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言》乃是李拙子“心有所感，辄欲假笔，以鸣其不平”而成的文字，文章把自己的思想“或寓于禽兽草木，或寓于神怪梦幻，或寓于盗贼乞丐，或寓于里妪村农……”。寄意于他物，而实则所言那是另一事物。与此可见，那些文章就有两个层次的旨意，文章外在的旨意是文章谈及的事物，而那类旨意，则是文章隐喻或寓含的意义。当然李先生的文章那两层应该还是名大的比较明了的。
　　 这里我们先来读读李先生把“生平思虑”寓于“盗贼”之上的文字，感受一下他的“思虑”的旨意。
　　
　　 一
　　 我们先来看一下《商与盗之问答》：
　　 有富有资产之盗，为盗于某富商之家，而为商所执，商怒之曰：“人穷则为盗，而汝竟富而为盗？”盗曰：“富亦安得不为盗？贪多务得为人情之常。盗之不能因富而休盗，犹商之不能因富而废商也。”商曰：“然则，汝盍舍盗而为商乎？以盗求富，夫何如以商求富？”盗曰：“否，否，不然，杀人放火非义所许，盗之所为诚不无可议，然商亦岂能胜于盗者？商之外观虽美，然试窥其隐微，则其心思之阴险，计谋之凶狠，手段之恶辣，视盗殆无愧色。则即谓商即是盗可耳。耳宁有优劣之可分乎？”商曰：“凡人只能论其外观，若就隐微而言，则虽纡青拖紫之大人、诵诗读书之君子，其人格亦未必较盗为高，而岂独吾商人之有可疵议哉？”盗曰：“然则盗之人格固不可谓卑无，高论也。”商曰：“盗亦有道，夫复何言？”乃宥而释之。
　　 很显然，作者借盗之口，指出了商贾的本质其实比盗还不如，“商之外观虽美，然试窥其隐微，则其心思之阴险，计谋之凶狠，手段之恶辣，视（比较）盗殆无愧色。”商贾跟盗相比没有比盗好一点。然后得出“商即是盗”的结论。是那个抓获盗的商贾最后认同道德说法而释放了那个盗。《拙言》里面，有篇《商法》，就揭露商人的造假广告，欺骗民众。一篇《某富商之鄙吝》，指出商人贪得无厌，都是一种佐证。商盗同污。而这一段文字其实更有进一步的内在意思，那就是由商贾之口说出的那一些话：“若就隐微而言，则虽纡青拖紫之大人、诵诗读书之君子，其人格亦未必较盗为高”这里其实他的矛头就指向了“纡青拖紫之大人、诵诗读书之君子”，也就是官府官员。虽然对于商人，自然那些奸诈之事，自然多有批判，但是很清楚，李先生的矛头所指还是官场。他的一篇《中国人之商才》说得最清楚不过了。
　　 《中国人之商才》是通过“或”（有个人）和“精于商学之某君”就“欧人称吾华人之商才为世界第一”之论展开对话议论，那个“精于商学之某君”发表了很尖锐的论说，论述两个“华人商才特色之证”，而实质则直指中国官场现状。他说“汝试观世上文明诸国，有身为堂堂公仆而有发财之私心，而以其官为商者乎？惟我中国，则无论文官武官大官小官，莫不视宦途为贸易之场，亦权位做聚敛之符。时而巧取则诡诈多端，时而豪夺则忌惮毫无。置天理良心于不问，朘民脂民膏以自肥。溪壑本属难填，诛求亦复何厌，用或等泥沙，取必近锱铢。”那些缙绅官员“迨一旦事权入手，则尽弃其平日所持之议论，而壹是总以商贾之法行之，损人以益己，假公以济私；有利必营，无弊不作。甚至若慈善事业之尊贵，教育款项之重要，亦视为生财之道。而或多方侵蚀，几令人防不胜防；或任意取攫，且胆敢恃其所恃。此种鼠窃狗偷之技，为他国上等人之所不优为，而为吾国上等人之所最擅长。”由于有这样两个特色，中国的商才就是因为官员的那种捞钱之能。故而称为世界之第一。这里一种讽刺之言，一种厌恶之情，就在语言之间隐含。说的是商贾，批的是官员。这就是他的“寓”法和“寓”的本意。
　　
　　 二
　　 盗与商，互相印证，而商又寓证着官。而上面那个商贾在回答盗的话时，由自身而联系到那些“纡青拖紫之大人”。这样盗与官其实已经有了关联。但李先生对盗与官的关系有着进一步的深入展开，在《拙言》这本集子中，更有直接寓比的。其中《盗之心目中之官》《盗言》可做代表。
　　 《盗之心目中之官》说的是某省一个剧盗被抓了，那个盗状貌奇伟，而且精于技击。官喜欢他，授他千总之职。过了三日，那个盗忽然不见。后来派兵追寻，在开往盗跖之乡的船上被招回来。问他逃走原因，那倒说出原因，那官员听了，三天之后也弃官而去。那个盗说了什么原因，竟使那个官员也弃官离开呢？我们来听听盗说的原因：
　　 “吾家为盗，至予（我）已三世矣。予少时羡翎顶之荣，意欲做官，吾父知之而勃然怒曰：‘官可做乎？人所最要者为良心。人之一生至少须保持良心一半，而做官则非尽弃其良心不可。尔如果做官，则无论尔之道德立即堕落，尔之结果，必不良好。即尔祖若父百余年来所修之行、所立之名亦将因此而大受损污。尔纵不为自身计，尔独（难道）不为尔祖若父地乎？’予闻是语，不啻冷水质浇背，尔做官之念于是乎绝。”
　　 从这段言白，指出了为官，就会丧失良心，而为盗的还保持一半良心。官场之凶狠，残忍，比那些为盗者还要厉害一倍。这就是官场的现状的揭露，也是官场黑暗的原因。因为为观者丧失了良心，所以官场就黑暗无边。连盗贼也羞于去为。怎不令人惊讶惊心，怎不催人警觉惊醒。
　　 而《盗言》也将到了官府抓到了老少两个盗，老者回答了官员关于盗的获利，道的生死，官差与盗的勾结等情况。关变判为“大辟”（杀头），老者默认。而年轻的盗勃然而言，但到了官与盗的行为表现现状。下面摘录盗所说的某些文句：
　　 “今之所谓缉捕之吏，无论日则呼噜喝雉，夜则问花寻柳，应酬征逐，几无暇晷。复何心念及捕务。而且彼等或畏盗如虎，或联盗作奸，或居盗为奇。容盗乃其志，治盗非所喜。即使盗在目前，亦将视若无睹，非有万不得已之故。自必无施手段之理。即有时于无意中，而盗竟被捕矣，而奉以金银，挽以情面，则化重为轻，化轻为微，化微为无种种消除之方，亦自无一不可办到。此所以为盗而被捕者百无一，为盗而被杀者千无一，该死乃其偶而不死乃其常也。”
　　 这一段文字，点出了为盗者不会被捕或被杀的原因，乃是官差役吏的不负责任，乃至联盗作奸。这正是官场腐败黑暗的一个具体的表现，以盗之口来揭露，更见得真实可信。而才乃是官场基层的腐败。
　　 再听听那一个年轻的盗贼的话吧：“盗诚不能称为好人，然官亦宁得谓为好人？官之威仪非不堂皇，议论非不正大。然试一考其行，则虽吾绿林中人将闻而色变。盖盗亦有道，亦有所谓不忍不敢不屑不堪之心，而官则于权利所在，皆可悍然为之而绝无所动于其中，其颜面之厚，心思之狠，志趣之卑，手段之酷，举世几莫与伦比。”
　　 而那个老盗接着也说了一段文字：“盖以今日人心之狡诈，宦途之险巇。苟欲置身仕籍，出而与群丑相角逐，自必持有狼之残、蛇之毒、狐之媚、蜮之险，乃始克有胜利而无失败。若仅挟寻常权谋智力以应用，则微特不能与人竞争，而且必有厕足无地之虞。故官之所作所为之丧尽一切良心，并非好为已甚，实以鉴于四周形势不得不施其靡所不至靡所不至之伎俩，以与世奋斗。此乃境位使然，为彼所无可如何之事。犹盗之不能不杀人也。”
　　 这段文字不但揭示了为官的险恶手段，卑下手法，肮脏心理，更重要的是指出了官场这个环境，才造成了这样的污秽情态，只有“自必持有狼之残、蛇之毒、狐之媚、蜮之险，乃始克有胜利而无失败”，否则就只有死路一条，成为别人的填脚。把这种境遇与盗贼在万不得已时杀人得情景相寓比。而在寓比之间，我们看到官场更为黑暗更为残忍阴险，是黑色的染缸，一旦进入官场，那些人就必然会陷入这种残忍的阴险境地，作出比盗贼更丧失良心的种种事来。
　　
　　 三
　　 《拙言》核心是“寓劝戒之旨”，具有“于世道人心，不无裨益”的作用。劝戒之意是在批判现实之中实现的。最关系着国泰民安的现实就是官场。所以他的批判的最最主要的自然就指向了现实的官场。把批判官场的黑暗，批判官员的腐败作为一个重心，如《官之忠恕》《官幸地方多事》《官路做人情》等等数篇可以说基本上采用直接批判，而更多的采用“寓”的手法，并且结合“比”，“寓”中有“比”，“比”中含“寓”来进行讽刺性的批判，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以“官”为核心的“寓比”连环体：商寓比官，盗寓比官，丐寓比官、犬寓比官……从而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出为官的某个不良现状，合起来就全面揭示了官场的黑暗，官员的堕落腐败。
　　 以“犬”寓比“官”，我在品读之三有所论及，“商”寓“官”上面已经有了论说，而“乞丐”寓比“官”，也是《拙言》的一个重点。如《丐与官》《恶丐之与蛇》《丐之言》《奇丐》等篇，把官之行与乞丐行为的实质相寓比。孙和军先生的《乞亦有节丐亦有道》对此进行了分析，并且指出“李拙子借丐与官的粉墨登场，讽喻的是当时包括丐与官两个阶层在内的所有国民心理的劣根性。丐文化和官文化一样，共同成为当时社会中各种不良行为、违规越轨行为的助动剂，各种庸俗恶劣思想的兴奋剂，各种颓废消极精神的致幻剂。”从官与丐的单一对应的寓比，提升到了社会的整体劣性的寓比，很有见地。
　　 所以，阅读《拙言》，体会以“官”为核心的连环式“寓比”，应该是整体把握《拙言》重心的一个入手。这种寓比既有整体的内涵，又有不同的视角，比如，以乞寓比官，侧重在揭示官的品行低劣，情操低下，心理低卑；而以商寓比官，侧重在寓比官的不择手段，唯利是图，见钱眼开；而以盗寓比官，侧重在揭示官的残忍阴险，丧事人性；以犬寓比官，突出了官的知法犯法，枉法徇情，不能主持公正……通过这样不同角度的寓比，从而形成主旨的整体意义，完整形象，给人更深刻的启迪和警示。这应该是《拙言》解读的一个重要思路。
　　 当然，李拙子并不是对官员一概否认，虽然重在揭示官场黑暗腐败。但是对于官员，并不是全盘否定，如果有好的方面，他便也专门行文加以肯定，如《目无势利之官》就写了一个这样一个官员。一个打了贫贱的邻人的而被邻人回打的富人，愤而去告官。那个关官就说：你打了他，他打了你，那就一笔对消吧。那个富人说：没有对消之理，因为我是富人他是贫人，“世间只有富贵可侮贫贱，安有贫贱而可侮富贵者”。那官员批驳了那富人的势利论。作者最后曰“于是而知，官之中固非无好人也。”这是作者肯定的一种方法。而更多的是作者再文中人物的言说时，加以评注，而表述自己的全面之见。比如《中国人之商才》中，“精于商学之某君”说到“至于缙绅先生，既有高人之名，应有过人之实，而于金钱关系自必能严守道义，而无敢或逾。此在各国殆无不然。而惟我中国，则缙绅先生之贪鄙，视市侩且有甚焉。”这段文字中。在“此在各国殆无不然”后面，加注了“恐未必然”，在“甚焉”后面加注“缙绅先生岂无意廉洁自守者乎，斯言亦未免太甚矣”。这样使作者自己要表述的思想观点更加辩证。这种加注的方法很好。既有事情的原委和批判的力度，同事也能够做到全面辩证。所以作者讽刺批驳的并不是对某个人，而是整个的腐败黑暗的官场。在《中国人之商才》里，就指出：“居恒对其家人亲友非不以贪欲为戒，以廉洁自矢。迨一旦事权入手，则尽弃其平日所持之议论，而壹是总以商贾之法行之，损人以益己，假公以济私；有利必营，无弊不作。”原先平常生活的的时候，这些告诫他们的家人亲戚要戒除贪欲，并且自己发誓要廉洁。可是一旦当了官，就把平时所说的话丢开了，总是用商贾的方法来捞钱，损人利己，假公济私，为了捞钱，什么坏事都会做。一个清廉的人一旦进入官场这个大染缸，就马上贪欲横溢，成了一个无弊不作者，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官场的腐败贪婪的腐蚀性和传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