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女人，我不支持东莞因为香艳而拉跑的GDP，也无力为东莞响亮的“性都”正名呐喊。
　　 但我想说，东莞，性，不是一切。如同我的家乡是核桃之都，但不全是核桃一样。
　　 我在东莞两年，算是亲历，我想告诉大家，东莞有密集的星级酒店，但更多的是工厂；东莞有云集的风情佳丽，但更多的是纯朴打工妹；东莞有性服务业，但更多的是工厂生产线。
　　 我离开深圳两年了，先生仍在深圳坚守，他们在东莞有多家客户，他一周要几去东莞，我之所以对他那么放心，一则是对他人品的信任，二则是东莞并不是传说中的纯粹的纸醉金迷。比如中国近几年每个城市的政府大楼都建得高端大气，政府大楼不远处就有小商贩，甚至乞丐，他们近在咫尺间，却相隔千万里。
　　 我和先生在深圳多年，我们游走了深圳周边的大多景区，不料老人和孩子最爱的，竟是东莞的松山湖，因为它视野广阔，也因为它自然的湖光山色。
　　 MadeinChina!中国改变了世界，实际上是MadeinDongguan!东莞改变了中国。
　　 近几年，有号称中国可乐的加多宝，它的产地就是东莞，多年前，在深圳的超市买了徐福记的糖果，当礼品带回来发给商洛的亲友，没想到在本的超市也有卖。而我的一个工友，曾经就是东莞徐福记的员工。我们穿的衣服，有的可能批发来自东莞虎门的批发市场。厚街的鞋子、大朗的毛衫、清溪的电脑……，东莞早已形成一镇一品，这而一品，已植入我们的平凡生活。
　　 1999年，我在东莞樟木头一家上千人的印刷公司做会计，老板是香港人，IT界的精英，他的管理完全系统化，包括人员和财物。在那里，员工早已享受了公司局域网带来的便捷，人事公告、外来传真、同事之间信息往来，大家习惯通过网络交流。
　　 晚上十点，写字楼里的灯光亮如白昼，有十多个来自香港的经理和主管，他们还在加班，处理文案、开会、研究设计方案，下班后去工业区的小饭店宵夜，等上菜的间隙，大家谈的还是工作，订单、交期以及公司的人和事。
　　 因为上层多是讲粤语，大家以会讲粤语为时尚，年长的香港师傅普通话讲得别扭，很多同地人不会讲粤语，但大家彼此都能听个十有八九，有时候开会，不是一国两制，而是一会两语，这是我最早感受的语言文化的包容。
　　 公司职员工按职务分为六个级别，一级最低，是刚入厂不久的一线生产工人，六级最高，为经理。我进厂不久，三级，胸牌为黄色，我的奋斗目标是一年后晋升到四级，胸牌换成蓝色，据说从三级到四级，一般成长期是两年，也有个别特优秀的半年就换了牌的。
　　 一级和二级是金字塔底，人数最多，吃饭是分三批去大饭堂，一日三餐，两顿主餐菜是一荤两素，一人一份，饭尽饱吃。三级和四级是金字塔腰，总人数约两百人，吃饭是去小饭堂，一日三餐，两顿主餐菜是两荤两素，一人一份，饭尽饱吃。五六级总共不到二十个人，龙虾、斑鱼、咖啡、面包、进口水果等全部任吃任饮，享受这样待遇的除了香港高层，大陆的经理只有三四个，一般人只能望其项背。后来看李开复写的《世界因你不同》，知道谷歌的伙食和员工福利特好，知道这世界真有免费的，而且还是特棒的一日三餐，但那只提供给极其优秀的人才。
　　 我所在的财务部共有五个人，经理来自广东梅州，叫黄兰华，人长得很漂亮，也有能干，在公司有极高的威信，大家见了都称她华姐，有新来的叫她黄姐，她就夸张地笑着纠正，不能叫黄姐，否则就成黄脸婆了。主管是来自广西的阿秋，是我们财务部的唯一男性，我每次都叫成了阿球，二十七八岁的样子，长得不帅，每有写字楼其他部门的小姑娘来，羡慕我们财务部有独立的空间，他就调侃，做我女朋友就不用羡慕了。其余我们三名女性，算小兵。我初来乍到，每次搬资料，跑腿的活计经理都让我干，有次经理安排我和另阿娟去仓库搬单据，我悄悄问：为什么搬资料这样的活经理不让主管干，他跑一趟就行了，我们就得跑几回？那同事骂我“七线！”（神经病），说一则男同事是主管，二则咱们财务部就他一个宝贝男生，如果苦力活全让他干，把他吓跑了我们岂不全成了娘子军？我嘟囔：全是女性有啥不好？
　　 我常常觉得绿叶把红花衬得美艳，不料有一天我们繁花了衬绿叶。
　　 有一天华姐带我和阿秋去仓库，找仓库经理协商盘点事宜，仓库经理以进出货都很忙，不可能停下手头的工作陪我们盘点，两个人用白话大声争吵，我只能听个大概，看到他们两个都很生气的样子，仓库对我们咆哮：你们只会坐写字楼！这仓库不是你呆的地方！我问阿秋，平时大家都对华姐尊敬有加，为什么仓库经理敢这样说话，阿秋告诉我，人家本来很忙，我们要去盘点，的确影响了别人的工作，给他们增加了很多工作量，但对仓库的自盘，没有财务的监督老板又不放心。
　　 华姐找来香港的总监协调，总监说既然老板要求我们两个部门盘点，我们就只能合力把工作完成，他要求大家利用晚上时间加班，因为晚上进出货最少。一次他看我们点数，他说你要这样做，说完他跪在地上，把货架上的东西全部拿出来，五五一点，又摆回去，他的动作极快，放回的货物也摆放得很整齐，看到开叉车的司机慢吞吞的，他说我来吧，一大堆货，他三下五除二就摆放整齐了。一向自信的华姐对他赞不绝口，要我们向他学习。他说在香港不这样干活，就会没饭吃。
　　 望着眼前这个三十出头，身穿T恤衫，下着牛仔裤，白波鞋，典型的香港人小伙，我脑海里冒出了两个字：“敬业！”第一次，我对香港人由羡慕他们的金钱到崇拜他们的工作精神，也许敬业两个字已刻入香港职员的骨髓，而他们又把这种精神带到了大陆，传递给我们。
　　 写字楼的几十个姑娘，她们并不是老板种在花园里供客户观赏的花朵，有人的地方就有竞争，她们不仅要干好本职工作，保住已有的饭碗，还得想着晋升，有很多人挤时间充电，电脑、自考、外语等等。我最欣赏的一个湖南妹，叫冯玲玲，人长得极漂亮，又爱打扮，可惜上班时间必须穿制服，她就在头发、衬衣、裤子和鞋子上下功夫，给人的感觉是满园秀色关不住，惹得写字楼那些帅小伙常有事没事围着她转，起初我以为她只是个花瓶，后来才知人家是我们写字楼最勤奋的一个，家里很有钱，她尽量不加班，业余时间都在学习，最后上了人民大学的EMBA。
　　 周末，有同事邀我们去她家喝汤，由于广东人每饭必汤，且汤的内容远比菜丰富，大家常以喝到美味浓汤为口福。去的次数多了，就从这家喝到那家，原来那栋楼住着的都是本公司员工，那栋房子是当地厂长家的私宅，起初我以为大家租住厂长家的房子是给他面子，后来才知住在这里不用担心查暂住证，即使在外面被抓了，厂长也能通过关系捞出来，否则别的出租屋不办暂住证，抓住了轻则罚款，重则劳教。
　　 厂长的母亲六十岁左右，常在楼上楼下转悠，今天骂这个门口的卫生没搞好，明天骂那个乱丢垃圾，大家都很怕她，日久见人心，后来知道这老太太心肠不错，知道有租客生病了，就褒一罐汤送来，看着喝了才走，她楼上楼下骂骂咧咧，是想警告那些闲散人员，这栋楼有人管理，小偷小摸不敢光顾。
　　 在广东多年，领略了吃在广东，觉得最朴实的要数东莞米粉，早餐，大家赶着上班，一碗汤米粉，纯素，几片生菜，一撮葱花，抓一把昨晚浸泡的米粉开水里烫一下，几分钟就可下筷。中午，一个人或是两个人，懒得做菜，那就炒米粉，一颗鸡蛋，几片火腿，或是瘦肉，大火猛炒三两下，倒入早上泡的米粉，三五分钟出锅，就饭菜兼有了。晚上加班回家，吃点宵夜，小吃摊，大排挡随处可见，南北小吃，各有千秋，瞅来瞅去，来碗蒸米粉吧，真正的好吃实惠，价格不贵。
　　 在素有“小香港”之称的樟木头，我见识了密集的高楼，豪华的酒店，当然还有为数众多的香港人和他们对工作的敬业精神。
　　 有一天接到一个深圳来电，说的却是商州方言，那个电话，成了我生活的转折。
　　 周末，下着雨，他CALL我，说在樟木头汽车站。第一眼，他虽然笑得灿烂，但那卷的发，因胡渣浓密而显乌黑的脸，灰的西服，灰的雨伞，一切都让我极不喜欢。第一眼，我虽然声音很甜，但湿的发，缩着脖子，黑的西服，松糕鞋，一切都不是他想要的样子。
　　 找了家东北饺子馆吃了饭，去广场散步，下雨了，一起去名典喝咖啡。不知道，我总是喜欢去西餐厅吃饭，总是喜欢喝咖啡，是否因为第一次与他相约？
　　 2000年，我离开樟木头去清溪一家台资公司上班，在这家公司，我第一次知道，小孩子坐汽车应该有专用座椅，我们习惯的大人怀抱，在意外来临时却并不安全，但这样的意识，在我们中国还没普及，于是那个公司生产的婴儿座椅只用来出口。
　　 在清溪，那个并不繁华的小镇上，我一周六天忙着上班，工作很是平淡，周末，他来了，我们牵着手逛商场，看电影，在广场晒太阳。那时我的工资很低，但我感到很快乐。
　　 2001年，我俩结婚了，在清溪那间出租屋里，他娶走了我，因为怀孕我离开了清溪那家台资公司，投奔有他的，也是我到深圳的第一站和最后一站，亲爱的龙华。
　　 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他人怎样的痛恨和敌视东莞，我都有理由热爱它，因为在东莞，我认识了我的先生，那个自称象荷西一样有着浓密大胡子的男人。在东莞，他让我成了一个母亲，两个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他们都与东莞相关。东莞，留有我的青春，东莞，记录着我们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