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已经过去整整三十七年了，可是我却永远不能忘掉它。它在我心里留下了难以治愈的伤疤。每当想起这件事，我的心就很痛。
　　 那一年，我们连队从山下搬到了山上。新建的连队、新盖的房子，一排排矗立在贺兰山角下。虽然是新房，却很简陋。没有挂顶的房子上是裸露的大梁和椽子，粗糙的席子上还有房泥随处可见，墙壁糊的是由麦纹子、黄土和白灰混成的三和泥。房顶没有挂瓦，一下雨屋子里就摆了大大小小的水盆，外面不下了，屋子里还滴着水。一层薄薄的房泥挡不住贺兰山风的侵蚀和雨水的冲刷，几次下来，就有可能己经露天儿了，所以年年都要上房泥。连队还没有通电，一到晚上，家家户户黑乎乎的，只有微弱的小油灯，在黑暗中抖动着弱小的身躯，给每一家带来点点光亮。
　　 那时候我巳经有了三个女儿。大女儿八岁，二女儿七岁，小三儿只有四岁。为了要一个儿子，结果多添了两个人丁。
　　 大女儿和二女儿己经上学了。在离连队四、五里地的平吉堡小学读书，每天上学需要一个多小时，从山上到山下要过那条涛涛流淌的黄河干渠—— 西干渠，因为没有桥，每天靠一只小船摆渡，拉着山上的孩子到山下读书。清晨，顶着星星出发，晚上伴着落日的余辉归来。到家以后，姐妹俩匆匆地吃上几口饭，就借着那微弱的小油灯写作业、温书、整理书包。
　　 一个周六的下午，孩子们没有课，就趴在厨房的土桌上写作业。天色慢慢的黑下来，姐妹俩准备点上那只平常总是不离手的小油灯，她们哪里知道小油灯里装的不是柴油，而是满满的汽油。（白天没有找到柴油所以把小油灯装了汽油）我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她们，一场灾难就突然降临了。她们点那个灯捻的时候，点着了小油灯周围没有擦净的汽油，‘嘭’ 的一声，小油灯爆炸了！火焰扑向了二女儿，当时我正在屋内看着小三儿，只见一个大火球从厨房蹦出，我一个箭步从屋内跑到院子，二女儿声嘶力竭地喊着、哭着、跳着，两只小手上下扑打着，我慌了手脚，浑身哆嗦，不知所措，想马上脱掉她身上的衣服，可怎么也脱不下来。正在这时，一个老职工的儿子用铁锹铲了一锹沙子扔到了孩子身上，火苗小多了，他接着又铲了几锹，火被扑灭了。我那可怜的女儿己不成人样了，浑身的衣服黑呼呼的，头发也烧焦了。我把她抱回屋里，轻轻地给她脱掉衣服，只见她的一条腿已经烧坏了，顿时涌起了一个个灯泡大小的燎泡，真是残不忍睹。
　　 我们连队离团部医院很远，离城里医院也有四、五十里地，天己经黑下来，道路十分崎岖，又没有交通工具，怎么办呢！这时孩子的爸爸也回来了，见到烧得那么厉害的女儿，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大声地吼起来：“你是怎么看孩子的？”上来就要揍我，让来帮忙的街坊给拦住了。一个老职工从家里拿了半瓶獾油，说是半年前在山上打黄羊时，逮住了一只獾，炼了一瓶獾油，时间久了不知道好使不好使。我边谢谢边拿过獾油，也没有消毒就用棉球轻轻地抹在孩子受伤的腿上。这时候孩子平静了许多，慢慢地停止了哭声，或许是獾油起了作用，或是懂事的孩子怕我和他爸爸再吵架。
　　 这一夜，我和她的爸爸几乎没有睡觉，轮流看护着她。深夜孩子从昏睡中醒来，又哭了。我也哭了，安慰着她：“孩子又疼了？妈给你换药。”我又拿出那瓶獾油，重又给她涂了一遍，就这样慢慢熬到了天亮。
　　 我的两个女儿都是在宁夏出生的。老大出生那年，正赶上批斗地、富、反、坏、右。不管什么原因，她的爸爸成了被批斗的对象，我抱着未满月的女儿，整天在恐惧和失望中度日。第二年的九月二女儿出生了，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家的门框上贴的那幅对联：“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击”，正是那时革命运动的真实写照。有个战友来家看望我们母女，给老二起个名子叫“小云”。 我的老大是早晨日出的时候出生的，取名叫“小霞”， 盼望着她的名字能像这满天的朝霞一样，能给这一家人带来运气。可是，生不逢时，她们从出生到文革后期，同样也饱尝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和，生、离、死、别。她们的爸爸被关押在武装连，不知犯下何种“罪过”， 不知哪年、哪月才能释放回家。我丈夫的家人几次让我把大女儿送回北京，由爷爷、奶奶、姑姑、叔叔照看。临离京时，她的奶奶说：“这是我们家的根，不知孩子的爸爸以后会发生什么事，这孩子就留下吧！”直到我上了火车，我的眼泪一直没有停过，那种“似乎”失去亲人、丢弃骨肉的心情，又有什么人能够理解。这孩子一走就是五年，等我把她重又接回宁夏时，她已经不认识我了，我们母女有如陌生之人，感情上也有了隔阂，夜晚作梦时她都会不由自主地喊叫“爷爷，奶奶”， 满面的泪水，打湿了被子…….
　　 天蒙蒙亮时，二女儿醒了，她推推我，“妈，我要上学。”“孩子你伤的这么厉害，怎么能上学呢！等好一好了，再去上学，妈给你补课，你姐姐每天上学留的作业，你一样可以完成。”
　　 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孩子的腿上结了硬痂。后来到银川医院又治疗了几次，她能够下地走路了。因为躺的太久了，她的那条伤腿总是不能伸直，她的爸爸利用空闲时间给她削了一根拐杖。临去上学时，我们千叮咛，万嘱咐：“小云，学校太远，实在走不动了，就不要勉强，你的腿又不能落地，一只腿用不上劲儿，坚持不了，就在路边休息会儿，让你的姐姐扶着你。”“妈，不要紧，多远的路我也能坚持，就是爬，我也要爬到学校。”
　　 每天，别人家的孩子还在梦乡里，我的两个女儿己经出发了。小云柱着拐杖，斜挎着小书包，小霞搀扶着妹妹，慢慢地消失在灰蒙蒙的雾色中。
　　 傍晚，太阳己经下山了，西边天际的云层像涂了一层脂粉，羞羞答答，含含绪绪。我便无心欣赏这景。收工回来，站在房前的高土包上，等着归来的女儿。远远地出现了一个个小小的身影，那穿红戴绿的孩子们，在大道上追逐打闹，嘻嘻哈哈地笑着、说着、唱着。他们越走越近，直到最后一个孩子走到我跟前时，我也没能见到我的两个女儿。天慢慢地黑下来了，霞光己经退去，晚风习习吹来，路上空无一人，只有路边的几棵柳树在风中摇曳。这么晚了孩子们怎么还没回来？是不是孩子的腿疼，走不回来了？还是在学校里补课，老师没让回来？我使劲蹬大了眼睛往远处望着，搜寻着她们的身影。忽然我看到了两个小小的黑影，往这边晃动，她们的步履很迟缓，几呼是挪着脚步朝这边来。我连跑带颠地奔了过去，只见我的两个女儿，一左一右地搀扶着、挪动着疲惫的身躯正朝我走过来。大女儿的背上，背着一捆干树枝，像是用裤腰带捆着。头发被风吹的很乱，早晨梳的小辫也散了。一张红润的脸上，滴着汗珠，她的右胳膊还得搀着受伤的妹妹。二女儿柱着拐杖，跟着姐姐艰难地走着。我望着这两个可怜的孩子，心如刀绞一样……。
　　 又想起她们出生的那两年，兵团里的生活很苦。每天吃的是棒子面和白薯干，没有油，一年中只有到年根儿底的时候，才能分点肉。每天早晨，我出工前，把她送到连队的“幼儿园”， 一个小奶锅里装的是棒子面，再放点糖，就是她的便饭了，中午我收工回来，见她在大土炕上爬来爬去，满脸的鼻涕加眼泪，就像一个大花脸。就在这艰苦的环境下，孩子慢慢长大了。姐妹俩上学的时候，每天往返几里地，每天回来不是捡点柴火就是挖点野菜，因为要烧柴锅作饭、要给那几只小鸡吃饭，她们过早地承担了家庭的重担。
　　 后来我们全家迁回到北京，成了返城知青大军中携儿带女的首创。
　　 随着岁月的流逝，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成人，各个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小云的伤腿也在岁月中磨平了，那几乎成了残废的腿，只留下了斑斑白记，可是她心中的伤痕我却不知是否可以抚平……。而我的心中却永远不能平静，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一闭上眼睛，就会想起那不能忘怀的往事；那简陋、粗糙的房子；那萤火虫一样的小油灯；那吞噬了女儿身上的火焰；那灰蒙蒙的天色里，两个女儿步履蹒跚的身影……。
　　 当年艰苦的知青生活，不但锻炼了我们这一代，也让我们的下一代，同样受到岁月的磨难。今天她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踏踏实实努力地做着自己的事情。同样也在相夫教子，绘制着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