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返京之路
　　 我是北京上山下乡知识青年，1965年去了宁夏生产建设兵团农建13师1团5连，1979年3月返回了北京。如此算来，我在宁夏呆了将近15年，而且是人生最宝贵的15年。从20岁到35岁，这15年我们都无私地奉献给了宁夏。我们的青春都奉献给了宁夏的军垦、暨后来的宁夏农垦事业。个中滋味，唯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品出。是酸、是甜，还是五味杂陈？谁能说得清！
　　 我们北京知青大规模返京，始自1978、79年前后。我和夫人当时还在平吉堡中学当教师。看到知青哥们儿、姐妹儿一个个回了北京，我们也坐不住了，开始想辙办手续回北京。当时好像是，只要开一个县以上医院的证明，证明你符合病退的条件，然后，团里再发函到北京的街道办事处调查。如果当地街道同意，盖上公章返回团部，我们就可以办理返京的手续了。
　　 我得知这一消息后犯了难：当时我的父母都被赶到了湖南老家，北京只留下了我的大弟弟。他是一个吃凉不管酸的人。我不能交给他去办！这时，我想到了我的街坊苏大妈。她是一位街道积极分子，在街道上说得上话，跟我们家关系又不错。就得拜托她了！
　　 于是，我给苏大妈写了一封信，请她老人家在街道调查的时候，帮我说几句好话。可是她老人家姓苏，大名怎么称呼呀？没辙了，我就试着在信封上写了一个“苏大妈”收。没想到她老人家还真收到了，还帮我说了一大车的好话。她说我眼睛高度近视，眼镜儿跟酒瓶子底儿似的，走起路来看不见墙，尽撞上，眼镜老因为这个碰坏了，又没钱买，只能用铁丝当眼镜儿腿儿。说得跟真的似的。办事处的人就那么信了。我也就可以办理返京的手续了。
　　 我返回北京以后，干过很多工作：当过记者、编辑、企划、总裁助理，干过小工，还差点儿当上北京“风雷京剧团”的编剧。
　　 那是1979年我们刚回北京的时候。我们很多知青都找不到工作。街道可怜我们，给我们找了个临时工干。我和我们连原来的连长崔凤智，还有我们连的知青刘玉昆、单宝志等人一起，给珠市口附近的“风雷京剧团”工地当小工。工程负责人是剧团的副团长。我们需要不停地推砖瓦灰沙石供搅拌机用料。一闲下来，我就跟那位副团长聊天、侃山。谁知这么一胡聊，倒聊出点儿意思来了。那位副团长竟让我去他们京剧团当编剧！我当时可没那么激动。我考虑的只是：能不能当正式工、能不能马上转正？当副团长告诉我，现在还没有名额时，我马上拒绝了。我要养活一双儿女，我还有夫人。没有正式工作，我是断然不敢去的，那怕它是更好听的工作。
　　 后来，我曾经被借调到崇文区委宣传部工作过几个月。其间，《旅游时代》杂志社招聘编辑，我闻知此讯后，马上提出辞职。当时的崇文区有关领导挽留我，我都义无反顾地拒绝了。我要圆我从幼年时就经常作的梦！
　　 反正我回京以后干了很多工作，经历足够丰富，教训也足够多。我也没有去梳理我的这一辈子。我得说出来，如梗在喉，不吐不快。我让后人去评论吧！
　　 （二）三个北京知青的返城之路
　　 在时间流逝了十几个年头之后，也许不会有太多的人记得，20世纪70年代末，那场声势浩大、把一座城市堵得发慌的“知青大返城”。 当他们经过十余年的奋斗，又重新在城市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当每个城市人都在忙忙碌碌奔着自己的日子的时候，那批由于种种原因滞留在城市外、连末班车也没有赶上的人们自然只有被人遗忘了。尽管每座城市的人事部门都制定了这样那样的有关政策，在城市能够承受的前提下，陆续解决这个延续了几十年的历史遗留问题，但总还有划在杠外的。于是，有些人就用自己的方式，回到了原本也属于他们的城市—— 在北京的黑户口中，就有一部分是北京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我只为他们中的几个画了张素描：
　　 务实的常君
　　 常君1976年被分配到某煤矿中学教书后，就失去了返回故里的权力——教师算国家干部，你就不算是知青了’。
　　 常君一面加紧提高自己，一面做着返回北京的梦。
　　 他以初中毕业生的资格考上了省里的一流大学。毕业后，又在自己任教的煤矿中学里担任了数学教研组组长。他知道，返京梦一旦成真，那么，无论回到北京干什么，竞争都将是异常残酷的。
　　 1987年，他辞职了，把老婆孩子留在煤矿，只身一人回到北京闯世界。
　　 他贷款2万元，在一条还算繁华的街道上开了一个小酒吧。
　　 小酒吧高雅幽静。柔和的霓虹灯、典雅的高背椅、温馨的音乐，还有墙上的那幅大写意山水画，在喧嚣的北京城里，这里可算得上是一个世外桃源了。
　　 生意挺火，光顾这个小酒吧的，不光有大学教授、工程师、记者、个体户，还有大鼻子老外。他们都看中了这个酒吧的文化氛围和每天20小时的营业时间。
　　 我问常君：“发了吧？”
　　 他很自豪地回答：“反正不到半年就还清了贷款！”
　　 “下一步呢？”
　　 “干个大的，再盖个饭店！”
　　 “那你的老婆孩子、你的户口……”
　　 “车到山前必有路！”
　　 常君不那么健谈，可走的每一步都是踏实的。他对自己的每一句话都负责。
　　 不安分的马君
　　 正值不惑之年的马君，在经济生活中可不是一帆风顺。
　　 他二十郎当岁就当上了一个生产队的会计。他人长得漂亮，虽然只有初中文化，鬼主意却多得出奇，常有惊人之举。
　　 后来，他调到省城一所干休所当管理员，工作轻松舒适，钱也不少拿。但他却得陇望蜀，他早就瞄上了他当会计时那个生产队的几片水塘。他看到当地的鱼价呈火箭上升趋势，便决心利用那些水塘喂养当地最走俏的黄河大鲤鱼。
　　 他和一个河南来的养鱼高手合伙投资了几千元，买了鱼苗、饲料、工具等，像养孩子一样喂养小鱼，吃住都在水塘边。
　　 盛夏时节，小鱼长成了斤把重的金色鲤鱼。他开始盘算鱼该卖多少钱一斤……
　　 谁知，一场毁灭性的灾难正在等着他们……
　　 一场百年不见的大雷雨，像开了闸的洪水，无情地把他筹划卖三元一斤的鲤鱼冲得无影无踪。
　　 马君毕竟是条汉子。
　　 他没有死心。
　　 干休所对面有几间房子要出租。他毫不犹豫地把它们租了下来，征得房主同意，把房子改成了旅馆。
　　 他依然没有钱。旅馆里的床铺桌椅，不是他用旧木料做的，就是跟人家借的，被褥也是万国旗似的——除了自己倾囊所有外，很多都是朋友们想扔而又不舍得扔的。
　　 旅馆挣钱也不易，于是马君很苦恼，酒量也日渐增长。
　　 那一日，不慎将没掐灭的火柴扔进酒碗里，把旅馆烧了个大半，幸好扑救及时，还未酿成重灾。
　　 旅馆开不成了。1988年，在全国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的迁徙中，马君带了当地的100多个壮小伙，来到了梦牵魂绕的北京城。
　　 他凭着几个铁哥们儿的关系，找到了一份装卸火车皮的工作——那是北京人眼儿都不夹一下的苦差事：几个小时内要卸完几十车皮的木料、水泥、石灰、煤炭……每一分钱，都是汗水甚至是血泪换来的，又没有任何劳保，其艰辛和苦难是常人难于想象的。
　　 马君当然不会去扛麻包。他是包工头，接活儿、派工、分钱……自己每月不会少于四位数。
　　 我问马君：“知足了吗？”他鄙夷不屑地哼了一声：“哼！权宜之计嘛！”
　　 “以恶治恶”的李君
　　 李君已逾不惑之年，原北京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下乡后任当地某中学的教师。
　　 他是1965年毕业的高中生，干过农工、司务长等活计。1976年被省城的一所中学招收为语文教师。翌年，全国恢复高考，当地的高考试卷，6科加起来他只用了2个多小时就全部答完，成绩平均94分！他把大学录取通知书撕了个粉碎，觉得上大学没劲，不如自己看书那么自在。可是，当在职人员可以报考研究生的消息公布后，他动了心，于是，他把自己关在一间6平方米的地下室中，只穿着裤头，在30多度的地下室中啃书本。没有电扇，也没有吃过一顿热饭。3个月下来，他掉了20多斤肉，身上的痱子变成了痱毒，留下一块块深暗色的疤。他成功了！他以全省哲学专业考生第二名的身份准备到美丽的西子湖畔就读。
　　 好事多磨，风云突变。就在他打点行装的时候，有关人员通知他，因政审不合格，他被刷下来了！
　　 他像是被挨了一闷棍，一下从狂喜中跌入深渊。父亲是大学教授，年轻时曾集体参加过国民党。就凭父亲这点“劣迹”，就被剥夺了我的研究生资格？他怎么也想不通，精神也有点失常了。
　　 一直到1984年，当经商热席卷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时，他才如梦方醒：走不成治学之道，还有别的道路可走呀！何苦在一棵树上吊死？
　　 于是，他和学校的另一位老师，停薪留职一年，在省城开了一个公司。
　　 没有资金怎么办？用货主的钱作买卖！
　　 该城是引黄灌区中一座富庶的中等城市，盛产小麦、稻米，可收获季节却缺少麻袋装粮食。他们瞅准了这一信息，一下子从外地进了60万条麻袋——当然，是代销的，货出手后再给钱，
　　 不料当年，该城及附近的县市遭受了百年罕见的大洪灾，粮食减产到要吃国家返销粮的地步，麻袋卖不出去，他们的如意算盘又落空了。 他们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家产，仍然是资不抵债，亲朋好友多方集资也无济于事，他们只好使出了最后一个绝招：赖帐！他们横着脖子、光着膀子对要债的人大吼：“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债务后来就这么不了了之了。李君为此失去了所有的朋友和亲人。
　　 李君并未从此罢手。他从这次教训中悟出了一个道理，也许就是被他自己称之为“真理”的东西：做买卖，没有宰孩子的心不行！
　　 我不知道他后来“宰”了几个“孩子”，反正他挣了几万块钱。
　　 3年前，他毅然回到了北京，在一个乡镇企业中出任信息开发部经理，出卖帐号、买空卖空、索贿行贿……用他自己的话说，现在他已完全是一个“五毒俱全”的黑心商人了。
　　 后来，他被捕入狱。
　　 每个人都想在自己的人生过程中画出一条完美的生命轨道。
　　 许多人一生顺利而使自己的生命线平淡无奇，也有人百折不挠，生命线丰富多姿。
　　 无论是务实的常君，聪明的马君，还是以恶治恶的李君，他们都是自认为自己是倒霉到家的人，然而，谁都不甘心就此倒霉下去，于是，他们都在奋斗，并用各种方式改变自己的境遇。他们的目标都是打回城市去，却踏上了不同的路。当然，不同的路自然就会有不同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