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末，有个吴有恒撰《<东方红>这个歌》－文，否定李有源是《东方红》原创，又胡说，唱《东方红》就是唱有神论，又和“两个凡是”连系起来，帽子吓人，欲置《东方红》于死地。今见《同舟共进》3期狄马文，《一首陕北民歌的变迁》证明了李有源是《东方红》歌原创。本人零九年撰长文对吴有恒谬论进行全面驳斥。现将文发网上，“让唱《东方红》就是唱有神论”的邪说见鬼去吧！
　　
　　 高唱《东方红》
　　
　　
　　 喜欢读书，散文杂文无所不读。最近翻阅《过目难忘·杂文随笔》（1999年花城出版社）谈到《东方红》这个歌（下称《这个歌》作者吴有恒）。读了好几遍，又努力搜集了一些资料，终于有了强烈的感受，我心直口快，一吐为快，以辟邪说。
　　 文章说，“《东方红》这个歌，现在人们不作兴唱它了，《国际歌》说‘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这个歌却说有大救星，一个唱无神论，一个唱有神论”，“当初还不如照旧唱刘志丹打横山好，实事求是，少多少虚无梦幻”。直到近来，人们才发现“大救星”说不妥，不唱它。最后作者又把唱《东方红》与“凡是”派联系起来，大棒子吓人，欲置《东方红》于死地而后快。
　　 首先，是不是“不作兴唱它了”。《这个歌》是1980年间问世的，历史翻过了二十个年头，按文章的判断，《东方
　　 红》已绝唱无疑，然而现实却是永唱不衰。我忙于写作，孤陋寡闻，但仍见处处唱《东方红》。上世纪末，在《东方红》诞生的陕北延安文化广场的演唱会，好几个歌手都唱了《东方红》，唱得如痴如醉，唱得群情激昂；本人所在的小城市近年也兴起“激情广场”，那完全是自发组织的，有一二百人，齐声唱《东方红》，是共同的心愿；就是在央视屏幕，综艺频道有个“群英汇”，陕北歌手登台唱了《东方红》全曲，演唱者那激情昂扬的神态，绝不亚于唱红火的流行歌曲；去年12月26日这特定的日子，电视播出发行毛泽东画像册，还是高唱《东方红》。我采访过《东方红》引唱者和合唱者，采访指挥者和演唱者，问为什么要唱它？他们说：毛主席领导打下了天下，劳动人民翻了身，唱着心里有一股暖流。朴实的语言，道出了百姓对《东方红》的热爱之情，道出了《东方红》深刻的艺术内涵和永唱不衰的动力，因为它扎根在群众的心田里。
　　 再从“科学”与“艺术”上看，是不是唱“有神论”？
　　 文章说：“世界上没有大救星，是很简单的科学常识”。以“科学常识”批评《东方红》，看来作者把“自然科学”与“艺术科学”混为一谈了。“自然科学”与“艺术科学”如同物质与精神（即存在与意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也是一个“简单的常识”，只可惜作者把它搞混了。科学用“实事求是”，用归纳和逻辑证明，来不得半点虚假；而艺术用夸张比喻、形象思维。在科学领域（物质领域）“世界上没有大救星”是“实事求是”；而在艺术领域（精神领域）神鬼比比皆是，“大救星”也随处可见，不属“实事求是”规范的范畴。《西游记》有多少神？那不也是人造出的？《聊斋》有多少鬼？钟馗即打鬼的“大鬼”，不也是人造出来的?这些神鬼还被编成戏，拍成电视，时时播演教化人，这是宣传“有神论”？
　　 “世界上只有一个太阳”，那是物质领域，而在精神领域，在神话故事里，两个太阳，十个太阳同现天空，那不是什么“有神论”，那是艺术夸张。春秋有个美女叫西施，那是真人，杭州有个西湖，那是真事。在物质领域二者并无内在联系，而大师苏东坡的精神世界里“欲把西湖比西子”，二者升华成为一个美好的事物，也不是“有神论”，那是艺术的魅力。物质上没有神鬼，没有“大救星”，精神上完全可以造出来。在人世间，中华民族自古就有把自己从苦难中拯救出来的人，呼之为“救星”，例子比比皆是；至今哪个人哪个部门为民办了实事，百姓送予奖励的牌匾上书“救星”，也不乏其事。著名作家艾青就把王震称为“救星”，因为是王震把他与丁玲从“右派”的困境中解放出来，给了他二次生命，感激不尽，呼之为救星。雷锋把党比母亲，《血泪仇》中的王仁厚把党比“救星”，按《这个歌》作者的逻辑，这都是违背“实事求事”，这都是“有神论”，难道中国百姓都疯了?
　　 其实，唱“东方红”，唱“大救星”，不只李有源创作的《东方红》一曲独有，在诗歌、戏剧、电视各种文艺载体上，都有词有唱，不过李有源是首创。《北京有个金太阳》就唱“那不是金色的太阳，那是领袖光芒万丈”；《智取威虎山》小常宝唱“只盼深山出太阳”；《洪湖赤卫队》韩英唱“来了救星共产党”。这些脍炙人口久传不衰的艺术，不但不是“有神论”，而是时代的气息和旋律。
　　 从论证逻辑看，《这个歌》的逻辑错误是必然的。逻辑证明规律要求论据与论题之间，应该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如果二者没有“必然联系”，即使论据是真实的正确的，但得出的论题也是不能成立的。
　　 文章说：“我是亲眼见他第一次唱这歌的，地点是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礼堂，以此得出判断，何尝是站在山岭上见着东方红，太阳升，仅此一端，亦已可见此事由虚而伪。”作者以“只见李有源在礼堂第一次唱”的论据，与“何尝是在山岭上唱东方红”的论题，没有思维逻辑要求的“必然联系”，由论据并不能必然推出论题，犯了“推不出”的逻辑错误。
　　 按逻辑学，在“礼堂唱”与“山岭唱”，不是概念上的“矛盾关系”，不适用以“前件”否定“后件”，不是“有此无彼”，二者是交叉或者相类关系，前件存，后件也存，作者一人只见“在礼堂唱”，并不能证明不等于没有在山岭唱，作者只见第一次在礼堂唱，并不等于没在山坡唱，并不等于在礼堂唱以前也曾在“山岭望太阳升唱”。有两篇记述《东方红》创作过程的文章，引用一下，亦能说明《这个歌》的证明逻辑错了。
　　 一篇是《李有源三十八年祭》，刊于1993年5月22日《星期天》，一篇是《〈东方红〉和它的作者李有源》，刊于2006年8月9日《陕西广播电视报》。两位作者都是亲自采访过李有源的，记录了创作过程。尚先生文章记，李有源冬天拾粪跑得出了汗，此时正值日出东方照得大地红彤彤，照得他身子暖呼呼，于是他心里一亮，万物生长离不开太阳，“东方红，太阳升”就唱之欲出；唱着唱着，走到县委门口，又见墙上大标语“毛主席是中国人民大救星”，如同见了宝贝，灵感突然而至，就唱出了“他是人民大救星”的精彩之词。应该说，采访过李有源的两位作者，比没采访过李有源的《这个歌》的吴先生，在《东方红》创作过程的讨论中是更有发言权的，在李有源是“由虚而伪”还是“艺术创新”？是更有证明力的。
　　 《这个歌》的作者赞成的，记在文中的“太阳出来满天下，北出了刘志丹”，不也正是将生活中的“红太阳”与现实中的刘志丹联系在一起吗？这为什么不是唱“个人迷信”，不是唱“有神论”。为什么唱“毛泽东大救星”就是有神论？
　　 “当初还不如唱刘志丹打横山好，实事求是，少多少虚无梦幻”，作者赞成唱“刘志丹”，不赞成唱“毛泽东”，唱“刘志丹”就“实事求是”，唱“毛泽东”就“虚无梦幻”。作者思维矛盾，违背了逻辑证明同一性的规律，概念上使用了双
　　 重标准。其实作者说的“虚无梦幻”恰恰就是艺术的魅力，用形象思维来夸张，如果没有苏东坡的“虚无”，哪里会有“欲把西湖比西子”的千古绝歌；如果没有吴承恩的“梦幻”，哪儿来的《西游记》灿烂文化。
　　 论证失去了逻辑性，也失去了科学，也就没有说服力，其论题错误也是必然的。
　　 有一本《毛泽东走进延安》的书，作者王昙，祖籍在司马迁故里韩城，有这么一段文字：“在中华民族光辉史上，有两个伟人可以相提并论，一个是黄帝，一个是毛泽东；黄帝是中华民族开天辟地走向文明的象征，毛泽东则是中国开辟共产义新天地的伟人，毛泽东不只打败了一个蒋介石，而是要改造社会，在960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领导人民干翻天改地的伟大事业。”
　　 “乌鸦反哺，羔羊跪乳”，感恩是人的灵性，是人类的文明。没有《东方红》作者那样的苦难就无法理解《东方红》，没有经历过在毛泽东共产党旗帜下过着“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的岁月，也唱不出“大救星”。《东方红》从1942年问世，也已唱了半个世纪，已不是李有源用个人感情在唱，已是天下老百姓用感情在唱。“东方红”那个伟大的时代旋律，“东方红，太阳升”，这不仅是中国人的歌曲，也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歌曲……”这是1953年日本“虹之公众唱团”写给李有源的信，多少也能说明点什么。
　　 “改革”也曾有一度“放大”了毛泽东个人的过失，大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势态。连国家组织修改《辞海》，对“毛泽东”导语拿掉了“伟大”这一冠词评语。《这个歌》就在那年月，也不为奇，说唱《东方红》就是“有神论”正印证了那年月怀疑、批评毛泽东一切的历史烙印。
　　 翻过了“放大”错误的年月，“寻找毛泽东”热流将波及新的一代，许多“打的”司机位上悬毛泽东头像，心里怀念的难道不是“东方红”、“大救星”。当法国钢琴王子弹出一曲“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时，音乐厅群情鼎沸当现时正在播出根据韩城著名作家杜鹏程《保卫延安》改编的同名剧，片头曲不是还在大唱“东方红了，太阳升。”
　　 不论有些人怎么攻击《东方红》，不论《辞海》怎么拿掉“毛泽东”导语中的“伟大”、名族人民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活在人民心目中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他是人民大求星”是挖不走，搞不掉的，刚热播过的《五星红旗迎风杜飘扬》
　　 主题歌：“东方太阳正在升起，我们的领袖毛泽东，指引前进的方向，我们的前途大放光芒。”这就是人民的心声。网民说《东方红》这道歌是不会被遗忘的，也是人民的心声。
　　 让“唱《东方红》就是唱有神论”的邪说见鬼去吧！
　　 《东方红》永唱不衰，会把一切邪说都扫除的干干净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