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信
　　
　　 编辑同志：
　　 读了《人民文学》1984年第四期发表的何士光的中篇小说《青砖的楼房》，觉得很难同意你们在“编者的话”中对何士光同志这篇小说的推崇。有些意见和看法提出来与你们及何士光本人商榷。
　　 何士光同志这几年颇有成就，发表过《乡场上》和《种苞谷的老人》等一些好小说（当然不是说没有瑕疵了），也发表了一些不太成熟的没什么影响的平平的作品，例如《青砖的楼房》就是。我还没读过何士光的小说集（只在《贵州日报》上读过他为自己小说集写的代序），也没读过在市场上见到的他1975年写的小说，也没读到《何士光创作论》这篇获奖文章。所以，这封信，不是对何士光全部作品的评价和研讨，只就《青砖的楼房》稍作分析。
　　
　　 第一，《青砖的楼房》有鲁迅《伤逝》的笔调和语调。“学习鲁迅还不好吗？你反对学习鲁迅？”不，不是不应该学习鲁迅的文化遗产、斗争精神、语言风格、文句章法、犀利的笔锋、渊博的知识，而是不应该用鲁迅二十年代特殊情况下文章的笔调和语调来描写八十年代火热的生活。
　　 鲁迅的《伤逝》写的是“五四”时期彷徨中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和爱情生活，笔调沉郁，语调委婉凄恻，这适合当时的知识分子阅读，也是当时腐败、沉闷的政治投射到文章中的时代色彩。文章或作品的风格，固然是作者自己人格、道德、思想、文化、艺术修养等的综合反映，但不能不打上那个时代的印痕。心情悲悒和兴高采烈两种情绪下写出的文章的情调不会相同，政治的黑暗和革命的高涨带给作家的感受也不同，反诸笔端是不会一样的、一个模式的表达。文学史上有这样的例子：同一作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文章风格，甚至句法、遣词都有变化。《彷徨》与《呐喊》给人的情绪感染就不相同，两者的描写对象和阅读对象也有差别。鲁迅三十年代以后的杂文明显地区别三十年代以前。犀利是鲁迅杂文的特点，“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但前期杂文沉郁悲愤，有的还有些茫然；而当鲁迅接触了共产党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写的杂文就多了些深沉热烈，对中国未来的憧憬更多坚定。许多“五四”时期的老作家的文章笔法、文章语气、文章笔调，解放前与解放后，粉碎“四人帮”前和粉碎“四人帮”后是不相同的，虽然基本风格不会大变，但有新的特点，有时代的烙印于其间。鲁迅写《伤逝》时的读书者没有今天大而广，那时认字的人不多，即使认得字，碍于文章本身的隐晦曲折，能读懂《伤逝》也不容易。而今天的读书者已今非昔比。历史进程又是到了《青砖的楼房》发表的党的十二大召开后的1984年4月。这是产生了如朱伯儒、张海迪、张华、罗健夫、蒋筑英、赵春娥等英雄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用鲁迅二三十年代特定历史情境下缓慢、沉闷、抑郁的笔调和语调来反映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农村，能合时代的节拍吗？能跟上时代的节奏吗？如果鲁迅活到今天，他也不会用《伤逝》的笔调和语调，而是像其他“五四”时期的老作家一样，用奔放的热情明快的语调来描写社会主义改革时代的人民、来反映这块土地上的变化。
　　 笔调和语调不是写作的主要要素，但事物在一定条件下是相互影响的、是会转化的。“风格即其人”。有人说，文章风格是作者放在他的思想里的层次和气势，此话不无道理。狭窄的视角、憋闷的情绪、迟滞的叙述、沉闷的描写也会阻塞作者的心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第二，事件和人不典型，色调并不亮。
　　 作家应该站在时代的高度，他是作家，也应该是个思想家。社会主义作家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观察世界、反映世界，党员作家必须遵循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遵守党的组织原则。
　　 《青砖的楼房》这篇小说不只是用了抑郁、沉闷、悠慢的笔调和语调，而且用这种笔调和语调描绘了一幅与之合拍的灰暗、闭塞的乡村画面。除了剥落、陈旧的墙上显露出来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写的标语表示这是1976年10月以外，看不出还有什么其它的时代特征。作者重复描写、罗嗦介绍的景物无非就是一个破落、边远的小县城里没有生气的陈旧的社会主义乡村学校。学校残败的景象像是遥远的乡场，又像是果戈理的庄园。我们并不是不近情理的要求作者不许写偏远小县城里某些旧貌，也没有瞧不起何士光的家乡或第二故乡的意思。而是说应当充分表现在县城旧貌中、在青砖楼上生活、活动的新人，反映出充溢在县城间的那种时代气息。那个在群山深处的小县城，那小县城里旧庙未拆的学校是离大城市远了些，以至于时代的阳光竟是那样难以折射到那里。
　　 《青砖的楼房》这种晦暗的基调弥漫全篇，不只表现在全篇的笔调和语调、游离于情节和刻画人物之外的写景上，还表现在人物的塑造上。一个中学，没有看到学生的正面活动、学生活泼的场面；登楼看望聂老师手被扭伤的学生是不多的的学生活动，但说话是陪衬颜克民的，面目是模糊的，活动是无力的。
　　 作者在后面的创作谈中表白，颜克民是还有上进心、还没完全死灭的可依赖的知识分子。而聂老师就是作者所歌颂、所着力刻划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时涌现出来的新人。在进行各行各业大改革的今天，教育战线、学校工作也有改革的任务。在这样的改革的时代，仅仅一般描写、泛泛表现作品中的人物有改革的愿望，拥护、赞成改革是不够的。在长达约四万字的小说中，仅用反对一个女学生走后门升学的一个小事件衬托、刻划一个新人，是树立不起来这个人的。因此，这个聂老师的形象是苍白的，是一张呆板的照片，是作者的纸人和传声筒，没有感人的艺术力量，更不是有时代意义的典型形象，也不是成功的文学形象。
　　 社会主义的阴暗面是需要暴露的、批判的。“伤痕文学”“暴露文学”也不是绝对不需要。但在“伤痕”之后更需要建设，酒大伤身，伤久了，不从伤痕中、酒精中解脱是要颓靡的。《青砖的楼房》不属于“伤痕文学”，但应指出：何士光的作品中许多人物承载着“伤痕”的因袭的重担，有些是新时代的阿Q。
　　 何士光同志在这期《人民文学》后面的创作谈中说了，他是在接受编辑部的建议后，删削些黑暗，增加些亮色、装点些光明。如果不是编辑部的建议，亮色更少，黑暗还多。当然，不能要求每一篇作品都塑造出乔厂长、梁三喜那样的英雄人物形象，但即使是一个平凡的人物，也应折射出时代的亮色来。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寥寥几笔就把读者引到了1956年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特定的气氛里，既简洁，又有时代亮色。《青砖的楼房》修改后亮色也不多，编辑部也采用了、发表了。看来，《人民文学》编辑部也会照顾情绪——是不是《人民文学》编辑部也有这样的毛病：对无名小辈的稿子不屑一顾，而对稍有名气或名气大振的则降格以求？
　　
　　 第三，《青砖的楼房》这部中篇小说把写短篇的材料拉成中篇，烦闷的叙述、冗长的对话、呆板的写景随处皆是，情节不够文字凑。小说情节极简单、人物极简单，却用了那么多的笔墨。用极少的笔墨、简练的文字容纳最丰富的内容方见作家本事。我们不是说不要写景、不许写景，写景只有真正为情节增澜、为人物增辉时，写景才是必要的。在《青砖的楼房》中过多的写景，不厌其烦的交代、倒叙，沉闷、空洞的对话占去了不少篇幅。
　　 颜克民与聂老师的对话占了小说很大的比重。为了表示知识分子的特点，他们的对话总是含混的、隐而不露的、曲折的、隐微的，若即若离，闪烁其词，我们真怀疑他们是不是八十年代的人。尤其是颜克民的话多半都是吞吞吐吐，都是用删节号隔开的——颜克民是结巴吗？感情丰富的人都是这样表达情感的吗？还是男人在女人面前必定如此？另外，他们的对话语言离我们生活很远，犹如雾里看花。
　　 典型人物是在典型环境中活动的。当然，典型环境不等于风景、景物，但风景、景物是典型环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和有成就的文学大师笔下，风景、景物描写能交代人物活动的年代、地点、地域，展示情节的发展，使结构谨严；还能衬托人物的情绪、抒发作者的情感、揭示人物性格的多面性。而《青砖的楼房》中的写景并没有起这样的作用，枯燥、冗长、单调的写景使人厌烦；而反复用差不多相同的语言在不同的地方介绍差不多是相同的景物，使人乏味。
　　 大段的平淡、冗长的叙述、交代和介绍是小说的一大忌。小说艺术，应尽可能把一切过程都形象化，用带有个性特征的性格化的动作、对话去表现情节，用交织着各种人物矛盾冲突的情节来展示纷纭的生活画面。但是，在《青砖的楼房》中，何士光同志却走了捷径。这也足见何士光同志还缺少观察生活的锐眼，艺术功底还欠深厚，没有对这篇小说的素材进行认真、严肃的提炼、概括。这是这篇小说之所以篇幅长、文字多却人物少、情节简单、内容贫乏的原因。
　　 《青砖的楼房》这部中篇小说先天性的缺点，决不是用虚泛的、不符合实际的、不负责任的“编者的话”的几句廉价庸俗的捧场能够弥补、拔高和遮住的。
　　 另外，再谈一谈何士光同志创作的题材问题。
　　 何士光同志的作品带有强烈的贵州山乡的泥土气息，作品主要反映了农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变化，使读者从他所写的农村的一角窥见了整个国家前进的步伐，显现改革的一个侧面。不足之处是选材还嫌窄了些，题材范围不宽。就是所选的题材发掘深度也不够，新意少，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梨花屯的炊烟和热闹的乡场如果不能给人以新的感受，就失去了美的魅力。我国有八亿农民，农村大有题材可写。不要求在梨花屯写出一个如贵州铝厂那样高的烟囱，但必须有变化，每篇都尽可能地换一个观察角度，写出有思想深度、有新的矛盾冲突的新的意境来。
　　 选题材当然与作者的生活库存、生活经历有直接关系。邓刚既可写工业题材，又可以写海边渔民的生活，是因为他的童年是在海边长大的、青年时候又进厂当了工人的缘故。张贤亮作品中的农牧知识，丛维熙描写的的牢狱故事，都与他们特殊的生活遭际分不开。何士光同志是否意识到自己的局囿了呢？
　　 文学批评是繁荣文学创作的有力杠杆和润滑油。有的作品不见得在当时就能评论恰当、评论清楚，好的作品要接受时间的检验，不朽的传世之作要经受历史的考验。有的作品光耀一时，但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被人淡忘；有的作品在当时被冷落，可在后世却放出异彩，受到人们的重视，显出蕴含的价值。
　　 希望我国现在滞后的文学批评现状能够尽快改变，促进文学创作。也希望何士光同志创作进步和丰收。
　　 1984、5、182001、9、21打字并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