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时代的一部分猿猴因生存环境所迫（一说冰川使森林面积大面积减少），不得不下到地面生活，穴居野食，茹毛饮血。在那漫长的人与野兽互为食谱的时代，人类个体相对于洪水猛兽是非常弱小的，只能靠群居相携来对抗强敌，躲避灾害，适应环境。那时的生活资料极度贫乏，任何少数人多占有食物的行为都可能给群体带来灾难。以群体利益为先，使人类物种得以繁衍发展，走向文明。
　　 人区别于动物，就是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劳动。劳动使人类极大地提高了智力水平，工具的使用也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力，财富开始有了剩余，强势的人们赤裸裸地争夺、占有了财富。这毫不奇怪，一切生物的本性、本能都是乐生厌死、趋利避害、好逸恶劳的。利他主义信仰要到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产生。纯粹的利他便失去了生存条件，即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私有制产生后，生物界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在人类社会演绎到了极致。中原逐鹿，胜王败寇，一切政治、军事、法律、经济等等手段都围绕着争夺财富、资源展开和完善。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无不如此。社会在进步，而私有制度雷打不动，这也反映了人类的自私本性。
　　 二十世纪，人们进行了公有制的大规模尝试，结果似乎不尽人意。好处是能够极快、极大地聚集人力、财力、物力进行建设和国防，大面积实现人民温饱，拉近贫富差距，集中力量抵御外侮，维护领土完整等等。最大的弊端是，由于违背自私的本性，人的积极性难以调度和发挥，社会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发展迟滞。
　　 相比之下，资本主义制度的设计，充分利用了人性中的私欲，将因私欲而产生的原动力导向社会发展的潮流中去，使个人为生存发展所做的努力与社会物质文化进步取得一致。尽管这种制度有种种弊端，比如贫富分化影响社会稳定，优胜劣汰导致弱者极度贫困等等，但是其优越性在不同的国度或民族屡试不爽。但是，贫富分化使社会财富、资源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即使由他们不合理地处置，甚至挥霍，也能够受到法律保护。以他们掌握的资源足以使他们能够得到这样的法律。而贫富分化到一定程度，法律也未必管得住革命。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说，资本主义制度是已经用过的最不坏的政治制度。
　　 然而，人类文明发展到了今天，人们清醒地看到整个地球的资源并非取无穷尽，一些人多占了，更多的人就会贫穷（与远古社会物质贫乏时的状况有得一比），现代人过多耗费，后代人就会困苦。富不过三代，困苦的后代人也包括富人的后代。在有限资源的条件下你争我夺，患得患失；掌握了财富就掌握了控制他人、控制社会的工具，否则就会被人控制，这样就使所有人，失去了安全感。缺少安全感的也包括既得利益者，尽管表面上看他们乐此不疲，实际上是意图通过不断增加财富实力来防止失去财富，时刻生活在危机当中。这样的生活是自由的吗？是人们想要的吗？
　　 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建立这样一个理念，即财富、资源是属于全人类的。这话好像不陌生，对，这是当年公有制设计者们的信念基础。更广义地说，资源是属于我们这个星球上所有生物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物种能够脱离其他所有物种而独立生存，这个广义的理念，划入了生态平衡和环保等等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
　　 公平地说，争取自身、自家应有的权益，和大众化的生活条件，不应被指斥为自私。但是，人实现这样的权益之后，是应该继续贪得无厌，企图庇荫子孙后代，还是要提高人生境界，“达则兼济天下”，为全人类谋福祉呢？
　　 说到财富，不由得想起生财有道的犹太人。都说中国人和犹太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两个民族，果真如此的话，我个人认为是数千年长期受压迫的结果。犹太人屡遭迫害，连自己的国家都没有（以色列国是战后犹太人与英美相互利用的结果），可是他们以自己的聪明，几乎把自己锻造成为了挣钱机器。比如美国的主要财富就把持在犹太人手中，“美国的强势利益集团首先就是华尔街的金融集团，这个圈子主要是由犹太人构成。凭借庞大的财力，犹太集团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甚至可以说控制了美国的政治。分析一个政治人物，最好首先看一下他和犹太集团是否有关系或者他是否犹太人，这一点弄清了，这个人的很多观点就好判断了”（《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王伟）。金融危机说到根上就是犹太银行家们在兴风作浪，给包括中立国瑞士在内的全球大多数国家和银行造成惨重损失。他们如此遭人嫉恨，这当然有宗教的原因，但这种嫉恨却到了被战争狂人为了扩张而利用他们来祭旗的程度。而他们本身似乎从来没有把自己的聪明拿出一点来，用来设法融洽周遭环境，减少人们的嫉恨（吉普赛人也没有国家，好像不那么遭人恨）。当然，现在以他们掌握的财富势力，谁也不能把他们怎样。但中国有句古话：谁没有子孙？
　　 我发出这样的疑问并非鄙视犹太民族，从民族精神上来说，在犹太人、德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身上都大有可借鉴之处，我只是对于犹太人智慧的运用存疑。要知道财富在银行家手中是通过转移来实现增值的，“在攫取财富的同时，庞大的金融业实际上不曾创造出哪怕一个螺母的实物”（同上）。而中国人喜欢从长计议，对于财富的态度，我认为应该有一个全球的、长远的观点。实际上，尽管我们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统治，但我们的祖先从来不缺少为人类前途设计的思想家、哲学家，中国人历来是讲究千秋万代的。例如《礼记·大道之行也》：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译文：在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把品德高尚的人、能干的人选拔出来，人人讲求诚信，培养和睦。因此人们不仅仅以自己的亲人为亲人所赡养，不仅仅抚育自己的子女，使老年人能安享晚年，使壮年人能为社会效力，使孩子健康成长，使老而无妻的人、老而无夫的人、幼而无父的人、老而无子的人、残疾人都有人供养。男子有职务，女子有归宿。对于财货，人们憎恶把它扔在地上的现象，却不一定要自己私藏；人们都愿意为公众之事竭尽全力，而不一定为自己谋私利。因此奸邪之谋就不会发生，盗窃、造反和害人的事情不发生，家家户户都不用关大门了，这就叫做理想社会。）
　　 如何实现财富属于全民？我们曾经实践过的那种公有制是很成问题的，财富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公有。而实际上不少发达国家已经在做着将财富还之于民的事情。比如从政府的角度建立福利社会，发展公益事业；比如从个人或民间团体的角度发展慈善救济事业。中产阶级的产生也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有人把这些当做是资产阶级为缓解社会矛盾，用来麻痹人民的手段。但不得不承认这种手段是奏效的，使得资本主义“垂而不死”，还有发展势头。
　　 作为人类的个体，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个人的人生境界也应有所提高。中国现代哲学家冯友兰将人生境界分为四个层次：一个人凭着本能或社会风习做事，认为自己应该做而没有觉解，他所做的事对他缺乏意义，其人生境界属于自然境界。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做的事是为了自己，但动机利己，后果利人未必不道德，这对于他是一种功利意义，其人生境界属于功利境界。还有的人意识到了社会的存在，自己只是社会一员。这种觉解。使他为了社会利益做事，“正其义不谋其利”，成为真正有道德的人。其人生境界属于道德境界。
　　 最高层次，如果有人了解到超乎其身边的社会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即宇宙。他觉解到作为其中一员（孟子称之为“天民”），自觉地为宇宙的利益做各种事并了解其意义，其人生境界就构成了天地境界。亦即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的理智世界。
　　 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以道”。现代社会实际上是要求人们君子爱财取之以“法”，在法律的框架内取财。但是我认为到了提出更高要求的时候了，即：君子用财持之以道。这个“道”就是运用财富使人类持续发展的“天道”。它应该不仅仅是一种道德规范，还应该贯彻到国家政策甚至国际关系中去。
　　 录入下面这篇文章，作为拙文的一个旁佐吧。
　　
　　 《瑞典人为什么不腐败？》（文：何兵）
　　 许多观察者都观察到，中国正在掀起一场势头迅猛的反腐风暴。我想借此机会，谈点瑞典的反腐经验。8年前，瑞典隆德大学提供一笔资金，邀我去访学。期间既不用讲课，也不用做课题，就是领你转转，让你看看，感觉在混吃混喝。临别前我颇有点内疚地问：你们花这么多钱请我，到底想干什么？一位教授告诉说：我们想让你知道，这世界上有比美国更好的制度。
　　 瑞典只有1000万人口，是个蕞尔小国。这样一个袖珍小国，何以有如此强烈的制度和文化自信？
　　 瑞典一位检察长介绍说，她当检察官32年，从未受理过一起官员腐败案件。一位警察讲课时说，他从警二十多年，只遇过一起试图向他行贿的。一个东欧国家的人，因为违章驾驶被他拦住，驾驶员试图给他500元瑞典克朗。警察说，我一把将他揪进警车。他违章驾驶，依法不过罚款，但他试图贿赂警察，被判刑二年！警察说，我根本不会考虑受贿，因为国家给我的工资，足以让我体面地生活。
　　 我旁听过一起刑事审判。庭审结束后我问一位陪审员：你怎样防止自己腐败呢？他吃惊地问：我腐败？这怎么可能？我说：怎么不可能？他说：怎么可能……几个回合后，他认真想了一会儿，恍然大悟地说：根本不可能，我上庭之前，不知道审谁；被告上庭之前，不知道谁审；庭审一结束，我们就形成判决意见。他想行贿也没机会了。
　　 瑞典官员不腐败的社会背景是，人民不贪财。
　　 归国前我到理发店理发。推门进去后，女理发师问：您预约了吗？我郁闷地问：理发还要预约？她查了查小本本，说后天下午还有个名额，您来吧。理完发后我才知道，一次最普通的理发，收费竟然300多元。但纵使如此赚钱的买卖，人家到下午4点就收工，决不加班。
　　 有次我和隆德大学东方系主任闲聊。“文革”期间他曾在中国工作很多年。我说，你们沃尔沃的老板应当很有钱啊？他说，这家伙不道德。我吃惊地问：为什么？他说：他那么有钱就是不道德。我这才明白，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道德观：太有钱就是不道德。我不知道他的道德观是不是瑞典人普遍的道德观。但瑞典人不爱财物爱自然，是普遍的社会感情。
　　 大约一年前，我请瑞典大使馆的人到政法大学讲社会主义。一位叫马延花的女工作人员和我谈天：在瑞典开个好车，像做贼似的，生怕别人看见。瑞典人换车，通常还是用以前的那个牌子和型号，这样邻居就看不出你换车了。
　　 瑞典国民不爱财，官员不受贿的民风能够形成，在我看来应当有几个主要原因。其一，完备的社会福利和保险制度，使人民心中不慌不怕。上学不要钱，养老不要钱，看病基本不要钱。人们不用为生老病死“备战备荒”，拼死拼活。其二，瑞典税赋达到40％多，重税使国民失去追逐财富的动力。其三，政务公开，瑞典的政务透明度超出我们的想象，官员财产公开理所当然，首相请客吃饭，菜单需要上网。法国总统希拉克曾经致电瑞典首相，指责反对加入欧元区的瑞典人，此信被公开。希拉克非常生气，再次致信瑞典首相，责问私信为何被公开？结果，此信又被公开。因为按照瑞典法律，这些都是政务公开的范畴。其四，社会透明，不仅公务人员要公开财产，企业高管也要公开财产。根据瑞典“不动产登记制度”，任何人在当地买房子，都必须刊登广告，包括房屋所在地点、交易时间、买卖双方的姓名、交易价格、房屋面积及修建情况等，一应俱全。这样的广告没有任何商业目的，只是以备当前或今后有兴趣了解购房者财产状况的人查询。其五，民风朴素，瑞典民风不崇尚个人突出，崇尚自然朴素。企业不崇尚加班。一个经常加班的人，会被视为别有用心的人。在一个热爱自然而不是热爱财富的国家，官员腐败干什么？反之，在一个金钱至上的国家里，官员怎能不腐败？吊诡的是，这个不慌不忙、闲适自然的国家，竟然是国际竞争力最强的国家之一。
　　 瑞典归来后，每当遇到某些“勤劳腐败”的上国高人，我就想到万里之外的那个蕞尔小国，羞愧地低下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