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在浙江舟山衢山观音山创建洪因寺的广达禅师，是衢山本地的田厂人，他文才渊博，又对衢山的地理情势很了解，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曾经撰写了《衢山路引歌》，把衢山的地形进行了巧妙的描写，可以使人初步了解整个衢山的方位地名。其中写道：“枇杷篮来木屐礁，五鹤朝天斗岛岙……人文荟萃文化好，毛家禹洲读书高，留学法国娶娇妻，金发碧眼人称奇。”
　　 这“毛家禹洲”，就是毛起先生，“禹洲”是他在衢山老家时的名字，后来在效实中学读书的时候，他的国文老师，从政后被称为“民国第一支笔”的陈布雷先生赐字“无止”，取“学无止境”之意。从此，毛起先生就以“无止”为学字。留学时他为自己起名毛起（chiMao）。他后来在杭州时出版的著作《春秋总论初稿》和《诸子论二集》的署名就是“定海毛起无止著”。毛起先生是蓬莱仙乡岱山县的第一个留学生，是“五四”以后一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是现在还被冷落的国学大师啊。2009年12月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论语章句》。这本毛起先生尽20年努力完成的遗稿，在冻结了半个世纪后，终于与世人见面了。毛起这位舟山历史上的学术名人，终于又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而那一段“留学法国娶娇妻，金发碧眼人称奇的”浪漫故事，也闪亮在人们的眼前……
　　 一、
　　 1924圣约翰大学毕业后，毛起先生就被保送进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深造。为了更好地掌握当时世界上高深的现代哲学，更是怀着对本格森哲学的浓烈的兴趣，一年以后，他转到了法国的巴黎大学。想对柏格森哲学进行深入体味。
　　 亨利·柏格森（HenriBergson，1859－1941）是法国哲学家，他倡导的生命哲学是对现代科学主义文化思潮的反拨，他提倡直觉，贬低理性，认为科学和理性只能把握相对的运动和实在的表皮，不能把握绝对的运动和实在本身。他的哲学对文学艺术具有十分贴切的涵盖性，积极的效应性，于1927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亲身穿过理性主义的华盖，开辟了一条通路。由此通路，柏格森打开了大门，解放了具有无比效力的创造推进力……向理想主义敞开了广阔无边的空间领域。”（《颁奖辞》）
　　 毛起先生进了法国巴黎大学深造。浸润在柏格森哲学的思辨中，深入体味这种生命哲学的内在创造力，学习的情趣洋溢。但他却碰到了一个问题：他不懂法文。因此影响听课，影响学习进程。于是他托朋友寻找法文家教，朋友经过多方探寻，终于给他介绍了精通英语的当时正在巴黎美术学院学习的戴梅松小姐用英语来教他法语。戴梅松是后来取的中国名字，她的法文的名字是GenevieveDesmaisons。毛起先生的英语在上海读圣约翰大学时就已经精通。毛起先生凭借第二语言的媒介开始了第三种语言学习。每星期六，他就到戴小姐的住处去学法语。
　　 别看戴梅松小姐平时柔美轻和，带着一点画家的随意和散漫的样子；可做起家庭教师来却是严肃认真的啊。她的英语水平也很高，法语也很纯粹，转译得很好。一开始，毛起先生的发音总是不到位，她就一遍又一遍示范，一遍又一遍结合分析发音的部位矫正他的发音。毛起是一个富有才华的人，且思学心切，为学认真，他很快就感受到了发音的形态，于是进步很快。戴小姐感受到了自己教学的成就，很是高兴。记忆与理解、思考与方法的柔和，不久，毛起先生的法语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毛起流利的英语让戴小姐很倾服。而他出色的记忆和出人意料的进展自然也使得戴小姐眼睛闪着光彩，笑声很是清脆动听。
　　 一个星期天，她出去写生，叫毛起一起去看看法国的山林。尽管他平时一有空暇就要研究中国的先秦文化，但这天他还是慨然应允。于是两个人踏进了山林，对于出生在大海边的毛起来说，森林的感觉是新奇的，他看着她在林边写生，心里就涌上自己家乡的波浪……于是看她画好了一张后，毛起便向戴梅松说起了家乡的大海。戴梅松专注的听着，激情地说：我要去把那也画出来，好吗？毛先生说：好啊。忽然戴梅松站起来，她奔向毛先生，轻轻的说：毛，我爱你！两张火热的嘴唇吻在了一起……
　　 就在舌尖相遇的那一刻，毛起先生忽然理智地挣脱戴小姐的拥吻，跑到一棵大树的后面，彷徨不已……
　　 二、
　　 1919年的腊月，衢山岛斗高岭岗下的那一大片“下毛家”宅院，门庭红联对对，庭院彩结双双，鞭炮阵阵，鼓乐声声，欢歌笑语洋溢，新事喜气磅礴。衢山有名的岛斗十大家之首的“毛顺利”，为二儿子举行新婚大礼。亲朋好友齐聚一堂，自然是热闹非凡，不同一般。
　　 20岁的毛起，自然是心花怒放，这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人称小登科啊。而这一年他在效实中学高中毕业，受学校推荐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哲学。这类似大登科啊。人生的两件喜事同时拥有。实在是喜入心怀情意畅。
　　 这新娘子虽然羞羞答答低着头，但她身姿婷婷玉立，生得眉清目秀，偶然举头之间，可见两只大大的眼睛明亮有神。她叫杨梅仙。
　　 杨梅仙是宁波南乡斗门桥人，与毛起只有一面之缘，自然不是自由恋爱。原来她是毛起私塾老师的女儿。她的父亲杨传洪是宁波一带很有名气的私塾教师，当年在衢山任教，曾是毛起的家教老师。毛起学习《论语》《春秋》等就得益于杨老师。那时候这个小梅仙曾经跟着父亲来过衢山，那时四五岁的小女孩伶俐听话。当时很得毛家人的夸奖，毛起的父亲曾经开玩笑说将来做毛起的媳妇。毛起就在那时有过这么的一面之缘。
　　 毛起读效实中学的那一年，父亲竟然离开了人间。母亲与他的哥哥毛莱洲主管家事。母亲爱儿情重，盼孙心切。早就想给毛起结婚成家。当时的衢山20岁还没结婚的男子也是不多的。像毛家这么大户人家怎么能够居后呢？可也得找个门当户对的或是书香门第的。
　　 正好杨梅仙待嫁闺中，杨老师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自己得意的学生。毛母对杨塾师的品行才学也很有印象。对那女孩的印象也很好，教师之家，也抵得上书香门弟。所以有人一说合，这件婚事很快就成功了。至于毛起，那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个孝子，他当然也就接受听命。于是17虚岁的杨梅仙与20岁、刚刚高中毕业、正在就读圣约翰大学的毛起结为夫妻。第二年，就生下了儿子，取名凤仪。
　　 毛起大学毕业就出国去留学，杨梅仙就在衢山养子育子，操持家务。杨氏虽然文化不高，但毕竟是塾师家庭出身，自然识得一些文字，写写简单的信，读读一般的书还是可以的。她明白事理，头脑清晰，性情慈祥，温文尔雅；操持家务，井然有序，护理病人，细致入微，尽心尽意，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后来因为儿子凤仪得了牙疳病，在衢山医疗失误，致使烂了下巴，才带着儿子离开衢山住到镇海……
　　 一个传统中国人是不会轻易背弃自己最初的婚姻，即使是父母之命，媒信促成……
　　 三、
　　 戴小姐紧追过去，毛起说：“我……我在家里有妻子有孩子啊……”
　　 戴小姐向前抱住毛起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爱你……”
　　 于是两位异国青年把他们的爱情写在了片片法国梧桐叶上。在法国的那片土地上，爱情之火灿烂燃烧……
　　 中国留学生跟他国姑娘发生恋爱，在当时很正常普遍的。青春勃发的年轻人，正是干柴烈火的岁月。当年的德国姑娘伊姆加德与季羡林的“爱情悲剧”就是其中的一种情态，两地分离，不能终成眷属。而有些人因此把发妻休掉了，乃至留在了国外。毛起先生没有这样做，他把自己在国内有了妻室有了儿子的心事告诉她。这是现实，必须面对，才有可能发展。法国人的爱情是浪漫而又沉稳的，司汤达的《红与黑》里的德瑞那妇人和马蒂尔小姐是典型。而戴小姐是这两种性格的融合体，浪漫与深沉合成一个坚贞，她爱意深切，坚定不移。爱的力量，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如汤显祖所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那样超越生死，至于国界那就更不在话下了。
　　 就这样，毛起和戴小姐的爱情正是如火如荼。
　　 1928年的6月，毛起先生整沉浸在顺利获得硕士学位的欢乐中，一份急电，送到了毛起的手中：
　　 母亲不幸病终。
　　 似晴天霹雳，毛起感到一阵寒颤。虽然他学习着外国的创新思维，可自幼打下的中国文化传统思想，那是深入骨髓的，那是一种民族的特有的情感传统。那传统的孝道更是他作人的挚守礼仪，他认为回家奔丧守孝，尽为人子的一种本分，是人理所致，是不可违背的。于是，他不管快要毕业的学业，赶紧回国回老家，来为母亲守孝。
　　 他含泪告诉戴小姐。爱人的分离又是人生最大的痛苦。
　　 生死离别又是一场爱的检验。
　　 戴小姐听说毛起要回国，她毅然决然要跟随毛起先生来中国，来为她没有见面的中国亲人守孝。爱的追求和执着，也许是法国女子特有的一种风格和美好的情感。毛起先生也不能说服阻止她前往。他就把这些用电报先告知了哥哥和妻子杨氏。
　　 心里却担心着杨氏的态度，她能否承受这样的情态……
　　 戴女士跟着毛起先生远涉重洋，终于登上了从毛起嘴上多次听说的衢山岛。从小岙山嘴上岸，路上行人争相观看。她满脸笑容的用从毛起那儿学来的几句衢山话跟乡亲打招呼，人们看到这个戴女士和谐可亲而且开朗爽直，也都喜欢跟他说说。称她为法国夫人。
　　 四、
　　 于是，在衢山这个大户人家，毛起的两个夫人见面了。
　　 一个是中国的小家碧玉，古典女子；一个是外国的知识女性，现代女郎，各有特点，各呈风采。然而她们也有着共同的地方，都在1902年出生，名字中都带了个“梅”字。在当时民国时期的中国，没有婚姻之法，也没有一夫一妻规定，而比较流行的还是多妻制，一些贵豪之家妻妾成群是常事。杨氏即深爱毛起，也就没有对丈夫的情事加以反对。
　　 两个女人在毛起这个共同的男人生活的核心面前，和谐一堂。毛起这位既深得中国传统思想，又具外国创新思维的学者把他们融合在一起，和谐成一体，也许正是他的那种论语的“中庸”之法，“和谐”之方，这个现在还冷落的国学大师，当时却平静而巧妙地在家事中体现着国学的实践啊。看来毛起对两位夫人的生性了解也颇有讲究，杨氏虽然文化不高，但毕竟是塾师家庭出身，自然也得父亲之家传，深受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熏陶，深识为妻之理，警服之心，懂得“家和万事兴”的道理，为人大度，颇具有温文之情。而戴梅松，性格直爽，同时也颇具法国人的气度。善于反思，发生事故归因自己，这是法国人的一种精神风格。而这种精神风格正和中国儒家提倡的的“反躬自省”不谋而合，成就了和谐的基础。于是毛起的家里充满着和谐的空气。
　　 当然两个女人有时候总不免为了生活中的小事，有些争吵。正像舌头和牙齿也有绞缠一样。毛起的现在年近80岁的二儿子毛凤仔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我只记得有一次两人在吃饭时为小事争吵起来，下午法国母亲提出电话请我舅舅来调解。我大舅来了，就没事了，她对他是非常信任的。”杨梅仙的哥哥自然也深懂中国的传统之道，当然总会巧妙调和。而杨梅仙的忍让和戴梅松的反思归因于自己，总会使矛盾及时消解。
　　 毛起1930年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1931年6月全家离开广州去杭州。任教于浙江大学。戴女士也随之在浙江大学教法语。当时全家和谐地居住在杭州。毛起先生的二儿子也就在这一年出生。在杭州期间，交往最多是国立艺专校长、著名画家林风眠先生和李如化（钢琴家）夫妇，两位的夫人也都是法国人，异地相遇，经历有共，有种共同的话题啊。而且戴梅松女士与林风眠先生还有校友之谊。1936年，冬，林风眠在上海法国公学举行画展，作品有百余幅，由法驻沪总领事莅临主持，戴梅松女士以“戴士乐”之名，前往上海画展上作讲演，认为林风眠作品“保有唐宋时代之精髓，而兼具欧洲马蒂斯等诸艺术家之格调”。把林风眠先生以“我入地狱”之精神，极力提倡兼收并蓄，调和中西艺术，为中国艺术界杀开了一条血路，而努力革新开拓的精神与实践业绩，以精练而有专业性的文字加以评述，为推介林先生的作品做了一定的贡献。
　　 1931年，杨梅仙生下了第二个儿子毛凤仔。而戴梅松把杨梅仙生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那凤仔四五岁开始，就喜欢跟着法国夫人出去玩。法国夫人也喜欢带他。她去画画，写生，他就会跟着去。戴女士她决定不生育。这样自然又少了很多矛盾。增加了和谐的有利因素。小凤仔称生母为“阿姆”，称戴女士为“姆妈”。吃饭时五人围着一张桌子，凤仔坐在两个母亲之间。
　　 “七七”事变，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进攻，毛起携全家离开杭州，避入上海租界。毛起先生后受聘于暨南大学。杨梅仙夫人主持家务日常生活。戴女士在上海法文日报（JournaldeChangkc）馆担任艺术栏编辑。她下午上班，绘画编辑设计，工作在晚上十点钟回家。空暇之时，大都在家看书作画。有时毛起先生也有空，两个人就一起去逛古董商店。生活虽然艰辛，却是充实美好。1941年12月太平洋事变后，日寇进占上海租界，暨大停办。家里生活艰难，住处狭窄，一家五口就这么挤着过日子。戴梅松并没有怨言，而是更加坚忍刻苦，更加和谐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