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字的用笔记，不识字的用心记。这是我小时候听老人们说的一句老话。还真是这样。我舅妈是个小脚老太太，她一个字不识，记忆力相当好。提起什么事儿我得去翻我的小本子，她张嘴就来，不带错的。她老说我，‘写什么写？这么点儿小孩儿就不用脑袋记，脑袋都生锈了。’
　　 我喜欢写东西的习惯是在小学时养成的。那时我最怕上作文课。无论我怎么努力，怎么绞尽脑汁搜肠刮肚，也只能得八十分，不像算数课，我是带听不听也能得一百分。总也排不上第一。所以我把老师的话当成座右铭：要想作文写得好，必须天天写日记。那时只会记些当天发生的琐事和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故事,还有老师说的有意思的话，如“纸里包不住火，雪里埋不住死孩子”之类。写日记果然有成效。六年级时的两篇作文得了九十八分。一篇是《记一次劳动》是写的自己拾粪的经过，得了九十八分，由于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所以我很得意。另一篇是《我的妈妈》，交上去之后心里有些忐忑，这里除了妈妈腿上被狗咬的伤疤，其余全是仿照孙敬修老师的故事写的，虽然不懂抄袭二字，但也觉得不光彩。心里别扭了好久。老师把这两篇作文作为范文登在学校的黑板报上了。
　　 上初中后，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到处揪斗批判，这个是修正主义，那个是资本主义，我最崇拜的孙敬修老师，也被说成是封资修，大概是和他的名字里有个修字有关吧。有些人的日记被说成是污蔑社会主义的变天帐，写日记的人被批斗。吓得我急忙把日记烧掉了，一边烧一边使劲用心记着我喜欢的日记。可是写日记的习惯没有改变，想写了就在心里写，虽然识字。可惜如今只能记得很少的一部分支离破碎的东西。不然现在拿来看看一定很有趣。
　　 上班后，有些工作的事怕忘了开始记工作日记，同时有谁说的有趣的话也记下来，比如“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爷回家卖豆腐”“当面说好话的人不一定是好人”之类。一天开会时领导讲了‘只有认识了必然才能获得自由’的长篇大论，我记得很潦草，回办公室重新整理时一个上级问我，“你像个特务似的记什么呢？”我拿给他看，他对别人说，“以后说话得注意了，有人做记录了。”虽然是句玩笑话，但还是弄得我很尴尬，也不敢再记了。
　　 文革结束后，因怕有第二次文革，写的日记主要是记一些孩子和单位的趣事，比如，有个老师的孩子指着太阳说，“这个大灯真烦人，那么热。‘’但是很多东西还是用心记。
　　 下岗以后我出来打工。看到外面的大千世界，我知道文革不会再有第二次了，于是开始搜肠刮肚，绞尽脑汁地把那些支离破碎的东西进行抢救式的整理，想起什么记什么，随手拿起什么，本啊，纸啊，甚至是报纸的边儿，广告的空白处，都成了我的记录工具，后来是手机上网的空间日记。可惜大脑迟钝，思维混乱，可惜了那些大脑日记。
　　 现在好了，现在还得加上一句，会电脑的用电脑记。我是用手机记。想起什么，拿出手机，点开空间，记上几笔。
　　 哈哈，写日记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