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起床号吹过后，文工队的同志们，没像往常集合跑操，而是男女队员分别各自帮助给调走的战友们打背包。这是昨天晚上开会统一布置的，同时还确定，调走的同志们，吃过早饭就登程，集体排队欢送，个人不单独送行，革命阵营里不能有亲有疏。
　　 10多天前，军区领导即根据当前战争紧急情况——内战全面爆发，蒋介石要重点进攻山东，周围战事不断，做出了暂时撤销文工队的决定。其人员除留队长等极少几个同志在军区政治部工作外，其余20余人，皆分配到所辖的三个团去，由团里自行安排。对于留下谁，谁到哪个团去，都是经过文工队和政治部的领导根据每个同志的具体情况研究确定的，但暂时不向大家宣布。
　　 这些天，他们以短训班的形式，组织政治、时事学习，整顿军纪，结合人员调动等实际进行座谈和讨论；党内也专门开会，重点强调党员的骨干、带头作用，对几个党员培养对象，经审查考核，全都吸收并举行了入党仪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进一步提高大家的政治思想觉悟和独立工作能力，增强革命和组织观念，适应形势的需要，同时保证人员“走者愉快，留者安心”。直到最后一天，也就是昨天下午，才由政治部的同志来正式宣布了人员去向名单，还当面征求了意见，谁有特殊情况可以提出来。结果，大家一致表示服从命令，听从调动。晚饭领导安排由伙房专门做的大肥猪肉熬粉皮，一人一大碗，大家集体会餐，也是饯行。晚上又开会，由政治部给开出了介绍信，还指定了三名同志分别带队，具体布置了何时启程和怎样欢送等事宜。
　　 名为省军区的机关，这时却是住在鲁中某山区一带的几个村庄里，省会等城市是被国民党占据着。文工队是和后勤部同住在一个村子里。
　　 早饭后，全队的人员，集合到操场，亦即老百姓的场园里，调走的同志一身黄色军装，全都武装整齐地身背背包，分别按照各自去向排成了三个单行队，留下的同志也排成队。队长只讲了这么几句话：“亲爱的同志们、战友们，今天我们分别了，这是革命的需要，也是战争的需要，但我们相信，今后还会在一起，我祝大家一路顺利，及早到达新的岗位。”他说完，眼里含着眼泪。大家像统一领喊的那样，举手齐声高喊：“我们还会在一起！”“我们还会在一起！”但是这声音明显地哽咽，不少人、特别是女同志在擦眼睛。队长接着喊口令：“立正！准备出发！”他带领留下来的同志，按先后次序一一握手后，举手目送三队人员步行上路，大家招手，摆手，再摆手，再招手，直到远去看不见了……
　　 在这相别的瞬间，特别是在握手的刹那，出现了一些微小的情节：有的手握得特别紧，且一再摇动，不肯放开；有的互相传递了纸条或小礼物；还有的面对面相视激动却无语，这些多是发生在男女队员之间。大家看得见，领导也看得见，对此现象之缘由，皆都心知肚明。不过这里边多数的还是属于男女之间正常的、最多超出点正常范围的感情，只有那么几对，正在或已发展成为“暗恋”关系。但大势所趋，他们自己也很清楚，只能是这样地处境和结果，不允许有、他们自己也丝毫没有怨言，相反地还要努力克制情绪，做出愉快服从的姿态来。因为都是革命者，革命者就应该是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革命利益。
　　 具体一点说，共产党的军队，也包括地方的武装和各级政权，从红军到抗日战争期间，除了最高级的个别首长有妻子相随，也是由于夫妻两人早已结婚，又同时参加革命，但因条件关系，难得天天生活在一起，只能有时有机会才短暂相处，有了孩子便委托驻地的乡亲们给抚养，把革命工作和战争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有的虽在家时就已结婚，妻子仍在家乡，长年甚至从未再相见和相处过。即使到了现在，即解放战争时期，情况和环境条件好些了，但这方面也无大的改变。就说军队师级以上、地方专区以上的领导干部，夫妻能相处一起的，也只有极少数，这级别以下的就可想而知了。
　　 也不知是上边有规定，还是形势所迫，在革命阵营里早已形成了这样的规矩：不论是在军队和地方的，一律不准在外面——所在部队或单位结婚，也不准带家属、设家庭，有条件的，主要指离家较近，家里早已筹备好了，还不影响工作，经批准可以回家结婚，期限不过3、5天，但妻子不准跟随。事实上不规定也必须这样做，是紧张的战争形势不允许。所以不用领导和上边讲，大家都理解，而且都自觉地遵守，从没有人持异议或不满，有对此发牢骚的，也会立即遭到同志们的批评反驳和组织的处理。由此也就等于规定了在外面不准公开搞恋爱，因为不准结婚嘛，搞恋爱被视为影响工作，是一种错误。
　　 但是男女之间产生感情和相爱，是生理自然的现象，不是能从主观上可以预防和改变的。除非没有条件，一旦有了条件，就难以避免发生这方面的问题。当时就军队上说，只有医院和文艺团体有女同志，其余基本没有，或者有也是极个别的，地方上也是这种情况。这个文工队当然是女同志较多的了，女的大约占了五分之二，所以送别握手时出现上述那些小的情节也就不足为奇了。试想他们天天生活在一起，不论唱歌、跳舞、排练节目和演出，还都要密切配合，尽情地表现，而每个人的长相、素质、表达能力和欣赏观点各有差异，常此以来，互相之间的关系和感情也就有所不同。据说在这之前，队里曾处理过“搞恋爱”并造成不良影响的队员，一般是远调他处，有一起发生关系的，一个被开除，一个受了处分。这终究是军队的革命集体，政治思想工作坚强，纪律严明，所以说总的情况较好。即使那几对有“暗恋”关系的，最多也不过是停留在口头上，相恋在心里和暗处，从没有、也不敢考虑何时结婚的念头和打算，更未因此而影响到工作；有的甚至还构不成“恋爱”程度，只是感情偏好一些罢了。在这几对“暗恋”者当中，有这样一对男女，其情况的发展，颇具传奇色彩。
　　 男的叫林义德，这次留在了政治部，女的叫肖培玲，调至百里外的三团，两人年龄同岁，皆22岁。他俩在送别握手时，小林把一支心爱的金星钢笔送给了小肖，小肖给了小林一张折叠的纸条，里面夹有一小缕红头绳。纸条上写的是：“亲爱的德：我们誓结革命伴侣的决心永不变，我等你。盼早日胜利、解放。小百灵。”那红头绳，小林一眼便熟知：那是前段他俩演《白毛女》歌剧时喜儿扎的红头绳，演完戏后，小肖还真的扎在自己的头发把儿上过呢！其中含义其实很天真与单纯，不就是表示两人在戏中曾演过大春和喜儿，也就是等于喜儿把爹爹给扯的二尺红头绳，送给了她爱上、并互相相爱的大春，以示两人的亲密关系，同时预兆为戏外成为真正伴侣的愿望，故而视为有意义的纪念品吗？当然也是那张纸条美丽的艺术衬托，纸条上写的才是心意的实质呢！
　　 小林和小肖对这次离别，虽然心里难过，显然受到打击和刺激，着实舍不得离开，但能承受得了，这是因为他们早有预料，早有了思想准备。两人曾经认定，即使文工队不撤销，也一定会被调离开，不是他走，就是她离开。因为他俩的关系表现得太突出了，尽管竭力控制感情，平时注意言语行动，免得太露骨，但还是被战友们及至领导看出来了，一致舆论他二人不管是不是缘分，却是“自然的连理”，早晚要结合，外力是难以割舍断的，因而也就必须调离开。
　　 人们之所以这样舆论他俩，也是有根据的。例如：文工队从建立4年来，其中3年是宣传抗日的，日本投降后，也没离开鼓动民众投入革命的主题和方向。队里排演了那么多的文艺节目和剧目，包括较出名的《松花江上》、《黄河大合唱》以及《小二黑结婚》、《三世仇》和《白毛女》等，林义德是导演兼主演且不说，主角基本上都是由他俩来担任，甚至一些民间和小的节目，离了他俩都显逊色。其原因也很清楚，在队里他俩文化偏高些，相貌牌子也出众，来队时间早，算是“老队员”，有实践，有造诣，更有文艺天分。人们常说，剧中的夫妻，往往被演员演几次就“弄假成真”，这说法有一定的道理，若成立的话，那么小林和小肖真可算作明证了。比如剧中的小芹和小二黑是他俩扮演的，大春和喜儿、还有几出“夫妻”和“兄妹”的戏，也都是他俩扮演的，而且都反映他俩演的逼真、出色，把夫妻那种甜甜蜜蜜相互疼爱的感情及私下的恋情，都表达得淋漓尽致，若不是亲身体验和感情投入，只靠深入生活，怎能达到这等程度？那么，他俩离别时，小肖送给小林的红头绳，是否也是“弄假成真”的意图？但这只是一个方面，而实际上两人早就有了很深厚的感情，而且从同学时期就已产生，并奠定一定基础的了。
　　 他俩大约14、5岁时，也正是“七.七”事变的那年，日寇尚未侵入到山东，他俩同时考上了县里的一所“简易师范”，因是刚筹建第二年，各方面都不达标，故有“简易”二字。林义德家就是本县城内，家庭几代都是私塾学堂的教书先生，可算书香门第，他考师范，也是家庭欲让他继续当老师。肖培玲家是乡下几十里外的一个集镇，是普通农家人。两人在校是同一个班级，林义德是班长。也许当班长的都聪明？或因聪明才让他当班长的？没过多少时间，肖培玲就发现林义德很有才分，老师同时授的课，他显得十分轻松地就熟读和讲解自如了，在班上表现很出色，作业也经常受到表扬。这让她很佩服，加之他长的身个匀称，相貌受看，所以她从内心里愿意接触他，尽管都是以课本上的交流为媒介，可愿意接触，实际也就是喜欢他。而林义德说不上是一种什么心思，对她的到来也感到如沐春风，心情特别舒爽，有“求之不得”的感觉，所以有时故意借机多说些话，以便多处一些时间。
　　 尤其后来，学校里不断组织集会，开展抗日宣传，唱抗日歌曲，搞得非常活跃。肖培玲很喜欢唱歌，嗓子又尖，到处都能听到她的歌声，真像一只百灵鸟，“培玲”音似“百灵”，前面又有一个“肖”字，同学们也会琢磨，就把她的名字以“小百灵”取代了，时间长了，连她自己也默认了。在一次宣传活动中，她又以《五月的鲜花》一支歌的独唱，再次显露了她女高音的特长，从而被选为歌咏队的队长；林义德是班长，也是一个领头的，因而他们俩从此不再是偶而接触，而几乎是天天唱跳活动在一起。按他俩的年龄，虽不过是少男少女，还未向青年这个界限过渡，但与开始在功课上的交流相比，显然又前进和深入了一步。这时他俩中不知是谁，竟然说出了“咱天天不离开该有多好”这么一句话，可见两人的感情已达到了一定的地步。
　　 当这一期的师范学生，距离毕业还有不到一个学期的时候，日寇的铁蹄先是踏进了省会济南，并有继续入侵的趋势，学校被迫解散。当时国民党的政府都已撤走，共产党在根据地的政权组织派人来了，他们主持：对学生按其自愿，愿回家的回家，愿听从分配的，就叫参加革命工作，实行供给制和微薄的津贴，分配到鲁中南大片地区——那里是敌后根据地，也叫游击区，主要是当教师。据分析，日寇主要侵占的是大中城市和铁（公）路沿线，县城也在内，但像这些山区腹地，地面分散又辽阔，他也没有这么多的力量，估计一般不会过去，顶多对某些局部地方进行“扫荡”。而那里小学却需要许多老师，另外根据地像青救会、识字班等群众组织，还有冬学，也都开展了学文化的运动，需要教师。但派来的人虽做了不少动员性的工作，结果愿意去当教师的却不到一半，只有20余人，可能年龄小也有关系。林义德和肖佩玲两人都报名去了。据说林家一直在犹豫，原打算借躲避日寇去投奔南京的一个亲戚，可看当时日寇的疯狂，像南京这样的地方能否保住也难说，才让义德去的，而义德也早就被培玲说通了，两人非去不可，要一起去。
　　 他们这一批参加工作的学生，分配到了根据地的10数个村子，一般是一人一村一个学校，除了教小学生，教识字班等，还要参加区上和村的会议以及各种活动，生活由村里安排代为做饭或跟随农户家吃。小林、小肖二人的学校虽然相距10余里路，但他们每次开会和星期天都能见面，两人见面后尤其亲热和高兴，觉得这也应是“在一起”，尽管生活艰苦，吃住等各方面条件差，也都感到满意，所以也很安心。
　　 小林小肖两人所在的这两所学校，相对讲比其他校规模大些，指的是村子大，人口多，学生多，条件好些，在研究分配时，就考虑到了她俩的条件，才有意这样安排的。出于自身的专长和爱好，两人商量，分别在各自校里搞起了宣传队、小剧团等文艺团体，把村里的锣鼓家什、唢呐等娱乐器具搜集起来，把会拉胡琴、吹笛子、唱山歌和地方戏等的艺人也请来参加，自编自演了许多小节目，例如《小放牛》、《锯大缸》、《寄生草》等小戏以及唱歌、扭秧歌等，里面都有抗日方面的内容。大家都很积极，晚上在村里排练，逢集就到集上去演，有时区上开大会，他们甚至两村联合起来去演出，把这一带的农村給活跃起来了，更有了抗日的呼声，群众高兴、拥护，区上表扬了他们。就他两人的这些表现来说，确是把革命利益与个人利益结合起来了。两人相互展开了比赛，看谁教学教的好，宣传活动开展的好，实际上是两个人互相帮助才搞好的。比如搞的那些演出活动，小肖经常搜集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提供给小林参照编排与修改，小林也直接跑到小肖那里去现场指导。在此情况下，他俩的关系和感情随之升华，越来越亲密了。例如每次见面，各人把舍不得吃的好东西，如水果和核桃、栗子，甚至农户家打的兔子、逮的鱼虾做熟的菜也都带来一起吃，小林需要缝补和洗刷的衣服，小肖像包下来那样给他做好，他俩不论工作或生活上以及各自家中有什么事情，全都是一起商量，情绪更为高涨和乐观，没有了任何的牵挂和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