住电话急着问这问那，新伍子在电话那头有气无力地说：“别问了，你让我歇歇，我十几天没吃过饱饭了。”原来新伍子没走到杭州就下了车，又忘了接头者的电话，身上的钱和身份证被小偷偷走了，饿得七死八活，靠捡拾垃圾里的东西吃。村里人都说，新伍子这下子毕了，说不了被人卖到哪里了，说不了还有这个人没有了。谁知半月后，新伍子打回来电话，还活着。村里人当传奇故事讲来讲去，都觉得很有趣。
　　
　　 说话间，妹妹的三个正上高中的女儿，小晳、小娜、小婷过大星期，都回来了，也挤在屋子凑热闹。话题又扯到上学上。小晳说：“杨勇他妈不给他交复习费，杨勇一个星期没上课了，躲在寝室里复习。”杨勇是小伍家的男孩子，和小析一个班。杨勇高考差10来分，他想复习，父母不让，不给他交复习费，杨勇又不回来，就这样僵持着。其实一年的复习费是350元，杨勇父母是能交起的。听后感叹一阵。话题又扯到早恋上，我把儿子早恋影响学习的事说给几个外甥女，让她们帮忙分析。小析小娜小婷都争着说，她们班都有这事，不稀罕。小析答应给表弟写封信，解劝一下。同龄人的话他也许能听进去。
　　
　　 又说到现在的孩子早熟，十四、五岁就懂得太多，惹多少麻烦。小婷抢着说：“谁不知道呢，我们寝室的女生月经来了，不叫月经，而是通称：鸡巴子炸掉了。”“啥？小女家，咋这么野呢？”三个人争着要讲故事，小婷说：“我讲我讲！说，一女子女扮男装，当兵打仗。一天，在战场上，忽然来了月经，没有月经垫，血就顺着两只裤腿往下流。连长见了，问：‘哪里受伤了？’女兵说，‘没事。一点小伤。’连长说：‘脱了看看。’女兵不脱，连长说，‘你这个人，还怪毬哩，都是男人，谁怕谁。快脱了，让我看看伤重不重。’女兵无奈，只好脱下裤子。连长一看，大声嚷道：‘啊，鸡巴子都炸掉了，还说没事呢。’从此我班女生谁月经来了，就说鸡巴子炸掉了。”“哈哈哈！”小娜说：“我班谁来月经，就说真讨烦，大姨妈又来了。”小晳说：“我班同学都说‘倒霉了’”。“哎呀，现在的孩子，可咋着！”大家一阵说笑。
　　
　　 三个孩子给院子带来一些生气。但她们说走，又麻雀般地飞走了。
　　 下午，太阳也不好，准备给母亲洗头，但她嫌冷，怕感冒，就算了。我又翻箱倒柜把他们的衣服翻出来，陈年古代的，有的霉了，有的皱了，都是我们退下来或陆续给他们买的廉价的化纤衣物，大衣，内衣，外套，实在是不缺的。我边拾掇边埋怨，这咋不穿呢？那咋不穿呢？父亲不是说干活穿不成，就是说翻不出来。我给父亲翻出来一件厚棉裤，晒晒，让父亲穿上，又给母亲翻出几件，放在她床头备用。
　　
　　 母亲股骨胫骨折，八年了，拄着拐，一挪一挪，早上穿不上，晚上脱不下。伺候母亲的重担就落在父亲身上，天天，天天，端饭，倒盆子。但父亲不怕烦，对生活很满足，他说，现在多好呢，才黑睡大明起，没有人来要帐，不用跑怕怕，吃穿都不愁，你还想咋哩？感恩，知足，是父亲一惯的脾气。
　　
　　 院落很大，空气和阳光不需要用平方丈量。只是村子中心很脏，到处是垃圾，方便面包，塑料袋，红红绿绿，很刺眼。我去井里挑水，只看天不看地。一园翠竹，绿生生的，点缀着冬日的山村。只是竹园里扔了许多死鸡。父亲气愤地说：“鸡死了，就是不埋，随便扔。你给他们说禽流感，他们就不听。我叫三号子把死死鸡埋到树跟，说那样树还长得快，但他不埋，还说院子里不能随便动土，得看日子。我说看你那死劲，都乱包成啥了，还讲究个屁？”
　　
　　 村里生活条件差，我几次商量想把父母接到城里住一段。也省得我整天往乡下跑。但他们坚决不去。母亲说：“我可不去，你是想把我急死不是？我那年在你那儿停了五天，嘴里急得起燎焦泡，看不见日头，看不见天，恁大一个小地方，又没个人说话！”父亲也说不去，他还说：“你没看《上塘书》里说的那对老头老太？去城里孙子家时把啥都扔了，欢天喜地对邻居说，不回来了不回来了。后来到城里住了几天，上厕所不习惯，晚上洗脚不习惯，还没吐痰哩，孙媳妇就把痰盂拿来，老两口连爬带滚回来了，啥话不说，再不希气去城里住了。”你有千条计，他们有个老主意。算了，我得承认，父母是乡下的老树，我把他们挪不到城里。
　　
　　 还有更烦恼的事需要我们议论。妹妹家住在大路边，离烟站近。这几年烟叶吃开，烟站不收的劣等烟，大家就争着收一些。倒卖到外地，能挣一些。谁也不管的。但今年，县工商局来了一个年轻局长，要创收。在县城那些小商小贩身上捣估不下了，就派兵到乡下四处八下罚款，定指标。理由是无照经营。不知是谁告状，工商局描住妹妹家了。一开始，只让他们拿500元了事，最后搞到300，还是不掏。一个子儿都不拿。工商局的人耐心细致地等到夜里八点也说不通。又冷又饿，回去了。很伤面子和感情。第二天，他们又来了。但妹妹他们看见后，锁上门跑了。工商局人很生气，叫来公安，别门撬锁，要把烟往走处拉。妹妹妹夫急了，跑出来，说，我给你钱。工商局人牛逼开了，说：“五百元不中了，这次要3000元。不给就拉烟叶。”妹夫就去给人家取了3000元，交到他们手里。妹妹妹夫交了钱，觉得太亏了，就找人说情，希望工商退一些。妹夫这两天就找熟人跑这事。但工商的人不照面。妹夫跑得七死八活。电话打来打去。妹妹被罚款，大家都心疼。一边骂工商，一边埋怨妹妹不会办事。我也很生气，但也无能为力。妹妹又埋怨我，白在城里混，连个吃劲人都找不下。我说，“你把钱都给人家了，还说啥哩？灶火坑里能退出柴禾头子吗？自己不会办事，还埋怨人家？真是！”我觉得，农民就是这样，宁挨镢头不挨针！
　　
　　 第二天，我回城。在前头等车，妹妹头发扎多大，站在大路上指桑骂槐：“也不知道是哪个鳖崽货，去点的炮眼！罚我钱，他能好过多少？狗日的，不得好死！”我一听，就来气。什么水平吗？又和她吵了几句嘴：“亏你还是个高中生，你知道是咋回事就对了，骂骂咧咧象个啥？顶什么用？”妹妹就又反过来顶我：“我就是骂，就是骂，我骂他让他狗日的脸上发烧！你管我！”经过二十年的粗糙磨砺，妹妹早已把学到的知识交给老师，变成一个地道的村妇了。完全用农村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事方式，敲鸡骂狗，指桑骂槐，占小便宜，尖酸刻薄，我还想劝她路走宽些，眼看远些，纯粹是白板。算算算，我的道理在这里行不通，随便你。
　　
　　 赶早回到县城，去洗了澡，又坐到电脑前，构思我的三百六十五里路。一天，我体验了多种感情。经常穿梭在县城和乡村之间，颠波劳碌，尘土乱冒，我的生活如何能精致？
　　
　　 农村，这是另一个天地，城市人不熟悉的世界。贫穷，空旷，匮乏，寒酸，亲切，七拉八扯，胡搅蛮缠，剪不断理还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