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读《社会契约论》，发觉其中有许多理念的阐述是十分精辟独到的，将中国现状的思索和它联系起来，时常能够让我们理解并关注到更多。
　　 中国发展的脚步在加快，与此同时很多问题也暴露无遗，这些问题并不是出于某个特定环境下才产生的，而是积来已久的。“大多数民族，犹如个人一样，只有在青春时代才是驯服的；他们年纪大了，就变成无法矫正的了。当风俗一旦确立，偏见一旦生根，再想加以改造就是一件危险而徒劳的事情了”。我们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里，封建君主专制的统治地位时至今日仍留下了根深蒂固的负面影响。人民一切服从于统治者，没有个人的价值、平等、自由、尊严。而建国后政府与公民的强弱关系依旧。新中国在效仿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道路下国家拥有绝对主导权利。至此，不管是历史的还是现代的，经济的还是政治的，重重强化了政府权利，也无形之中引导了一种“官”念，时至今日，中国都难以挣脱这种社会观念的束缚，所以它腾飞的那么艰难。
　　 这种由来已久的习惯延续至今，表现得极为深刻的是我国近年来涌起的一股公务员热。这其中的缘由无法弄的清楚，但如此多人热衷于行政未必不是种悲哀。这其中必然伴随着私利的意味。因为“在一切真正的民主制下，行政职位并不是一种便宜，而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在趋之若鹜的人潮中究竟有多少人是为了那份维护公众意志的承担而追寻成为政府人员大概不言而喻。“政府愈是把这种力量耗费在自己成员的身上,则它剩下来所能运用在全体人民身上的力量也就愈小。”当如此多的人都专注于成为政府成员，那么公民全体利益的维护还有多少关注，还有多少公意能够真实并且有效的表达出来，这是值得反思的。
　　 依卢梭所言，政府作为人民和主权体的中介，负责执行法律并维护社会的以及政治的自由。可见政府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维护公意的手段。政府官员的个人“私意”是“毫无地位的”，他们应该体现“公意”。然而在中国官场中却存在着许多本末倒置的现象，因为“政府虽不直接脱离其创制的目的，却可能依照它本身建制的方式而或多或少地偏离这个目的”。我们可以看到，行政官员的个别意志与公意是不可能一致的，个别意志偏于私，公意倾向于平等。假若政府官员太过庞大，那么其中的“私意”也将膨胀，公意的体现就更加困难了。现如今，官员滥用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利作为谋取私利的特权这一现象，在中国屡见不鲜，人民深恶痛绝。值得所有政府人员铭记的是，当人民的正当利益被损害，那么政府的权威也就不能妄图继续存在了，人民不是糊涂的。
　　 由此，我们不妨思考一下如何建立一个为人民所拥护的权威政府。从卢梭的理念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发。政府要精简高效，应由少数“精明能干的人组成”，行政机构不能“徒劳无益地增加”。为防止政府违背公意。滥用职权，分权的政治理念是值得借鉴的。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行政人员应当“真是为了群众的利益”并“明智”、“有经验”、“受人重视与尊敬”，因为“唯有英明能干的人,公众舆论才会把他提升到首要职位上来,而他们也会光荣地履行职务的”。这一观点是值得中国关注重视的，因为这其中明显的蕴含这一种除行政人员“精干”的要求外，还体现了人民公意的认可的重要性，由人民来评判政府人员的工作与品质，积极参与到这种监督中将是公民全体对自身权益维护做出的选择。
　　 法律与自由的维护不应该是政府的专属，成为公务员，参与政府行政中固然是十分有效的方式，但作为人民，我们手中的监督等权利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实现以权治权，这对于人民公意的充分体现以及形成人民自己拥护的权威政府都意义重大。发挥人民的力量也有其秩序和要求，在主权的权威与政府之间，有时会出现中间力量--人民的代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更要求如此。然而卢梭严肃地告诫我们，“正如主权是不能转让的，同理，主权也是不能代表的；主权在本质上是由公意所构成的，而意志又是绝不可以代表的; 它只能是同一个意志，或者是另外一个意志，而绝不能有什么中间的东西。”鉴于此，我们也该反思中国引以为豪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些代表是否真的具有民主政治的理论和符合民主政治的道德水准，是否能真正反映人民的意志，这都是值得反思的。不可否认，绝对有不够格的代表，也不乏人民意志被代表了的情形存在。
　　 如此看来，现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国任重而道远，而这需要国家与人民的共同努力。不论是拥有权力的官员，是人民代表，还是普通的公民，首先应当尊重并拥护的是自己作为公意参与者的职责，每个人都应该为社会的民主自由与平等而努力。
　　 怎样维护和谐的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始终是中国人关心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国快速发展，各种外来思想随大潮涌入，越来越深刻的冲击着中国社会的今天。中国人历来倡导和谐，然而这种共同的期待在大潮中显得十分单薄，逐渐仅仅依靠着我们的传统维系，这是危险的。此时，我们所需要的正是一种契约的理性精神。将其中的人文关怀和理性精神融入和谐的理念中，成为社会稳定的力量。
　　 在契约理性中很值得关注的是卢梭对于法律的划分，某种意义上，它体现着道德与法治中我们不可忽 视的正能量。卢梭的四种划分中，即策划全体秩序的“政治法”；规定公民各种自由权力的“民法”；制裁一切法律的“刑法”；以及公民心中的“风尚、习俗”，卢梭推崇第四种法律为“一个国家的真正宪法”。可以看到的是前三种法律随时间都有衰老或消亡的时候，而公民心中“风尚、习俗”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相对稳定的精神，它可以创制新的法律或者代替已有的法律，而且可以不知不觉地以习惯的力量代替权威的力量。
　　 中国社会应当重视这种的力量，这是一种稳定有效的气氛，“它以国家为宗教崇拜对象，凭此最能强化社会的结合”。“公民的宗教是各国自行规定的宗教，有法外的崇拜，规定该奉什么神，其教条只普及该国内部，其他国家的人都被视为异教徒。它以国家为宗教崇拜对象，凭此最能强化社会的结合”。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将这种公民宗教有效的发挥，形成了“国家自行规定的宗教”或者“法外的崇拜”，例如美国信仰自由与平等，日本尊奉神社。毫无疑问，这些精神文化的特质也会潜移默化地融入整个社会的交往与规范之中，凝结出一种共同自然约束同时共享舒适的状态。
　　 卢梭说:“唯有道德的自由才使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而唯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人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了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了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在我们的国家，千年的传统中也存有这种公民的宗教，然而，现在只徒有信仰的失落。中国的经济政治自由的追求意识越来越成熟，但是我们追逐一些物质时遗落了我们曾经的道德自由。
　　 我们一直都以为明文规定的才叫法律，而出于道德上的只是高尚者的证明。于是乎，一部分中国人只要是不违反明文法律的什么都敢做，哪怕是道德所谴责的。因为只要是法律书写范围外的一切都不会让他们收到法律制裁，而他们也不在乎做一个高尚的人，在他们看来做一个卑鄙者明显要简单的多，他们实现自我私利所受限制也少的多。因为“无所顾忌”，所以才有了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下的社会道德滑坡。官员腐败和社会风气不正带来“道德真空”，国家伦理资源严重亏空，与“精英道德”的失落相伴随着“躲避崇高”或“痞子文化”的非道德化时尚，社会伦理秩序的失序和非规范化或无规模化道德状态的种种怪像层出不穷；而更多的中国人不愿当一个坏人，他们也当不了好人，所以干脆当一个冷漠的人。他们不违反法律，也不干违背道德的事，但是他们也不扶持道德，甚至对道德约束更是反感，对社会问题和自己身边的人与事只要不涉及自身的厉害就听之任之。道德本来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习惯，是人们为自己所定制的法律，而现在他们放弃了成为自己的主人而让私利控制他们放弃了掌控自己正确人生的权利，他们放弃了自己制定的法律放弃了自由甚至放弃了义务。
　　 可见道德的自由并非指以自己的评判标准来做自认为道德的事，而是遵从于社会普适的规范，这是人们自主掌握自己正确人生所定制的共同的法律，约束自我私欲来维持自己的正确方向，享受这种道德习惯包围下的舒适和自由。这时个人与社会国家真正在意识上达成了一致，也在相互促进。“国家的体制愈良好，则在公民的精神里，公共的事情也就愈重于私人的事情。私人的事情甚至会大大减少了，因为整个公共幸福就构成了很大一部分个人幸福”，公民为自己所定制的法律，是对国家体制的完善，这种公民精神随时告诫警惕人民要约束自我遵守共同的“风俗习惯”，它满足着公众幸福，更保障着个人的幸福和道德自由。中国人民个人的幸福在哪，我想这是很好的回答，它在于社会，更在于社会中每个个人。
　　 社会契约论给我以启示，社会契约的意义在于它的参与者是社会中每一个公民，契约中法律、规则的社会效应以及人类追求理性平等、自由和文明的愿望是每一个公民应该期待的。中华民族的振兴不应该只是忸怩不均衡协调的前进。从社会契约的理念中吸取正能量，为中华民族创造更多和谐的发展希望。