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命的话语
　　 ——从士的尊严说开去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中，人格的尊严被强调到了生命的高度。他们的生命是只能建立在个人的人格尊严之上。一旦人格尊严受到摧毁，其人生之塔便会訇然崩塌，表现出一种宁死不屈的精神。于是便有了“士可杀不可辱”一说。几千年来，“士可杀不可辱”深深地烙印在中国一些文人的心中，被人们称为“文人气节”。自从有了这个文人气节后，历代君王对待异已知识分子便有了三种挫辱灭杀的方法，即既辱且杀、辱而不杀,不辱而迫其自杀。
　　 如何“辱”？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指出了下面这些辱法：轻者辱其祖先、重者辱其本人：包括辱脸面、当众用恶语中伤、罚跪、换囚服进监牢、脚镣手铐受拷打、毁肌肤、剃光头、戴枷锁、截断肢体、割睾丸。吾生也晚，没有见过汉朝时的那些不幸知识分子受辱的情形，但我却目睹过上个世纪的“反右派运动”和“文化革命”中知识分子受迫害的情景。那些斗争的手段、方法比起上述那几种来绝不逊色。
　　 古书上说“刑不上大夫”，绝不是说知识分子触怒了君王、犯了王法享有豁免权，而是说，知识分子们应当自重自爱，与其让专政机关拿去受刑坐监，还不如横下心来在受刑前自命黄泉，这样还保持了自已的节操。统治者还会褒扬他们的芳名。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不辱而迫其自杀吧。
　　 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是否都接受了“士可杀不可辱”这个信条了呢？我认为不是这样。司马迁受腐刑这个个案就是众人很熟悉且很能说明问题的。当年司马迁就因为替降将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汉武帝一怒之下就将其下狱，并割除了睾丸，使司马迁在人格和身心上受到极残酷的摧残。当时也有一个给出路的政策，待司马迁刑伤养好之后，汉武帝还给他重新安排了工作，去当一个名为“中书令”的宦官，内部监督使用。此后司马迁就永远成了“无所比数”的刑余之人，这种人在社会上永远抬不起头来，其处境大致和上个世纪那些开除留用的右派分子差不多。
　　 按照“士可杀不可辱”这一说法，司马迁早就应该自尽了，但他顽强地活了下来。司马迁解释说，他能“隐忍苟活，出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是因为“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就是说，他追求的理想、事业还没有实现、完成，这是比人格尊严更重要的东西，这也是他个人生命价值的载体。为了理想的实现，不管在怎样的困境下也要忍辱负重地活下去。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如鸿毛。对他来说，如为避辱而死，则不如一毛。理想是比人格尊严更重要的东西，理想的实现，才是人格的树立以及个体生命消失之后其人格在历史长河中的定位。
　　 这样“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成了掷地有声的千古名言。人们可以对它赋与不同的内容。慢慢地在“重于泰山”这句话中就注入了身世、国家、江山、同人生哲理的多种情愫。有了这种思想的支持，便有了不少人为了追求“重于泰山”，在经过了一番生命的沧肌浃骨和灵魂的革命之后，义无反顾地抛弃了自已的生命，在他们的血肉之躯上开放出了一朵朵殷红的庄严之花，折射起一层层绚烂神穆的光环。
　　 从此，华夏的历史上升腾起几多惊天地、泣鬼神、倾倒山河的气贯长虹，记载了几多为拯救人民于苦难而不惜自我牺牲、为坚持正义和理想而勇于献身的凛然气节。同时也使祖国的文化避免了多少缺失。设若历史上那些有不幸遭遇的文化人都自杀了，今天我们便会读不到《离骚》《周易》《兵法》《史记》等千秋不朽的宏著，假定老舍先生不在“文化革命”中过早地离开我们，还会写出更多的文学精品来繁荣社会主义文学，《正红旗下》也能完篇而不至于广陵散绝！也正因为中国特别是近代知识分子大多数没有接受“士可杀不可辱”这一错误的号召，才会有季羡林、费孝通、章乃器、胡风、聂绀弩等文化精英幸存下来。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司马迁“重于泰山”的主张比较起“士可杀不可辱”来，内涵不知深了多少。人们崇尚后者摒弃前者是对生命价值认识的一大进步。而“士可杀不可辱”这一捍卫尊严的说法又是何其迂腐。即使把它作为一个命题来讨论，也觉得它狭碍和偏执。
　　 士在中国古代是一个高出草根百姓的阶层，他们把自已的尊严凸显出来，似乎大多数小老百姓就没有人格了。其实，任何弱小的人都是有尊严的并不可轻视的。我曾在媒体上看到过这样一则报道：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河南某地有一贫困村，村中有不少赤贫型的光棍。“文化革命”中有个光棍因被诬窥视了茅厕中正在方便的一女红卫兵，而横遭批判。红卫兵头头下令用“以牙还牙”的办法惩罚他，当众把从出事的那个茅坑里掏来的大便汤子灌进他的嘴里。光棍可杀不可辱，当夜这个光棍便悬梁自尽了。这事激怒了其他光棍，第二天他们抬着这个光棍的尸体游行抗议，直到被激怒了的贫下中农们把红卫兵们赶出村子。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尊严不是特权而是人权。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由于他们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只提出了他们本阶层的人格尊严问题，而不及于士以外的那些平民百姓，这不能不是中国古代文人在维护人类文明方面的一个大缺失。
　　 我们不妨回过头来品味一下司马迁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这句话读起来颇有几分对人生的了悟和对死的无所畏惧，但对大多数人读来却总有几分凄楚和无可奈何。我们邻居家的一个刚六岁的小女孩，自从目睹她的奶奶死后，死亡便在她幼小的心灵投下了一片可怕的阴影，她常很清凄地说：“妈，我也会死吗？如果我死了是不是再也见不着你们了？我不喜欢死，我讨厌死，人为什么要死呢？”可见人天生是拒绝死亡而对生又充满了难以言说的眷恋。面对着这一尴尬怎么办？于是就出现追求生命的价值的志士了。这个价值是有轻重的。这个轻重在司马迁那里被形象地称为泰山与鸿毛；而西欧有个萧伯纳则说：“人生不是一支短暂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
　　 当我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正值清明时节。十多天来天空一直飘着飒飒冷雨，又把入春以来一直明媚着的春天和刚刚爽亮起来的人的心灵泡得料峭阴寒。我似乎觉得死亡的阴影在天空飘浮着，呼唤着，盘旋着。我们公寓旁的那座小山上又响起了稀稀落落的鞭炮声。人们带着仪式化的盲目去拜谒死亡。他们给予死亡的人不是思考，而是为死亡送去“地府纸币”。
　　 我听到了这样的对话：“妈妈，我们为死去的那些人烧去了二十亿人民币，如果死人不会用钱，地府不早就通货膨胀，或经济危机了？”
　　 “谁知道死人会不会用钱？”
　　 “有人还烧小汽车给死人坐。”
　　 “死人是一具灵魂，哪还要走路？他们会飞的。”
　　 “你怎么知道，只有死了，才知道死后是什么样子。”
　　 儿子说只有死了，才知道死后是什么样子，但是，死就是一种什么都不知道，死又何以能知道死呢？
　　 如果这样谈论死亡，那是没有结局的。因为我们不是哲学家，人们畏惧死亡，甚至是孩子。于是人们逃避死亡或超越死亡，这是一个实事。
　　 然而正是死亡的召唤，才使活着的生命变得有意义。但是，死亡又是令人绝望的，黑森森的，亮闪闪的。
　　 究竟谁来赋予死亡以意义呢？
　　 究竟谁来赋予生命以意义呢？
　　 我以为人的生命本来就是没有意义的，无论是生和死。只不过人们自已或社会有意地为人们确立了一个意义目标而已。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最早提出死亡意义的人大概是孟子。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义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后来又有“杀身成仁”的说法。几千年来，人们把这些话视为圭臬，然而这一命题却缺乏科学论证和逻辑推理，“义”、“仁”究竟是什么，恐怕连孟子自已也说不清。“义”不过是一个徒具外壳的空洞之物。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由当事人去感知取舍（如史记中记载的那些颇重信义的剌客在今天看来不过是做了权势者复仇的工具）。孟子的这些话充其量不过是一段有文气、有语言美的感悟式思维的言说罢了。我以为在不和谐的社会里，更大一点说，在不和谐的人类中，对生命意义或死亡价值的判断是没有一个普遍认同的标准的。从个人来说，由于身份、学识、地位的差异，常是对其有见仁见智之分、价值取向之别。更何况不同的利益集团、政治派别有不同的见解，这就使他们的这种标准相互逆悖乘侮。
　　 文革的后期我还留在学校里，那时正在搞阶级清查。我们学校的一位资深的老领导被指诬为什么“分子”，剃了阴阳头多次被拉出去挂黑牌、戴高帽子接受批斗，这位领导也许是年轻时把“士可杀不可辱”这句话曾作为“老三篇”来读，觉得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了，便愤然自裁。这事使我和不少人为之震撼，但那些所谓的“革命左派”却毫无怜悯恻隐之心，事后还贴出“XXX畏罪自杀，死有余辜，死了比一条狗都不如！”的巨幅标语。并且宣布将其永远开除出党。此公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被恢复党籍，谥为“高风亮节重于泰山”而正了名分。这两种评价真有天渊之别！假若毛主席万寿无疆，那么按照他老人家“七、八年又来一次”扫除牛鬼蛇神，此公的毁誉真会轮回在七、八年河东七、八年河西之中，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没完没了地上下巅簸，永远也无法尘埃落定。
　　 我们再看历史上那些农民革命战争所带来的成果，不过是一个封建王朝代替了另一个封建王朝，一个无法无天的独裁者取代了另一个无法无天的独裁者，它们充其量不过是权力的更迭和转移。如果没有制度的进步，没有更大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如果不能从制度上保障思想舆论的多元化并对各种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衡，那么这种所谓的农民革命战争便没有丝毫的进步意义可言。对于那些在铁与血的搏斗中死亡的纳粮交赋的百姓子弟，我们又能说谁是泰山谁是鸿毛？除了喟叹“一将成名万骨枯”的诗句我们又还能发出多少议论？历史的逻辑恐怕都是这样：胜者为王败者寇。历史是由赢家来写的。其实赢家的话通常是一种霸权语言。在他们那里，他们的所谓“义”、所谓“泰山”不过是一贴了品牌标签的墓穴而已。他们说“重于泰山”不仅是对死者的称颂，还是对活人的希望；他们说轻于鸿毛，不仅是对死者的诅咒，而且是对活人的警告。
　　 在外国的文化中也有这样一种对死的追求和歌颂。
　　 欧洲十七世纪有个著名诗人裴多菲就写过这样的诗句：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欧人不知为什么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比炎黄子孙快了几拍，在他们眼中，自由是最高端的人格尊严，简直就是人生价值的体现，如果失去了自由，那么还要这个躯壳干什么？因而自由、民主这些现代社会的政治要素成了他们认同性极大的生命生活需求。所以在马克思的论著《共产党宣言》中，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条件”。恩格斯重申了这句话，如果要问社会主义新纪元区别于旧社会的基本思想，除此之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也把人类的自由发展作为人类理想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终极标志。而中共经过三十多的的改革开放，终于拨正了中国这条大船一度偏离的航向，渐渐驶离阶级斗争为纲、造反有理等理念所造成的混乱迷茫的危险漩涡，自由被认定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也许裴多菲等人并没有读过司马迁的书，但可以认定他们是将为自由民主而献身看得是比阿尔卑斯山还要更有份量一些。裴多菲是为一个社会的制度而前仆后继的诗人勇士，他的境界比司马迁的“君子疾没世而不称”要宏阔很多。
　　 我还联想到当今恐怖分子以及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常使用的“人肉炸弹”，那些人那样无所畏惧于死亡而将父母交给自已的血肉之躯轻率地付之一掷，可以肯定的说，是他们的所谓领袖、政党组织所进行的对这类死亡意义的极端“光荣”和极端有“重量”的教育和利诱、驱迫的恶劣成果。这种教育，通常被称为“洗脑”，以达到“存天理，灭人欲（人的恋生怕死）”的目的。我还可以肯定，那些进行这种极端教育的人，他们也早已不是正常的人类，是一些像萨达姆、希特勒、东条英机这样视生命为草芥的心理变态的政治狂人。他们通常要别人去牺牲，而自已却躲藏在十分坚固的地下室里。
　　 一九三三年，独夫蒋介石为了剿灭红军，在庐山举办了军官训练团，这个所谓的军官训练团，实际是为了对他的学员们进行洗脑——换灵魂。蒋介石在阐述他的所谓信仰时说，信仰“就是首先要有坚定的信仰和一种革命主义”，“对最高统帅应该有绝对的信仰和绝对服从。”并鼓吹军人的革命精神就是“礼、义、廉、耻”，革命军人最大的乐事就是“不杀身便成仁”。为了让国民党官兵为“最高统帅”去卖命，而又不对死亡产生畏惧，他甚至自欺欺人地编了一套鬼话：“当我们受伤或快要死的时候，只要把头抬起来，两只眼睛看着国旗和军旗正高高举在我们头上，临风飘扬在我们眼中，我们就可以安心瞑目，安然辞世，因为有了永远继续的生命”。（转引至《文史精华》2007年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