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开往广州的N605次列车即将发车的时候，9号车厢跌跌撞撞地上来一位老太太，她佝偻着身子，用竹扃担扛着一只沉重的大编织袋，气喘吁吁地从过道那头寻着号码一路挤过来，在我对面的座位旁停住了，她身后跟着一个小伙子，也扛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沉重的大编织袋。他们的出现，把本已拥挤不堪的过道堵得透不过气来，引起一阵责怪之声。
　　 老太太放下袋子，用手捋了捋灰白的头发，顾不得喘一口气，就用有些虚弱颤抖的声音一迭连声地对那个小伙子说：“哎呀，谢谢您，搭帮您！要不是您帮我提这包东西，我恐怕赶不上车了。哎呀，好人有好报。祝愿您多子多福，大富大贵！”
　　 小伙子只笑了笑，帮老人将两个大包裹放到行李架上，然后不声不响地走到车厢联接处，他显然是买的站票。
　　 老太太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了，她一面解开上衣的衣襟，用手拍打着扇着风，一面还在唠唠叨叨地说：“哎呀，世上还是好人多。今天硬是搭帮这个小伙子，他好人会有好报，今年要生个胖儿子！”
　　 旁边的旅客并没理会她，个个都木然地望着车窗外缓慢退去的景物。
　　 老太太不停地扇动衣襟，嘴里还在重复着对小伙子的感激的话。
　　 我将目光从窗外收回来，好奇地打量起对面这位喋喋不休的旅伴。她面容消瘦，看上去该有七十多岁的年纪；脸上那些纵横交织的皱纹濡满了汗水，像原野上泛滥的河流闪着白亮的光；一头灰色的头发因为赶路而有些凌乱，青紫的嘴唇微微向内沓陷着，还在大口地喘着粗气。
　　 见我在注意她，老太太脸上的皱纹立马抖动了一下，堆起和霭的笑容对我说：“您也是到广州去吧。”
　　 我轻轻地点了点头。
　　 老太太开始与身边的人搭讪，尽管别人并不怎么答理她，但她还是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一会儿似乎带着几分气恼地埋怨着在广州做生意的女儿，说女儿最近开了一间牌馆，一个电话打回家要母亲给她买两佰副字牌送到广州去，还要她顺便把小外孙接回老家来照管，一点不体贴父母；一会儿说她的儿媳妇如何不孝顺公婆，为了得到老人身边的三万块钱，天天找他们吵，骂老人留着那些钱去买棺材板。从她的话语中，我得知老太太姓罗，今年刚满六十，在家中除了种地，还摆地摊做点小本生意；比她年长十岁的老伴则在离家不远的一座小砖厂做苦工。
　　 坐在我旁边的一位胖女人听了老太太的叙说，接言说道：“您俩老这样发狠做事，一定也挣了不少的钱吧，自己用得多少呢，拿点钱给儿女用有什么关系呵。”
　　 老太太看了胖女人一眼，情绪一下变得激动起来，忿忿地说：“你说得倒好，是没什么关系，可是他们结婚，生孩子，做生意，哪样不是用我的钱呵，我的钱都让他们挤光了。去年老头子生病，我向他们借几千块钱给父亲交住院费，鬼哟，他们一分钱也没拿出来，还说我们故意给他们添麻烦。唉，养崽养女有什么用！”我从心里感到可笑：她刚才还在祝愿那个给她提东西的小伙子多子多福哩，多子必会多福吗？
　　 老太太的话让周围的空气变得有些凝重，人们不再说话。我又默默地把目光移向窗外，心里像堵了一团湿棉絮，闷得发慌。
　　 车到韶关站已是中午，旅客们开始用午餐，有的吃自己带的方便面、水果等食品，有的从车窗探出身子买车站小贩提供的韶关煲子饭，气氛重新活跃起来。
　　 老太太坐在靠窗的座位上没有动弹，她的目光却在小贩的推车上停了很久，一副犹豫不定的样子。列车开动的时候，她低下头，费力地从座位底下拉出一个布包，摸索了一阵，掏出一大把红薯干。她把红薯干放在小几上，哂着残缺不全的黄牙对身边的人说：“你们尝尝乡下的土东西吧，这是我自己做的，去年的红薯长得可好了。”红薯干是用米汤浆过的，光亮素洁，上面还粘了些芝蔴，一看就知道这是出自一双勤劳、能干的手。我毫不客气地拿起一块咬了一口，这柔软而清爽的红薯干，散发出一种甜香的气味。
　　 因为晚点，列车经过近八个小时的行驶，在傍晚时分抵达广州站。我收拾行李准备下车，看到老太太满脸愁云的神情，便问道：“您女儿会来车站接您吗？”
　　 老太太摇着头说：“她说忙，来不了，要我自己坐公交车过去。”她的女儿在增城，离广州市区还有六、七十里，要转两次公交车才能到达。
　　 那位帮老太太上车的小伙子早已在郴州下了车。此刻，老太太佝偻着身子，用竹扁担挑着两只装着字牌和食物的沉重的编织袋，背上还背着一个大布包，一步一颤地向车门走去……
　　 望着老人渐渐淹没在人群里的背影，我一边走一边默默地想着：这位老太太和她的老伴无疑是疼爱自己的儿女的。但是，在他们忍辱负重的过程中，是不是包含着过多的盲目性甚至麻木的溺爱成份呢？或许父母对于儿女们的爱，原本就存着一些盲目性？
　　 然而，作为儿女，当看到自己的父母是这样为他们忍受着不应有的重压，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这样想着，不知不觉来到站前广场。阴沉的天空下起了不大不小的雨来，人车嘈杂的马路上湿沥沥的。
　　 一阵风吹过，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2009-3-18于广州新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