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
　　 劝奉教自信天不信神忘祖仙
　　 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
　　 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
　　 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
　　 这是流传于山东德州一带义和团人人都会唱的“队歌”，当时风靡大地，可见当时义和团运动在德州的蓬勃发展。
　　 义和团运动或称庚子事变、庚子国变、庚子拳乱，是公元1900年前后中国清末，中国甲午战败后，在西方列强对华渗透侵略日益加重、对清廷控制日益加深、华北遍布教案的情况下，在中国北方发生的以华北农民和部分清军为主体，以“扶清灭洋”为口号，针对在华西方人及华人基督徒的保国保种暴力运动及其引发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义和团本来是长期流行在山东、直隶（今河北）一带的民间秘密会社，它的前身叫义和拳，为教堂、教民麇集之地，与教民时起争执。李秉衡任鲁抚时（一八九五至一八九七）目拳民为义民，传习者日众，有"大刀会"、"红灯照"等名称，扬言"不穿洋布，不用洋火，诚心用功，可避刀剑，可避枪炮，……兴大清，灭洋教"，大清代表中国。李秉衡因钜野教案受到处分，然为官廉正，鲁人为之不平。鲁西北冠县民教互斗已久，一八九八至一八九九年，延及数十州县，义和拳之名大著。鲁东南的反教事件亦所在蜂起，沂州一处多至数十案。鲁东的阻止德人筑路，亦有义和拳参加。冠县教案扩大，清廷下令严查，巡抚张汝梅掩耳盗铃，将义和拳归入乡团，名日义和团，无异认可其合法地位。义和团利用设立神坛、画符请神等方法秘密聚众，称为“义和拳”，其中掺杂有大量教授信众“刀枪不入”的愚昧成分。
　　 德州，地处黄河故道，运河之滨，是一座河流文明造就的古城。远古时期，滔滔黄河水在这里纵横其界、负载千钧；隋大业四年开凿的京杭大运河贯穿南北，演绎着数不清的悲欢离合。正像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所言：德州“控三齐之肩背，为河朔之咽喉。”它因黄河而命名，因运河而闻名。历史上，德州运河区域拥有独特的经济成就。甲午战后，山东德州同华北其他地区一样，社会经济进一步半殖民地化。以手工纺织业为例，清中叶时，德州生产的白粗布远销辽沈，收入颇为可观。但随着“洋布”输入内地，白粗布渐渐地没有了销路，全市手工业无形破产，对农民经济影响巨大，农民日趋贫困。加上德州地处黄泛区，因封建统治阶级腐朽，官吏贪污，黄河、鬲津河等失修连年不浚，每遇河水泛滥，田产房屋损失不计其数。
　　 ◎义和团最早安场子在德州大刘庄
　　 入场子完全靠自愿，不是劝入的，是为了“孝敬父母，尊兄爱弟，和睦庄乡”，带有较浓厚的早期义和团组织的色彩。
　　 1899年又遇大旱，粮食欠收甚至绝产，已经十分贫困的农民此时只得离乡背井。他们在封建官府压榨、廉价的外国商品冲击和滔滔黄河水侵扰的同时，还遭受着西方传教士和教民的欺凌。当时，德州境内有7座教堂，其中6座法国天主教堂，1座英国耶稣教堂。西方传教士采用种种手段，在乡村中发展教民，其中不乏无赖之徒。他们依仗教会势力横行乡里，为害百姓，无恶不作。然而，一旦发生诉讼，患有“恐洋症”的德州官员总是偏袒教民。这一切，都激起了德州人民对外国传教士、不法教民的仇恨和对腐败清政府的强烈不满。他们渴望着保家卫国，消除外患，过太平日子。因此，当阎书勤、赵三多等人于1898年10月在冠县举行起义大旗不久，德州人民也群起相应，德州遍地燃起了反帝反封建的熊熊烈火。
　　 1899年，义和团从高唐传到了德州，最早安场子的是土桥南面大刘庄。大刘庄刘维岭的妻子刘吴氏是高唐人，她弟弟常从高唐来探亲，向村里人宣布义和团能看病，有神人附体，能保家，并为该村的刘渊治好了恶疮。自此，大刘庄设了场子，以马昭林为首。入场子完全靠自愿，不是劝入的，是为了“孝敬父母，尊兄爱弟，和睦庄乡”，带有较浓厚的早期义和团组织的色彩。义和团有许多纪律，如：不乱串门，不贪财，不恋色，不吃生葱生蒜，孝敬老人等。如果违反了纪律，便要罚跪。1900年，大刘庄的义和团传到了薛庄，薛庄的薛登奎和大刘庄的马昭林成为这一带义和团的首领。此后，义和团有了旗帜，提出了明确的口号。薛登奎亲笔在旗上横书“天灵大镇”，竖写“五虎群羊”。德州还有其他义和团队伍，不少于几十支。有的义和团旗帜黄色、长方形，上写“保清灭洋”四个黑字。保清，主要是说保卫中华民族，保种图存，当然也包含了对清王朝的一些模糊认识。灭洋，把斗争的矛头鲜明地指向了西方侵略者。德州还有红灯照和兰灯照。红灯照是未婚妇女的组织，穿红衣，拿扇子，提着红灯笼；兰灯照是已婚妇女的组织。她们均受义和团的领导。德州义和团把矛头指向教堂和作恶多端的教民，但不惊扰平民和没有劣迹的教民。义和团主要使用大刀、长矛，但也使用洋枪。由此可见，义和团并非盲目排外、摒弃现代文明。
　　 ◎义和团民勇救德州城被捕弟兄
　　 数百名义和团民头裹黄巾、黑巾，背负黄榜香袋，各执抬枪、抬炮列队抵达德州城外东南方的药王庙。贴出告示，声讨袁世凯“袒护洋人”的罪行，要求释放刘平等人。
　　 1900年4月，临邑、禹城、陵县交界地区常有义和团活动，当时的陵县知县吴明昭深恐这支义和团入境，调集民团，严密防范。他还行至德州、吴桥等地，同那里的清朝官吏商讨对付义和团的办法。面对义和团运动的高涨形势，吴明昭手下原有的20余名勇丁疲于奔命，便添募健壮勇丁60名，在县界接壤处严密巡缉。山东巡抚袁世凯对镇压德州义和团也很重视，派得力干将率部在德州周围巡逻，还派遣部队驻扎边临镇。
　　 在荷枪实弹的清军面前，德州义和团不仅没有停止反洋教斗争，而且一旦这种斗争受到清军阻挠，他们便同清军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1900年7月20日，薛庄刘旺带领200余名义和团民在小史庄（今平原县）焚烧五处教民房屋，杀死教民史姓夫妇，然后分散而去。团民刘平、赵瑞田、张德明在夜行途中落入德州防管放哨的勇丁之手，22日早送德州州署审讯。22日、23日，人们络绎而来，要求保释刘平等三人，知州宋森荫不顾义和团正在京津同八国侵略军浴血奋战，执意不肯放人，反而要刘旺等解散团众归家，否则按土匪惩办。陵县义和团民们非常气愤，决定武装进军德州城，夺回被捕的弟兄。24日，义和团在黄河涯集合。武卫右军先锋队右路统领孙金彪探知，亲睹队伍前去“围剿”。等清军赶到时，义和团早已无影无踪，这下震动了德州城，官吏们惶惶不可终日。宋知州一面出示晓谕，以图安顿人心；一面加派侦探四处活动。
　　 26日下午四点左右，数百名义和团民头裹黄巾、黑巾，背负黄榜香袋，各执抬枪、抬炮、刀矛，列队抵达德州城外东南方的药王庙。贴出告示，声讨袁世凯“袒护洋人”的罪行。申明“本团奉旨声讨，致民心颇有所感”，要求释放刘平等人。孙金彪以刘平等人已送州，应赴州署求释相答，义和团的首领便进城面见知州。孙金彪借机脱身。宋知州、尚粮道一面出城同义和团民见面，作缓兵之计；一面会商防营“剿办”。孙金彪令前营并右营管带钱锡霖、左翼第一营右队统领官张允泰，从东南两面堵截。孙金彪要义和团立即解散否则便镇压。义和团民们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刀矛竟进，枪炮环施……拼死直前，四面抄袭，愈聚愈众，层层围裹”。清军“军心慌乱，势几不支”。前营帮带（每营562名，帮带为营的头号头目）钮廷英，右营帮带张玉山、前营左哨副哨官（每哨134名，副哨官为哨的二号头目）潘克随、右营前哨副哨官徐伯徵、先锋官守备孙明奎被义和团民杀死，张允泰率队抄袭义和团背后，双方遂呈胶着状态，双方激战4小时，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义和团乘夜幕主动撤出战斗。
　　 这次战斗给清朝统治者沉重打击。义和团牺牲了30多人，毙敌官5名，打死打伤勇丁20多人，其战果在全国也是可数的。它说明义和团被动地反抗清王朝，更不是只反帝反封建，而是主动地向清朝统治者发起攻击。袁世凯闻讯异常震怒，给宋森荫记大过三次。以张之俊为首的德州南关及乡间的人士多次请求官府释放刘平等人。宋森荫为稳定局势，再不敢贸然拒绝，答应缓议，并与7月29日释放了刘平等3人。
　　 ◎义和团攻打刘家寨时伤亡惨重
　　 义和团民一百四五十人被杀，二十余人被俘，九圣堂庙主持道士、教徒二人亦被清军杀害，是为全国较大惨案之一。
　　 陵县义和团在德州战斗之后，经过短期修整，又投入了攻打刘家寨（现临邑县）教堂的战斗。刘家寨，地处陵县、临邑、德平交界区，距陵县城80里路，临近各村及德平、临邑、宁津的天主教民常在此聚会。该寨的教民樊兆右纠集本村及附近的教民，“在该寨坚筑重围，悬挂抬炮，称与义和团接仗”。义和团决定根除这个毒瘤。1900年8月3日，德平、商河、临邑等县的义和团30多人，在刘家寨一带活动，准备攻打刘家寨，吴明昭赶紧督同乡勇丁，将义和团驱散出境。可当吴明昭来到刘家寨时，教民们并不领情，将寨门堵塞，穿白衣，露下体，还在土围上施放洋枪洋炮，不让他进寨。吴明昭一再深表同情，跟随的乡绅也大讲好话，教民们才答应不再炮轰他们。吴明昭率勇役在寨外驻扎，保护教民。5日4时，薛登奎联合临邑义和团首领庞维率义和团民四五百人，包围了刘家寨，红灯照也赶来参加战斗。吴明昭只带有勇役几十人，不敢开枪，赶快派勇役同周围邻县的防营报信。教民们在土围上向义和团开枪开炮，团民屡次攻打土围，都因教民在围内用枪炮向外射击，未能成功。双方相持三昼夜，义和团民伤亡十余人。9日上午8时左右，清军管带孟恩远、裴家兴率马队赶到，将义和团的驻地九圣堂庙团团围住。商河知县李兆兰、临邑知县刘思城也带勇丁赶来“助剿”。义和团团民一百四五十人被杀，刘曾等二十余人被俘，九圣堂庙主持道士、教徒二人亦被清军杀害，是为全国较大惨案之一。
　　 ◎义和团运动被袁世凯等掩杀在血泊中
　　 清军在袁世凯的训令下，更加疯狂地镇压德州义和团运动，不仅大肆捕杀义和团民，而且连他们的家属也不放过。
　　 1900年12月，德、英、法、意四国侵略军以搜剿义和团为名，逼近山东全境。陵县知县吴明昭奉袁世凯之命，组织工匠昼夜赶制高脚木板牌。上写“山东陵县界”五字。旁写“年月日”，还有村庄地名。派人分头驰往县西北、东北与德州、德平各交界村庄及往来通行处竖立，限8日内一律插齐。他还赴德州、吴桥，同那里的清朝官员会商，如何阻止外国兵队入境，准备以更多的义和团团民的鲜血来“结与国之欢心”。此后，清军在袁世凯的训令下，更加疯狂地镇压陵县义和团运动。赵德基、李心田部、王连茹部、刘登云部、王汝升部等相继被镇压。1901年2月11日，薛登奎在陵县、德州交界的贾家庄被捕。德州义和团运动从此陷入低潮。清军不仅大肆捕杀义和团民，而且连他们的家属也不放过。王连茹的妻子王祁氏是德州祁家庄人，陵县知县便密同德州知州，到祁家庄逮捕了王祁氏，想从她的嘴里问出王连茹的去向。王祁氏虽屡遭严刑审讯，但坚贞不屈。
　　 德州义和团被镇压后，教民们猖狂地反攻倒算，陵县官吏唯马首是瞻。据统计，从义和团运动兴起至1900年11月底，共发生抢教杀教案84起，需抚恤费京钱3840千文。官府查封了21家义和团民的家产，将其股价变卖，统计京钱3440千文。小庞庄教民王汝公1900年11月才从外地回乡，却硬说6月份曾被义和团扰害，强索赔款。1901年2月，钱应显就任陵县知县很短时间，赔付法国天主教堂及教民京钱即达966千文。这些款项都强加到了人民身上。
　　 德州义和团运动被袁世凯及其代理人掩杀在血泊中，但陵县人民没有低头，而是继续求索苦斗
　　 德州义和团运动的领导阶级是农民阶级，基本群众是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提不出切合实际的革命纲领。最初，他们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屡遭清政府的镇压。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义和团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帝国主义，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为了躲开义和团运动打击锋芒，被迫采取假宣战，真投降的欺骗手法，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义和团运动，使义和团处于内外夹攻的境地。在国内外敌人的夹击下遭到了失败。
　　 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剿杀下，德州义和团运动遭到失败。义和团运动的悲惨结局，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德州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历史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德州义和团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反侵略的伟大气魄和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力量。义和团虽然失败了，但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对华的经济和政治控制，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封建制度的灭亡，间接地推动力中国近代化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