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自幼对国内那些诸如文革打击等非民主现象深恶痛绝，对亲历的体制内的种种弊端感触良多，这些对他的文章观点影响较深。为了探求西方民主，他放弃国家机关公职，走出国门工作生活和考察。我读过他的《家国天下》和《黑眼睛看世界——一个民主小贩眼里的世界》。
　　 在著作中，杨恒均对北洋民国最终没有走入民主模式的原因，归于孙中山对袁世凯相煎太急，导致了袁氏破坏民主宪政和最终复辟。他对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中国最终选择苏俄革命的道路评价也有失偏颇。他以“民主小贩”自许，比较过分夸大西方民主的作用，对东欧解体，全盘西化后国家分裂、民族争斗，数十上百万人无辜惨死，千百万人流离失所的代价，和20多年后国家经济仍未恢复到解体前的状态，国有资产悉归于前政府官员，政治经济受制于欧盟的现实不置一词。
　　 人们看到，迄今没有一个全盘西化的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却落入了西方民主的陷阱。而在俄国，普京适时停止了多年来移植西方模式的做法，采取适合国情的政治集权，政府主导行政资源，利用国际能源上涨的机会迅速恢复经济。因此，各国都要走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虽然杨恒均也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主张和有价值的建议，但是他对于在中国实现民主的构想经不起推敲。
　　 薛涌在国内生活30余年，又在国外讲学16年，对国内外社会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思考，他的观点具有理论和视野的高度。我近来读了他的《坏民主——薛涌美国社会观察笔记》、《薛涌看中国——一个公民的社会观察笔记》、《仇富——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北大批判——中国高等教育有病》。
　　 薛涌在著作中对西方民主的弊端做了比较充分的披露，也积极介绍了中国根据自身国情值得向西方借鉴的经验。他揭露指出，主流经济学家主张的放任富人更富的市场经济并不能带动穷人致富，而是形成大鱼吃小鱼式的兼并和垄断，根本原因在于资本贪婪扩张的本性，需要政府发挥积极和间接的调控作用。提出了改变用人口红利来堆积GDP上升的低级发展模式，以提高工人工资和教育水平，提高劳动力价格，来促使企业减少对低素质劳动力的依赖，转而发展科技创新，加强国际竞争能力，实现国家整体的经济良性可持续发展。
　　 薛涌以穷人的代言人自任，与国内崇拜财富的学者展开论战。观点是由于官学商对普通大众利益的忽视严重，穷人仇富基本合理。但是仇富并未形成气候，因为穷人不掌握资源，根本没有仇富的能力。他认为正是民国时期精英们腐败和忽视劳苦大众的利益，给了毛泽东领导农民革命的机遇，毛参照苏俄的方式把中国从殖民地的边缘解救出来。而目前经济起步是建立平民权力的最佳时机，等富人垄断形成并制订规则后，改革就几乎不可能了。他论述的特点是运用大量、详实和恰如其分的论据、数据来支持观点，力求无懈可击，时时处处讲理而不妄下断言。文风犀利，直指要害，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薛涌作为美国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是相当精深的，但是他提出了不读中文的观点，理由是：中文不是没有营养，而是营养严重不全，长时间的读会营养不良。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的学术水平很低。国内一些权威级学者发表的著述通常无人质疑，更无人超越，只有一片赞声。缺少争论，缺乏竞争的氛围怎能提高整体学术水平？所以要多读英文著述，看看人家是怎么在竞争中不断纠偏和发展的。他的提法有点偏激，但值得思考。
　　 薛涌的另一个观点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启蒙主义”意识根深蒂固，他们认为垄断了知识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从而掌握了真理，代表了社会良心，应该获得教化的权力来指导社会，启迪蒙昧的国民，进而剥夺了国民的话语权，为他们的命运做主。比如，鲁迅看到精神麻木的国人就自作主张，认为这样的人的肉体不值得救治，放弃了医学生的职责。
　　 当然，薛涌的批判是针对那些把民众言论斥为“非理性”的主流经济学家，和封杀不同意见的媒体以及有道德优越感的精英们。但是他举鲁迅为例是不恰当的。鲁迅之所以目睹麻木、奴性的国民而弃医从文，是省悟到警醒他们的灵魂于国于民更加迫切，而在彼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下，平民没有话语能力，的确要有先驱者站出来说话，打破万马齐喑的局面。这不正与薛涌现在所做的所谓“群众意见领袖”大致相同吗？他凭什么指责别人？
　　 本着“尽信书不如无书”，求知务要质疑的信条，写下如上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